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对国防问题的意见(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
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态度(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
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1](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
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解释(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二日)
南方游击区谈判改编时应坚持的方针(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
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军的战略部署(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
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关于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的意见(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在山西应坚持普遍的游击战争的方针(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关于差别和矛盾问题[1](一九三七年)
关于华北作战的补充意见(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
《农村调查》序言一[1](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
给雷经天[1]的信(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关于没收汉奸财产问题(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
论鲁迅[1](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一九三七年十月)
目前的时局和方针[1](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
关于华北形势和八路军调整部署的意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
向全面抗战过渡期中八路军在山西的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原则(一九三七年十一日十五日)
给文运昌[1]的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1](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
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
给范长江[1]的信(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
关于战略计划和将来行动的意见(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
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1](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
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放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
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1](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
《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
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1]的信(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
边区的货币政策(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七日)
抗战与外援的关系(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
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1](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1]一文给陈伯达[2]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1]一文给张闻天[2]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
妇女们团结起来[1](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
巩固着重于华北，发展着重于鲁苏皖豫鄂(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
抗大[1]三周年纪念(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永久奋斗无1字段(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
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研究沦陷区[1](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
目前政治形势及对阎锡山[1]的方针(一九四○年一月十一日)
吴玉章[1]寿辰祝词(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日)
集中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一九四○年一月三十日)
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年二月五日)
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一九四○年三月五日)
华北应在军事上立即转为守势(一九四○年三月十六日)
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1](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目前八路军在华北华中的方针(一九四○年四月一日)
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一九四○年四月五日）
对中间派应采取的方针(一九四○年四月十二日)
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1]
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九四○年八月十三日)
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1]的信(一九四○年九月五日)
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一九四○年九月六日)
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建设(一九四○年十月十四日)
防止执行政策时犯“左”倾错误(一九四○年十月十八日)
对待反共派俘虏的政策[1](一九四○年十月十八日)
动员一切力量进行争取友军工作(一九四○年十一月四日)
朱德等给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1](一九四○年十一月九日)
华北各部队今年冬季的任务(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利用一切机会对黄埔系军人进行统战工作[1](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一九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们决不能怕破裂(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日)
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
日苏缔约后英美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态度的分析(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日)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一九四一年)
当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
抗战中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一拉一打政策(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关于财政预算问题给林伯渠[1]的信(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三日、十五日)
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
给萧军[1]的信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日)
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1]的信(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
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1]的信(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
关于农村调查[1]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
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文化课本》序言(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七日)
中宣部宣传要点[1](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目前应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工作中心(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1] (一九四二年三月)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关于整顿三风[1]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1](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
对华中精兵简政的意见(一九四二年八月四日)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谢觉哉、陈正人[1]的信(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
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给何凯丰[1]的信(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
历史教训[1]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
评柏林声明[1]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
通讯社和报纸的宣传应符合党的政策[1](一九四二年十月一十八日)
关于起草财经问题报告给南汉宸[1]的信(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责任编辑：丁冬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