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385～433）东晋和南朝宋时代的诗人，是南北朝时代与陆机齐名的诗人。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育于钱塘（今杭州）杜明师道馆，直到十五岁才由钱塘接回建康（今南京），住在朱雀桥边的乌衣巷内，因此巷人都叫他“客儿”，人称“谢客”。他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谢玄是东晋名将，在淝水之战中和叔父谢石、族弟谢琰一起，以八万人马大破前秦苻坚号称的百万大军。维护了东晋偏安局面，被封为康乐县公。父亲谢瑛袭爵任秘书郎，母亲是东晋名书法家王献之外甥女。其祖辈、父辈亲族中为显爵大官者甚多。显赫家世及优裕生活使谢灵运自幼有一个良好的受教机会，但性格高傲、任性、不受拘束，萌下日后受害祸根。由于其父早逝，其十八岁即承袭“康乐公”爵号，食邑两千户，世称“谢康乐”。

　　谢灵运二十岁时，即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开始踏上仕途。 因生当乱世，其在政治风波中亦难免经受颠簸。初任琅王大司马行参军，次年转为抚军将军刘毅的记室参军。义熙七年（411），刘毅反对刘裕兵败自杀，谢混也被诛杀。谢混乃谢安之孙，谢灵运族叔。刘裕没有深究谢灵运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反而起用他为大尉参军（时刘裕官居太尉），次年改为秘书丞，但不久即被免官，赋闲三年。义熙十二年（416），再度出仕，为骠骑将军刘道怜的谘议参军，转中书侍郎，后为世子中军谘议、黄门侍郎。十四年，任相国从事中郎。元熙元年（419），谢家有一门人与灵运小妾通奸，灵运使人杀于水边，为王弘所弹劾，再次免官。元熙二年，刘裕取代东晋，正式即位皇帝，改国号为宋，改元“永初”，下诏一律废除晋代封爵，只对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五家例外，但爵位下降一级，食邑减少，谢灵运亦由公爵降为“康乐县侯”，食邑500户。

　　永初三年（422），宋武帝刘裕驾崩，太子义符即位，称少帝，仅十七岁。傅亮为中监尚书今，谢晦为中书今，徐羡之为司空、录尚书事；该几人擅权独行，独揽朝纲。少帝非帝王之才，不久即被废。按封建宗法规定，应由刘裕次子庐陵王义真继位，但权臣们却拥戴刘裕三子义隆。庐陵王义真，聪明、爱文士，在其门下知名人士有谢灵运、颜延之和慧琳（高僧）等。徐羡之等权臣为剪除庐陵王羽翼，当武帝刘裕病重时，即策划下诏，把义真调离京城，继而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贬谢灵运为永嘉郡太守，任颜延之为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慧琳也被逼离建康。 随后于景平二年（424）即废少帝义符。不久，义符、义真均遭杀害。义隆登基后，称宋文帝，改元“元嘉”。到元嘉三年，文帝地位已固，就断然诛杀擅权专政的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谢灵运被召至京为秘书监，寻迁诗中，颇受宠遇。但始终是个侍从文臣，不久又托病回始宁过隐居生活。

　　元嘉八年（431），灵运请求把会稽郡东郭的回踵湖与始宁的岯崲湖之水排掉，以开垦造田。会稽太守孟顗不同意，谢灵运指责孟顗不为利民着想，而是自己信佛戒杀生，怕湖中鱼虾丧失才反对垦田。并嘲笑他说：“得道靠的是天性聪慧，你虽然生在我前，成佛必在我后。”孟深恨之，状告其有“异志”，灵运连夜赴京申辨，文帝不予追究，将其留于建康。半年之内，编定64583卷“四部书” 目录，并和名僧慧严、慧观等共同润饰昙无谶译的《大般涅槃经》。旋出任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内史。在临川他依然纵游无度，为有司所纠。九年，司徒刘义康竟遣使去收捕他，谢灵运无法忍受耻辱，调兵拒捕，于是降死一等，流放广州。十年，被诬参与农民谋反活动，在广州被杀，时年49岁。

　　谢灵运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刘宋时代，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由他开始，山水诗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流派。魏晋以来，崇尚清谈。东晋偏安江左，清谈之风变本加厉。这种风气侵袭到文学创作的领域里，造成了玄言诗的盛行。这些诗淡平寡味，“平典似《道德论》”，既谈不上言志缘情，也谈不上风华辞采。但是玄言诗和山水诗又并非截然的对立面，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山水有“以形媚道”（宗炳《画山水序》）的一面，山水之中包孕着玄趣。因此玄言家大多喜好山水，借山水言玄。例如玄言诗的主要作家孙绰的《兰亭》诗，就有相当生动的景物描写。到东晋后期，模山范水的作品渐渐增多，诗风开始转变。《宋书·谢灵运传论》把山水诗的倡导之功归于殷仲文和谢混：“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但从这两位作者现存的作品来看，玄言成分依然相当浓厚，描写技巧也不够成熟。真正大量写作山水诗而且在艺术上卓有成就的作家是谢灵运。

　　在政治上不能得志，谢灵运寄情于山水，加之他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登临寓目，每每发为诗篇。由于写作的对象是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少有的，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技巧,要成功地把奇秀的江南山水反映在诗篇里,作家必须自铸新辞，精心刻镂。谢灵运的山水诗所以超越前人，原因就在于体现了这一方面的新的创造。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诗品》中）两位和谢灵运同时代的诗人使用的同一比喻，说明了谢诗的特点，即鲜丽清新。

　　这一特点体现于对山水形象捕捉的准确。“春晚绿野秀”（《入彭蠡湖口》）、“青翠杳深沉”（《晚出西射堂》），同样是绿色，却是两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前者为暮春,后者为深秋。“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写落日时的短暂景象，就把读者带到了雨后山林这一特定的环境里。为了准确地捕捉形象，诗人确乎是“经营惨淡，钩深索隐”（沈德潜《古诗源》），调动了多方面的艺术技巧。例如他的名句“白云抱幽石，绿□媚清涟”（《过始宁墅》），既以拟人的手法赋予大自然以生命，又利用浅深、明暗的对比显示了大自然丰富的色彩。“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石门岩上宿》），以有声烘托无声，由动而见静，细致地写出了深山夜色。

　　谢灵运在写景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情。《登池上楼》之所以受到历代读者的赞赏，不仅是因为“池塘生春草”这一猝然偶得的名句，而且是由于通篇的情景交融，不同的景物只是诗人情绪变化的背景。《过白岸亭》“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空翠强难名，渔钓易为曲”等句,把老庄哲学化入山水景色之中,由景涉理，进而引起荣悴穷通的感慨。《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由“天路”登群峰之首，若入云烟，自然地引起思古幽情，又一转而为忧生的嗟叹，以景启情，浑无痕迹。

　　谢灵运诗中时时可以见到佳句，但通篇完整的作品不很多。他登山临水“寓目辄书”（《诗品》），自然难于有那么许多精致工巧的名句，因而常常借助于汉赋铺陈排比的手法，填塞一些典故完篇。而致力于追求新奇，也易流于艰涩险怪。同时，谢灵运本人还没有摆脱玄言诗的消极影响。他兼通玄佛，有的诗篇固然能够做到寓理于情，寓情于景，但也有不少作品的结尾，理往往游离于情景之外，类似说教，沉闷乏味。

　　谢灵运诗篇中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狭窄，其中虽有一些对时政的不满，但多是个人的怨望。不过，也可以从中了解当时士大夫的精神面貌。更为重要的是，谢灵运以其文学创作活动促使了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变。他那刻意追新的艺术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唐代的李、杜、王、孟、韦、柳诸大家，都曾从谢诗中吸取过营养。钟嵘在《诗品》中说他“颇以繁富为累”，又说：“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这样的意见虽然不免溢美，但大体上还是中肯的。

　　谢灵运的文章著作：谢灵运的文，成就不能和诗相提并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存其赋10余篇，最著名的是《山居赋》，谢灵运自己有注，《宋书·谢灵运传》录其全文。从文学的角度看，价值并不很高，只是其中对始宁别墅的详细描写，可以作为今天研究东晋庄园制度的重要资料。《岭表赋》、《山居赋》中有一些景物的刻画，《江妃赋》中对神女的描写，则颇有匠心独运之处。

　　谢灵运早岁信道，转而奉佛，与名僧慧远相往还。元嘉间辞官归始宁，又广结僧徒，精研佛理。他著名的哲学论文《辩宗论》，阐述顿悟，企图折中儒释。他曾经注释过《金刚般若经》（《文选》、《头陀寺碑文》李善注）；又曾和僧人慧严、慧观等共同润饰昙无谶译的《大般涅经》。经过润饰的经文，比原译远为流畅优美，世称南本，原译则称北本。

　　谢灵运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诗文创作以外，还兼通史学，工于书法。元嘉间，曾奉诏撰《晋书》，《宋书·谢灵运传》说“粗立条流，书竟不就”，《隋书·经籍志》录有谢灵运撰《晋书》36卷，当是已经写成的部分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据《文选》、《太平御览》等辑有佚文。《隋书·经籍志》所录谢灵运著作，除《晋书》而外，尚有《谢灵运集》等14种。但有的恐只是分合繁简之别，有的是谢灵运辑抄前人的诗赋集。《谢灵运集》19卷（梁20卷，录 1卷），北宋以后就已散佚。明代李献吉等从《文选》、《乐府诗集》及类书中辑出谢灵运的作品，由焦波刊刻为《谢康乐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谢康乐集》2卷。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均有辑录。黄节有《谢康乐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曾据清华大学讲义本校订排印。

　　谢灵运是山水诗的鼻祖：山水诗的出现，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而且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继陶渊明的田园诗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的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

　　早在《诗经》和《楚辞》的时代，诗中就出现了山水景物，但那往往只是作为生活的衬景或比兴的媒介，而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到了汉末建安时期，曹操的《观沧海》才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西晋左思的《招隐诗》和郭璞的游仙诗都写到山水的清音和美貌。这类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毕竟在客观上为后来的山水诗提供了艺术经验。山水诗如同游仙诗和玄言诗一样，与魏晋之后隐逸之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士大夫的传统观念中，山水隐逸总是与社会仕途对立的。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 述而》）的观念，对后来士大夫的影响相当深刻。自汉代以来，遁迹岩穴即被视为一种清高，同时也是通向仕途的捷径。到了魏晋，由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隐逸之风大炽。士大夫阶层大都以山林为乐土，他们往往把自己理想的生活和山水之美结合起来。因此山水描写的成分在诗里就逐渐多了起来。晋宋时代，尤其是南渡之后，江南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士族地主阶层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加优越，他们大造别墅，在秀美的山水之间过着登临吟啸的悠闲生活。而作为生活环境的山水景物，也就很自然地反映在诗中。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的产生，与当时盛行的玄学和玄言诗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玄学把儒家提倡的“名教”与老庄提倡的“自然”结合在一起，引导士大夫从山水中寻求人生的哲理与趣味。真正的玄言家，是很懂得“山水以形媚道”（宗炳《画山水序》语，见《历代名画记》卷六）之理的。因此在玄学发展的过程中，山水审美的意识也渐增。借山水体玄，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风气。在玄言诗里，也常常寓玄理于山水之中，或借山水以抒情，因而出现了不少描写自然山水的佳句，可以说玄言诗本身就孕育了山水诗。晋宋之际，随着自然山水审美意识的不断浓厚，山水绘画及理论也应运而生。这对于山水诗的产生，无疑也有着促进的作用。此外，五言诗的成熟以及江南民歌中描写自然景物的艺术经验，也为山水诗的产生做好了文学上的准备。在山水诗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杨方、李颙、庾阐、殷仲文和谢混等人，都曾有过一定的贡献。但真正大力创作山水诗，并在当时及对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谢灵运。

　　谢灵运山居赋序：谢灵运出身于士族大地主家庭，才学出众，很早就受到族叔谢混的赏识，与从兄谢瞻、谢晦等皆为谢氏家庭中一时之秀。他本来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晋宋易代、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时期。宋初刘裕采取压抑士族的政策，谢灵运也由公爵降为侯爵，在政治上一直不得意，这自然使他心怀愤恨。《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故自出任永嘉太守之后，无论是在任还是隐居，他总是纵情山水，肆意遨游，且“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一方面以此举对抗当政，发泄不满，同时也在山水清音之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与此相关，好佛的谢灵运早就有师事慧远的愿望，他的思想也深受慧远的影响。他在《辨宗论》里就主张“去物累而顿悟”，其《游名山志序》说：“夫衣食，生之所资；山水，性之所适。今滞所资之累，拥其所适之性耳。……岂以名利之场，贤于清旷之域耶！”只有倘佯于山水之间，才能体道适性，舍却世俗之物累。

　　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部分是他任永嘉太守以后所写。这些诗，以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细致地描绘了永嘉、会稽、彭蠡湖等地的自然景色。其主要特点是鲜丽清新，如《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此外，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锺嵘《诗品》卷中引）；锺嵘说谢诗 “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诗品》卷上）；萧纲也说 “谢客吐语天拔，出于自然”（《与湘东王书》）。一方面，与颜诗的“铺锦列绣”、“雕缋满眼”相比，谢诗显得“自然”；另一方面，当人们读厌了那些 “淡乎寡味”的玄言诗，而一接触到谢诗中那些山姿水态与典丽新声时，自然会感到鲜丽清新、自然可爱。关于谢诗的“自然”，唐释皎然在《诗式》卷一《不用事第一格》中说：谢诗的“自然”，既不同于李陵、苏武那种“天与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的自然，也不同于曹植等人那种“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的自然，而是“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所谓“作用”，就是经营安排、琢磨锻炼。以此而能达于自然，这正是谢诗胜人之处，也是他开启新诗风的关键所在。王世贞说：谢灵运诗“至秾丽之极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则非馀子所可及也”（《读书后》卷三）。

　　沈德潜还曾将谢诗与陶诗作过比较：“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经营而反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陶诗胜人在不排，谢诗胜人正在排。” （《说诗晬语》卷上）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魏晋和南朝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魏晋诗歌上承汉诗，总的诗风是古朴的；南朝诗歌则一变魏晋的古朴，开始追求声色。而诗歌艺术的这种转变，就是从陶谢的差异开始的。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谢灵运却另辟蹊径，开创了南朝的一代新风。具体说来，从陶到谢，诗歌艺术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写意到摹象。谢灵运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歌以写意为主，摹写物象只占从属的地位。陶渊明就是一位写意的能手。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因此他无意于模山范水，只是写与景物融合为一的心境。谢灵运则不同，山姿水态在他的诗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极貌以写物”（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和“尚巧似”（锺嵘《诗品》上）成为其主要的艺术追求。他尽量捕捉山水景物的客观美，不肯放过寓目的每一个细节，并不遗馀力地勾勒描绘，力图把它们一一真实地再现出来。如其《入彭蠡湖口》：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与体验十分细致，刻划也相当精妙，描摹动态的“回合”、 “崩奔”、月下哀狖的悲鸣之声、“绿野秀”与“白云屯”那鲜丽的色彩搭配，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一诗，于山水景物的描摹更加细致入微：

　　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灇。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

　　开阔的洲渚，茂密的松林，蜿蜓的蹊径，淙淙的流水，嫩绿的初篁，鲜紫的新蒲，自娱的群鸟，像是把景物公解成一个又一个镜头，向读者展示眼前的一切。诗中所描绘的景物，的确是清新自然的，然其刻划描摹之功，不经过一番苦心琢磨和精心锤炼是达不到的。

　　谢灵运的那些垂范后世的佳句，无不显示着高超的描摹技巧，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晚出西射堂》）；“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残红被径隧，初绿杂浅深”（《读书斋》）；“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 “密林含馀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 （《过白岸亭》）等等，语言工整精练，境界清新自然，犹如一幅幅鲜明的图画，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展示着大自然的美。尤其是“池塘生春草”更是意象清新，天然浑成，深得后人激赏。

　　谢诗不像陶诗那样以写意为主，注重物我合一，表现出整体的自然美，而是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划，这些山水景物又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因此他的诗歌也就很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同时在结构上，谢灵运的山水诗也多是先叙出游，次写见闻，最后谈玄或发感喟，如同一篇篇旅行日记，而又常常拖首一条玄言的尾巴。如其著名的《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1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又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这些都体现了谢诗典型的风格。

　　其次是从启示性到写实性。

　　陶渊明的诗歌，十分注重言外的效果，发挥语言的启示性，以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去体会那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陶诗中的物象描写，常采用白描的手法，虽然只是淡淡的几笔，但在平淡的外表下，却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如他笔下的青松、秋菊、孤云、归鸟等意象，无不渗透着诗人的性情与人格，甚至成为诗人的化身和人格的象征。而谢灵运的诗歌语言，则更注重写实性。他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他凭着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感受，运用准确的语言，对山水景物作精心细致的刻画，力求真实地再现自然美。因而他笔下的物象，就更多地带有独立性和客观性。他写风就是风，写月就是月，写山就要描尽山姿，写水就要描尽水态，而且写来也鲜丽清新、自然可爱。我们从以上所列举的其诸多名章佳句中，已可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文心雕龙·明诗》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尽管刘勰对此持批评态度，却正好概括了谢灵运诗歌语言的特点。

　　陶渊明对言不尽意的道理似乎深有体会，他常常遇到语言表达的苦恼，他说 “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其五）。所以他采取的办法是以不辨为辨，启发读者自己去体会和补充。而谢灵运所采取的办法却不同。他作诗的态度本来就十分认真，又要尽量捕捉自然景物的客观美。也许由于语言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当他面对千姿百态、变化无穷的自然景物时，也同样有着语言表达的苦恼，所以他才有“空翠难强名” （《过白岸亭》）的概叹。但他还是要充分发挥语言的写实性，努力地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创造新的语汇，运用各种技巧去描摹或形容它们，并从不同的角度再现大自然的美，显示出其高度的驾驭语言能力。如果没有这种执著的探索与创新精神，他的诗也就不会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但由于过分追求新奇，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语多生撰，非注莫解其词，非疏莫通其义”（清吴淇《选诗定论》卷十四）之弊。清汪师韩《诗学纂闻·谢诗累句》（见《清诗话》）曾指摘谢诗中“不成句法”、“拙劣强凑”、“了无生气”之处达五十馀条。虽不免过分，但有些的确是符合实际的。然而尽管如此，谢灵运的诗正如锺嵘所说：“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诗品》卷上）谢灵运的诗，不仅在当时引起轰动，而且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唐释皎然誉之为“诗中之日月”，“上蹑风骚，下超魏晋”（《诗式》卷一《不用事第一格·文章宗旨》），虽未免过誉，但谢灵运毕竟为山水诗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诗风转变，正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了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谢灵运就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在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过程中，为了适应表现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审美情趣，出现了“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和“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新特征。这一新的特征乃是伴随着山水诗的发展而出现的创新现象。这新的特征成为 “诗运转关”的关键因素，它深深地影响着南朝一代诗风，成为南朝诗风的主流。而且这种诗风对后来盛唐诗风的形成，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自谢灵运之后，山水诗在南朝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题材，并日渐兴盛。较早受到谢灵运影响的，是其从弟谢惠连。在灵运隐居始宁时，惠连曾与他朝夕相处，游宴赋诗。其诗虽不如灵运精警，但遣词构句颇似灵运，有较明显的模仿痕迹。如其《三月三日曲水集诗》、《泛南湖至石帆诗》、《泛湖归出楼中望月诗》、《七月七日夜咏牛女》以及大部分乐府诗就都是如此，只是牢骚不平之气比灵运多些。锺嵘《诗品序》说：“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又《诗品》卷中说他：“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如《愁杯》中的“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烂。萧瑟含风蝉，寥唳度云雁。寒商动清闺，孤灯暖幽幔”；《捣衣》中的“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肃肃莎鸡羽，烈烈寒螀啼。夕阴结空幕，霄月皓中闺”等句，皆笔调轻灵，词语绮丽。

　　在当时诗坛上声望很高的颜延之，也写过不少山水诗。他与谢灵运齐名，当时并称为“颜谢”。其实他的成就远不及谢灵运。锺嵘《诗品》将他列入中品，并说：“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尚巧似”是他与谢灵运诗的共同特征，然而比谢诗更加锤炼雕饰，凝练规整，且喜搬弄典故，堆砌辞藻，而缺乏情致。如其《应诏观北湖田收诗》、《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始安郡还都与张相州登巴陵城楼作诗》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他的诗被鲍照称为“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被汤惠休称为“如错采镂金”。

　　此外，在南朝著名的诗人中，鲍照、谢朓、王融、沈约、何逊、阴铿等人，皆不乏优秀的山水之作，而其中以谢朓的成就最为突出。

　　谢灵运的佛教因缘 ：他在每一首山水诗中都不涉佛教。实际上是透露出王孟一派诗人与佛禅的内在渊源。王士祯以“入禅”论王孟一派诗人。当然谢灵运对王孟都有影响，所以说谢在禅方面还是有造化的。

　　谢灵运之墓位于万载县康乐街道里泉村境内，距县城约两公里。2004年6月24日发现并找到了谢灵运墓，该墓外形完好，坟墓不高无衬砌，墓碑无损刻有“嗣孙某某立，始祖谢公讳灵运字公义茔，光绪七年春月重修”，此地几座山头呈莲花状，墓位于东边山头的西向。专家考证后认为，谢灵运袭封康乐公，死后魂归故封，衣冠冢或肉身冢有待考古证实，但发现谢灵运墓，全国仅万载一处。2006年清明前夕，重修此墓为水泥青石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