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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晋书》为二十四史之一，编者共二十一人。其中监修三人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为李淳风；拟订修史体例为敬播；其他十六人为令狐德棻、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

　　作者简介

　　房玄龄（579年～648年）唐朝初年名相。名乔，字玄龄，以字行。唐代齐州临淄（今山东济南）人，房彦谦之子。房玄龄18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房玄龄在渭北投秦王李世民后，为秦王参谋划策，典管书记，是秦王得力的谋士之一。唐武德九年（626年），他参与玄武门之变，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房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年）二月为尚书左仆射；贞观十一年（656年）封梁国公；贞观十六年（642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病逝。唐高宗永徽三年，玄龄次子遗爱与其妻高阳公主被指谋反，遗爱被处死，公主赐自尽，诸子被发配流放到岭表。玄龄嗣子遗直也被连累，被贬为铜陵尉。因房玄龄善谋但有些优柔寡断，而杜如晦处事果断不善谋略，因此人称“房谋杜断”。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

　　褚遂良 (596年～659年)，字登善。唐朝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政治家，书法家，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父褚亮，秦王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官至通直散骑常侍。褚遂良在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诏辅政。唐高宗欲立武则天为皇后，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坚决反对。武后即位后，遭贬斥而死。

　　许敬宗（592年～672年），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二年，其父许善心，为隋礼部侍郎。敬宗性轻傲，善属文，少有文名。隋时官直谒者台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变，许善心为宇文化及所杀。依瓦岗军李密为记室。瓦岗军失败后降唐，初为秦王府学士，贞观中，任著作郎，兼修国史。不久贬洪州司马，累迁至检校中书侍郎。复修史，迁太子右庶子。高宗即位，擢礼部尚书，与李义府等阿附武皇后，助她逐褚遂良，杀长孙无忌、上官仪。历侍中、中书令，显庆四年（659年），洛阳人李奉节状告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使李巢朋比为奸，唐高宗派许敬宗审理此案。龙朔二年（662年）任右相，加光禄大夫。三年（663年），拜太子少师。卒于唐高宗咸亨三年，年八十一岁卒，谥曰恭。著《文馆词林》。

　　李淳风（602年～670年），唐朝初年岐州雍（今陕西省凤翔县）人。唐朝政治人物、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科学家。李淳风父亲李播是隋高唐尉，后为道士，道号黄冠子，着有《天文大象赋》。李淳风早年学道于天台山，通晓天文星象，最早是隋炀帝的司监官。唐初，指出《戊寅元历》的错误，麟德二年（665年），改用李淳风的《麟德历》。 李淳风在贞观十五年（641年）任太史丞，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任太史令，奉诏注释《算经十书》。唐高宗时，李淳风以刘焯的《皇极历》为据，编成《麟德历》。又有《推背图》、世界最早的气象学专着《乙已占》。

　　敬播，唐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 有一则典故“只问刀子”就是讲敬播的：唐时，崔行功与敬播行路，敬播腰佩着棕榈木柄的刀子，走得较慢。崔行功问：“这是什么木？”敬播说：“棕榈木”崔行功说：“我只问刀子，不是问谁佩的。”（意为嘲讥敬播像木头一样。）

　　令狐德棻，唐初著名史学家，曾主编过《周书》，并负责具体指导《梁书》、《陈书》、《北齐书》、《隋书》编写中的协调工作。令狐德棻是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出生于名声显赫的士族之家。青年时代便以博学多才而知名当世。隋朝末年他被任命为药城长，因世道混乱没去就职。反隋义军兴起之时，他在李渊从弟手下任记室参军。李渊入关后，他担任大丞相府记室。高祖称帝，任他为起居舍人，又升为秘书丞。唐太宗贞观年间，他任过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后转任太子右庶子，受废太子李承干牵连，他被免职。后被召回参加修《晋书》工作。书成后升为秘书少监，以后又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太常卿、国子祭酒、崇贤馆学士等职，并被进爵为公。年近80致仕之时，加金紫光禄大夫。高宗干封元年（666年）逝世，年84岁。 令狐德棻的一生为史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初唐史学的第一要人。在唐朝初建时期，针对丧乱之后书籍严重缺乏的情况，他向高祖建议购求天下遗书，统一组织抄写。这一建议得到高祖批准，使数十年间，群书毕备，为唐代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条件。唐初史学堪称繁荣，这个繁荣局面，发端于令狐德棻修撰前代所缺各史的建议。武德五年（622年）令狐德棻向高祖进言，提出近代以来各朝正史大多缺略，现在应该趁周、隋等朝灭亡未久，材料还好收集，抓紧修出这些朝的史书，以备鉴戒。他的建议得到唐统治者的重视，高祖下达了著名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做出了由萧瑀等人修魏史，陈叔达、令狐德棻等人修周史，封德彝等人修隋史，崔善为等人修梁史，裴矩、魏征等人修北齐史，窦琎、姚思廉等人修陈史的安排。可惜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重提修史之事，下诏由房玄龄和魏征任总监修，由诸大臣分别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其中周史的修撰由令狐德棻和岑文本负责，令狐德棻还负责对五代史作总的协调工作。《周书》的修撰工作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助手崔仁师，但是岑文本只是写了全书的史论，崔仁师也只是协助令狐德棻工作而已，全书的修撰工作基本上是令狐德棻一人完成的，贞观十年（637年），《周书》与其他各史全部完成。令狐德棻由于修史有功，得到了赐绢400匹的赏赐。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又做出重修《晋书》的决定，并组成了一个由20余人组成的写作班子，令狐德棻和敬播担任着实际主编之职，全书的体例均由他们二人裁定。令狐德棻参加编修的著作还有《艺文类聚》、《氏族志》、《五代史志》、《新礼》、《太宗实录》、《高宗实录》、《唐律令》等。此外《北史》和《南史》两部重要史着，也是经他之手推荐行世的。

　　来济（610年～662年），字不详，扬州江都人。生于隋炀帝大业六年，卒于唐高宗龙朔二年，年五十三岁。

　　陆元仕，资料不详。

　　刘子翼，字小心，常州晋陵人。生年不详，卒于唐高宗永徽初。

　　卢承基，资料不详。

　　李义府（614年～666年），字不详，瀛州饶阳人。生于隋炀帝大业十年，卒于唐高宗干封元年，年五十三岁。太宗时，以为监察御史，诏侍晋王。王为太子，除舍人，崇贤馆直学士。李义府出身微贱，虽官居右相不得入士流。因此，其曾奏请重修《氏族志》，主张不论门第，凡得五品官以上者皆入士流，并收天下旧志焚之。李义府颇具文才，太宗时曾受诏与他人共修《晋书》。高宗时又3次受诏监修国史。当时，和太子司仪郎来济俱以文翰见重，时称来李。着有《古今诏集》100卷、《李义府集》40卷传于世，又着《宦游记》20卷，未完成即亡。李义府虽有文才，但为人狡诈，因他善于吹拍武则天，对人笑里藏刀，以柔害物，故时人称之为“李猫”。

　　薛元超，唐蒲州汾阳(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人，生于武德四年（621年)，卒于弘道元年(683年)。薛元超祖父薛道衡仕隋，官至内史诗郎，父薛收，唐初曾为秦王李世民的记室参军，颇受崇重，但不幸早逝。那时，薛元超仅三岁，幼年的薛元超生活是孤独的。薛元超9岁得袭父爵，及年长，好学善于文辞，很得唐太宗的器重，并令他尚唐太宗故弟巢王李元吉女和静县主为妻。这时，薛元超也已不断迁升至太子舍人，参与《晋书》的修撰。 唐高宗即位以后，薛元超迁转绐事中。给事中为谏官，任内他多次上书指陈时政得失，受到唐高宗的称赞和采纳。不久，他又转迁中书舍人，并加授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 永徽五年（654年），薛元超因母丧去职。第二年，他被起用为黄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任内曾引荐寒士任希、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贞等10余人，都是一时人选，颇为人们所称道。之后，他出任为饶州刺史。 上元元年(674年)，薛元超遇赦还归京师，拜正谏大夫。上元三年（676年）又迁升小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当时，唐高宗常到骊山温泉一带狩猎，届时各蕃国酋长持弓箭跟从的很多，薛元超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于是上疏切谏。唐高宗接受了他的谏劝。这一时期，薛元超很为唐高宗所宠信，经常被召入宫中参加唐高宗与诸王的私宴。唐高宗还很推重薛元超的文学和理政之才，有一次他骨对薛元超说；“长得卿在中书，固不藉多人也。”之后不久，唐尚宗就拜薛元超为中书令(宰相)，兼左庶子。 弘道元年(683年)，薛元超因病致仕，朝廷特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当年冬他就去世了，终年62岁，他死后，朝廷赠光禄大夫，秦州都督，陪葬干陵。

　　上官仪（约608年～664年）字游韶，陕州陕县（今河南三门峡陕县）人，家于江都。贞观初，擢进士第，召授弘文馆直学士，迁秘书郎。他常参加宫中宴会，又曾参预《晋书》的编撰工作。唐太宗每属文，遣仪视稿，私宴未尝不预。唐高宗即位，上官仪为秘书少监，进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刚直肯谏，因建议高宗废武则天，遭武氏嫉恨。麟德元年（664年），被告与废太子梁王李忠通谋，上官仪及其子上官庭芝同时被处死，籍没其家，其孙女上官婉儿后为唐中宗李显妃嫔。唐中宗李显即位时，才得平冤，被追赠为中书令、秦州都督、楚国公、以国礼改葬。肖像列入凌烟阁，牌号是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弘文馆学士、楚国公。上官仪长于南方寺院中，受南朝文化的熏陶和宫体诗影响，"文并绮艳"。仪擅五言，格律工整，内容多为应制奉命之作,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形式上追求程式化。词藻华丽，绮错婉媚。因其位显，时人多仿效，世称上官体。他又归纳六朝以后诗歌的对偶方法，提出六对、八对之说，代表了当时宫廷诗人的形式主义倾向，但对律诗的定型有促进作用。《入朝洛堤步月》是上官体较好的代表作。而《八咏应制》则是典型的宫体诗。《全唐诗》录其诗1卷。 是初唐宫廷作家，齐梁余风的代表诗人。

　　崔行功，恒州井陉人，北齐巨鹿太守伯让之曾孙。伯让法家由博陵（今定县）迁移井陉。行功自幼聪颖好学，少时表现出非凡的文才。中书郎唐俭喜欢他的文学才能，遂将女儿嫁给他。行功跟随唐俭前后征讨，军中所有檄文、奏章都出自行功之手。到高宗时，行功的官职逐步升到吏部郎中，因他长于综合上报各类春意和善于辞令，还曾兼任通事舍人，在皇帝身边负责上传下达，代表皇帝慰劳有功人员，向皇帝举荐人才等。又因他能写善辩，思路敏捷，还曾兼任内供奉之职，在宫内周旋左右，办理具体事宜。因唐俭“款兵误国”，行功受株连被免职，贬这游安县令。后又奉诏回朝，命为司文郎中，为皇帝起草文件、诏书，当时朝廷的重要文章，多出自行功和兰台侍郎李怀俨之手。后行功与怀俨受命校理四部群书，行功仍专知御集。迁兰台侍郎。咸亨中，官名复旧，改为秘书少监。上元元年（公元674年）行功博学多识，一生留下不少著作。据《唐书．艺文志》记载，他除参与四部群书、《晋书》的校理、编写工作外，还与人合作撰写了《文思博要》十二卷。他的著作有《崔行功集》六十卷，医学著作《崔氏纂要方》十卷、《千金秘要备极方》一卷（见《宋书．艺文志》）

　　辛丘驭，资料不详。

　　刘胤之，字不详，徐州彭城人，刘帏之之孙。生卒年均不详，约隋末唐初间前后在世。少有学业，与隋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友。

　　杨仁卿，资料不详。

　　李延寿，唐代史学家。安阳市人。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经籍志》)、《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还独力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南史》和《北史》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正史”，但并未拘泥于此，另外还参考了各种“杂史”千余卷。从搜集史料到完成，用了长达30年的时间。“二史”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我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张文恭，资料不详。

　　李安期（？年～约670年），字不详，定州安平人，李百药之子。生年不详，约卒于唐高宗咸亨初年。

　　李怀俨，资料不详。

　　晋书特点

　　说起《晋书》，就会使人想到唐太宗在《修<晋书>诏》里讲的一句名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大诏令集》卷81,《全唐文》卷8)意思是说，史书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历来很重视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书是在唐太宗时期修成的。他的这篇诏书，就是指示皇家史馆重写一部《晋书》。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关于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于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于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作者的众多。《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特点是体例的创新。上面讲到，《晋书》有“载记”三十卷。载记是记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十六国”史事的形式，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创造。早先，东汉班固曾经写过载记，但并不是用来记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事，也没有把它作为一部史书的组成部分。《晋书•载记》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

　　《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说明它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晋书》也有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记述了一些神怪故事和小说材料，而这些是不应当被当作历史来看待的。我们在阅读《晋书》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繁杂纷乱之感。《晋书》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在帝纪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纪，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载记之体略同于《史记》中的世家，但世家记诸侯国历史，反映的是先秦贵族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特点。载记的名目来自《东观汉纪》，可《东观汉纪》用载记记载平林、新市及公孙述的事迹，不过是作为列传的补充。

　　《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晋书》还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练的长处。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还有君臣矛盾、抗战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载《徙戎论》，《温峤传》载《奏军国要务七条》，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献。此外如《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料。唐修《晋书》距离晋亡已200多年，在记事上有条件改变以往史书诬罔不实的缺点。

　　书中除因袭旧文外，很少有撰者曲意回护的内容。书中在很多纪传中揭露了统治阶级贪婪、腐朽、骄奢淫逸的本性和残害民众的罪行，具有鉴戒意味。《晋书》作者，多是文学大家，因而《晋书》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如《苻坚》两卷绘声绘色，颇见功力。列传中也往往能表达出历史人物的情态，读起来有点味道。

　　《晋书》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从名目上看与《五代史志》大同小异，相差的只是加上了《舆服志》而去掉了《经籍志》。因为《隋志》与《晋志》多出于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时间又很接近，所以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但《晋书》十志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的。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律历志》记载魏晋时期几种历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价值。

　　《晋书》的缺点： 其一：记述荒诞《晋书》继承了前代晋史著作的缺点，记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之谈也加以收录。其二：史料取舍不够严谨。据历史学者考察，在修撰《晋书》时期，所能见到晋代文献很多，除各专史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但《晋书》的编撰者主要只采用臧荣绪的晋书作为蓝本，并兼采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对于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曾参考，但却没有充分利用。因此唐代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清人张熷在《读史举正》举出《晋书》谬误达450多条。钱大昕批评《晋书》“涉笔便误”。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