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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
作者简介
桓谭(公元前40年- 公元32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生活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曾在农民起义的更始政权中担任过太中大夫。他好音乐,善鼓瑟,遍习五经,精天文,主张浑天说。因宗弘荐拜议郎给事中。桓谭的主要著作《新论》早已失散,现在见到的本子是后人辑录的。
桓谭的父亲是汉成帝时的太乐令,桓谭通音律,擅弹琴,他对音乐有自已独到的见解,对那些徒具形式的雅乐很是反感。据史书记载:刘秀即位后,广纳贤才,当时的大司空宋弘举荐了桓谭,桓谭面见光武帝时弹了一些民间琴曲,光武帝龙心大悦,就让他做了掌乐大夫。
他擅长经学和音乐,有文才。汉哀帝、汉平帝时曾为郎官。至东汉光武帝时,任给事中,曾进谏皇帝不应以谶纬来决断事情,因而被降为六安郡丞,病死于途中。著作有〈新论〉,清代的《问经堂丛书》有缉入。
由于桓谭“颇离雅操而更为新弄”,遭到了当时保守势力的攻击,大司空宋弘更是大为生气,他斥责桓谭在帝面前“数进郑声以乱雅颂”,并威胁他不得在武帝面前再弹新声。后来,光武帝举行宴会时,让桓谭弹琴,桓谭举止失措,令帝奇怪,宋弘趁机讲了一通雅颂之道,自此,光武帝渐渐疏远了桓谭。
汉代崇尚神仙方士,而桓谭对此非常反感,因为他反对光武帝的谶纬迷信,以致被加上“非圣无法”的罪名,罢官流放,死于途中。
桓谭著有《新论》一书,其中的《琴道篇》是琴学专著,原书已失传,清代有几种辑佚本。《琴道篇》包括琴论、琴史和琴曲解说等几个方面,据《后汉书. 桓谭传》记载,此篇并未写完,是后来肃宗命班固续成。琴论方面很多地方反映了儒家的音乐思想,与别处记载的桓谭的音乐思想相抵触;琴史则介绍了师旷和雍门等琴人;琴曲共介绍了七首:《尧畅》、《舜操》、《禹操》、《文王操》、《微子操》、《箕子操》。
内容概要
《新论》是东汉时期政论著作,,言“当时行事”二十九篇。《隋书·经籍志》有录。原书早佚。今存皆系后人辑本。较早的有元人陶宗仪辑《桓谭新论》1卷。明吴康虞本《弘明集》,收有《新论·形神篇》。清代有孙冯翼、严可均辑本,其中以严辑本较为完备,收入《全汉书》中。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严辑本为底本,较勘出版《新论》单行本。李贤注《后汉书·桓谭传》,列举其篇名有《本造》、《王霸》、《求辅》、《言体》、《见徵》、《谴非》、《启寤》、《祛蔽》、《正经》、《识通》、《离事》、《道赋》、《辨惑》、《述策》、《闵友》、《琴道》等。除了《本造》、《述策》、《闵友》、《琴道》各一篇外,其余均分上下篇。其中《琴道》篇由班固续成。《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七卷,宋时亡佚。今有清人孙冯翼、严可均两种辑本。他还写有“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新论》主要针对当时的谶纬神学提出反驳。作者在对待生命问题上,曾说:“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新论·形神篇》)。其观点反驳了当时“长生不老”之谬传。在对待形神问题上,作者针对是时流行的精神可脱离形体而存在,精神决定形体的观点,提出“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的观点,明确表示精神依赖形体。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桓谭的观点也有一定不足,但其在哲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却不能因瑕而掩。
《新论》思想
桓谭明确指出,谶记纬书是 奇怪虚诞之事 ,并非 仁义正道 ,应该而且必须抛弃。他指出,谶纬预言虽然也有偶然巧合的时候,但完全不足凭信。他说,王莽崇信谶纬,临死时还抱着他的符命不放,但这并不能挽救他灭亡的命运。王莽的失败,是由于 为政不善,见叛天下 ,并非什么天意。所以,在桓谭看来,唯一 有益于政道者,是合人心而得事理 (《后汉书·桓谭传》),从这种观点出发,桓谭反对一切的灾异迷信,他说 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 (《新论·谴非》)也就是说,灾异的变化是自然的现象,并没有什么奇怪。他批判当时的儒学信徒把灾异当作上天的谴告,认为这是很荒唐的。他认为连孔子都讲不清楚 天道性命 ,后世的 浅儒 怎么会知道呢·因此桓谭公开对刘秀说自己不读谶,对谶纬表示轻蔑。刘秀非常恼怒,说桓谭 非圣无法 ,要杀他的头。结果桓谭被贬为六安郡丞,在赴任途中病卒。
桓谭还反对方术士所宣扬的通过服 不死之药,达到 长生不老、羽化成仙 的神仙思想,桓谭认为, 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异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 (《新论·形神》)他把人的生死现象看成是一种自然现象,这对秦皇、汉武以来,方士之流所宣扬的长生不老 是有力的批判。
神仙思想的认识论基础,是认为精神可以脱离形体而存在,精神对形体起决定性作用,如果 养神保真 ,就可以长生不死。桓谭认为,精神是依赖于形体的,形体对精神起决定性作用。他用蜡烛和烛火的关系来说明形体和精神的关系, 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 (《形神》),脱离形体的精神是不存在的。
桓谭的思想直接受到杨雄的影响,在其著作中,桓谭曾多次高度赞扬杨雄及其《法言》和《太玄》,甚至把杨雄比作孔子,《汉书·杨雄传》记载桓谭评论杨雄说: 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好者尚以为过于五经。……今杨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杨子之书 指的就是《法言》,可见他对杨雄和《法言》的推崇。
当时,除了杨雄、桓谭外,就连在斗争中动摇不定、比较温和的贾逵,也曾历数谶纬之说的弊端。这说明了思想界反对谶纬之说的广泛性。这种反对谶纬迷信的思想斗争,对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桓谭,他所阐发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观点,在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并对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有直接的影响。
后世影响
桓谭的论著很受时人和后世学者重视。稍晚的王充很推许《新论》,他说:桓谭作《新论》,“论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这个评语是很高的。范晔写《后汉书》提到,桓谭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与杜林、郑兴、陈元等人“俱为学者所宗”。对于他坚持反对谶纬迷信的态度而遭受打击以至“流亡”的命运,不胜感叹,一者说“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再者说“桓谭以不善谶流亡”,对于他坚持明智的学术观点深表赞赏,对于他被害至死无限同情,可谓对桓谭为人为学恰当而公允的总结。 桓谭治学,求知求实,追求真理,不唯命是从,不怕打击迫害,这种治学精神,难能可贵,值得士人学者学习。
责任编辑:郭 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