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复旦中文系的侯体健老师写王水照先生的办公室的文章，很是感慨。有他跟随先生治学的体悟，陪伴先生会见客人的观察，还有在先生的藏书间肆意遨游的点滴。复旦中文系的老师大抵有个习惯，喜欢邀学生去办公室，海阔天空，促膝长谈。听说这是当年朱东润先生带起的风潮。朱先生自牛津回沪上，一身英伦清谈的做派。老先生道骨仙风，教学不喜阶梯教室人头攒动，学生排得像是整齐划一的积木，估计看了心也烦。办公室里一方局促之地，师生几人围坐一团，暖光四溢，弹指一挥间，就把课给上了。陈思和老师也是，喜欢把学生箍在小范围的空间里上课。除了给本科生的公选课《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大教室里人满为患之外，研究生的课讨论，鲁郭茅巴老曹，一律摆上办公室的案头，全班在光华楼10层开圆桌会议。你一言来我一语，噼里啪啦谈将起来，末了他负责总结和点评。这个习惯仿佛是中文系老师的集体无意识，或多或少都在坚持着。

　　因此，说办公室的故事，必须讲到上课，因为上课地点一般离老师办公室都不远，都在光华楼里。干脆有的就直接安排在办公室或隔壁屋，王安忆便是如此。

　　王老师给我们开两门课程，各一学期，一门是《艺术创作方法》，一门是《小说写作》、两门课都安排在晚饭后，临睡前，一夏一冬。那些个夏夜和冬晚，当我们拖着吃饱了的懒惰的身子，伴着校园里芬芳的桂花和满地的枯叶，从北区研究生宿舍奔走到光华楼27层，听王安忆讲什么样的故事是好故事，怎样讲好故事。纵观当代中国作家，王安忆的阅读量算很大，范围也广。她仿佛对书写出来、铅印在纸面的这些密密麻麻、用来叙述和说理的横竖撇捺，疯狂执迷。她的写作理论也反复强调，阅读经典是学习写作的必由之路。推己及人，阅读便成了她布置的一项基本功课。她在小说课上，也时常提点我们读得太少，她也总能把大家单薄的故事和人物与经典里的桥段相联系，希望同学能向契诃夫和巴尔扎克们汲取智慧，吸收营养。不过她并不开列书单，也从不让学生读她自己的作品，我揣测这样会有王婆卖瓜的嫌疑。但是，办公室的书柜却成为她留给我们的一笔巨大矿藏。

　　因为是班长，我在王老师和班级之间扮演了一个“中介”角色，需要经常出入她在光华楼27层的办公室，递送作业，拿取资料。更重要的，是收敛她交代同学们阅读的篇目。这就要说到她办公室藏书的结构，大致有三类：一是中文系老师们自己的著作，这里就包括她自己的小说和散文、王宏图老师的小说、龚静老师的散文和严锋老师的文化随笔。书的版本都很旧，品相也不精，好像被一代代学生摩挲过。我想在这些老师看来，读本专业老师的书，也是在大部分不得谋面的时间里，学生向老师求教的不二法门吧。

　　另外是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集，印象里有王蒙、梁晓声、冯宗璞、史铁生等等，还有一些复旦其他老师的著作。依稀记得，有郜元宝老师编著的复旦师生读鲁迅系列丛书、同济大学张文江教授讲庄子的书，和龙应台、马家辉等港台作家的赠书。他们都是王老师的朋友，有的与她过从甚密，影响过她的人生与创作，她自然希望我们也多读这些人的作品。

　　数量最大是整层的文学期刊，印象里《收获》和台湾的《印刻文学杂志》占了大多数，成堆垒着。这些期刊里的作品，她有时候会拿作上课的素材，说某某刊物上一篇小说好，就放在我办公室哪儿哪儿，你们一定要看。有些是名家新作，不过大多都是不知名的作者。那时候微信还没流行，没法建一个班级群分享阅读资源。一般当她这么交代了，课下我就去办公室翻箱倒柜，找到了再流散给同学们。还有一种情况是，她自己在家读到了某篇好东西，觉得应该分享给我们，就会在杂志里夹上一张荧光黄的便笺条，拿到办公室里，工整放在书桌上。一般我投递作业的时候看到偌大的桌上放着一本书，里面夹着簇新的便笺，便知道这是她要我们去读的了。不过试想哪怕是“群”雄崛起的今天，依王老师性格，估计还是会遵循那古早的纸笔交流。

　　她仿佛是个抵制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社会的人，印象里她用的手机是十足的老人翻盖机，不过颜色很鲜艳，没记错应该是玫红色，不知道如今换了没有。就像她的衣裙基本是纯的大色块，不夹杂繁缛的花纹和图案。有个冬天晚上，她穿了件鹅黄色的高领毛衣，钻进黑暗幽深的光华楼来上课，毛衣黄得晃眼，换作别人，肯定土气，像是穿越过来的女大队书记，抄起家伙就能跑到田间地头给知青们计公分。但她穿上坐在课堂中间，莫名复古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