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醒睡录》同为清代文言短篇小说集，均以传奇志怪为创作的主要内容；两书的作者——蒲松龄（1640—1715）与邓文滨（1811—1893）人生经历也极为相似：前半生蹉跎于科考，后毅然脱离求名求仕之途，以舌耕笔耘终老于江湖。因此，比较两书之短长，不仅是件十分有趣的事，亦对当代及后世学者研究《醒睡录》（收入《邓文滨集》，眉睫编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版）有所裨益。

　　艺术成就不如《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代表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峰。客观地看，它较《醒睡录》占有“先入为主”的优势。《聊斋志异》面世早于《醒睡录》百余年，其间又有《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剪灯新话》《夜雨秋灯录》《萤窗异草》等一批影响较大的短篇小说集相继问世，它们在创作风格上大都被归纳为“聊斋体”，等到1868年《醒睡录》面世时，社会上类似的传奇志怪读物比比皆是，人们已经产生“审美疲劳”，以致“见怪不怪”。

　　《聊斋志异》决非浪得虚名，它对于故事细节的铺张、人物形象的勾画，《醒睡录》远远不及。从两书中题材情节相近的狐仙故事片断来看，与《聊斋志异》名篇《画皮》相比，《醒睡录》中相关的叙述较为单一，不仅缺少男女主角的对话，也略去了“知为狐也”的过程，从而削弱了小说的可读性。但《醒睡录》有其独特的艺术亮点：书中所有文章标题都是两两相对，即上下篇文章标题形成对偶。如上篇为“摸头子”，下篇为“放鹰儿”；上篇为“呆妇多贻患”，下篇为“痴儿自取污”；上篇为“充军遇凶手”，下篇是“抢亲得秃头”；上篇为“杀命保命休填命”，下篇则是“生才怜才遂因才”。这一传统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仅平添视觉上的美感，而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容叙述单一的缺陷。

　　曾有学者研究指出，《聊斋志异》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明清史料集。通过对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司法、风俗习惯、中外交往、灾荒等方面的记载，还原了时人的活动场域，记载下一个清晰的社会场景。这里以《聊斋志异》对发生在明天启年间以徐鸿儒为首的山东白莲教起义的记载为例。《聊斋志异》在卷三《小二》、卷四《白莲教》、卷六《白莲教》、卷八《邢子仪》等篇中均对这次农民起义作了记载。如卷六《白莲教》篇中云：“白莲盗首徐鸿儒，得左道之书，能役鬼神……不数月，聚党以万计，滕、峄一带，望风而靡。” 卷四《白莲教》篇和《邢子仪》篇则对于白莲教的神秘法术进行了渲染，前者记载了一位山西的白莲教徒因善于白莲教左道，一家大小虽被捕却均以法术窜逃的故事；后篇记载了滕地杨某以白莲教左道诱人妻女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