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清代文章史上，“古文辞”是一个富有时代意趣的重要概念，历来学者对此几乎存而不论。清初文坛反思明七子派之失，使“古文辞”与“古文”的对立意味得以消解。清代特别是中期以降文坛各种骈散力量的抗衡交融，造就了清人以“古文辞”指涉文体时特有的混成意趣。这方面的思维成果，既反映了清人识鉴文体的理性与智慧，也可资印证文坛骈散各派不乏异辕合轨的方向交叠。

　　关 键 词：古文辞/《古文辞类纂》/融通骈散

　　基金项目：本文为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曹虹，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阳湖文派研究》等

　　唐宋以来所称之“古文”，南宋以后始有称作“散文”的，与“四六”对举。“四六”之名在清代以前颇通行，“骈文”之名则通行于清代。在各种文体概念的使用中，清人对“古文辞”之概念亦较多使用，但意趣与明代前后七子派有别，这与清初古文反省的时代起点有关。较之于往古各代，清代文坛颇称骈散并兴，骈散辨体理论亦大为丰富，且生发出融通骈散的自觉探索。尤其是中期以降，因文坛骈散抗衡交融之局势腾涌，不同学术或文学背景的文章家于有意无意间，赋予“古文辞”以更宽松的文体指涉，即使桐城派善守“古文辞”体统之正，也不乏融通之趣。这一点清人似乎并没有点破或明论，但他们在涉及“古文辞”用语之际，其若隐若显的混成意趣却是既成的事实，值得加以钩稽。

　　一 “古文辞”与“古文”

　　“古文”作为文体概念的成熟，是与以韩愈或“韩柳”并称为标志的文章典范的成立相关联的。韩愈对于创立新的文章范式的使命感，也许是最为强烈的。“古文”之名的登场，就与韩愈的积极使用有关。据罗联添先生统计，在韩愈之前，仅王通和柳冕分别用过一次“古之文”来指称散体；韩愈笔下“古文”之名出现过六次①。在这个意义上，无怪乎姚铉《唐文粹序》把“首唱古文”之功归于韩愈：

　　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轥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浞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杨、孟，斯得之矣。②《新唐书·文艺传》甚至称他们实现了“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的格局。韩、柳的成就，不仅标志着初唐以降文坛对文风改革的各种努力有了归宿，而且意味着古文这种解整归散的文体形态能够焕发极大的艺术性，堪与从六朝以来占据文坛支配地位的骈俪文体相抗衡。这种开疆辟宇的王者气局，苏轼称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韩愈要求古文能够承载“明道”的任务③。这个理念并不是他的发明。但“道”经他的阐发，已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且内化为一种文化承担的人格力量，从而成为其古文内涵和风格的根本。宋人在此基础上对文道论的理论模式更作强化，所以韩愈的“明道”也被苏轼赞为“道济天下之溺”④。

　　虽说文体的诞生和沿用可以是中立事件，但文学典范却未必没有转移变迁。到了明代，对唐宋古文典范大有颠覆之势的，就有前后七子派的出现，这一派亦称“秦汉派”，又称“古文辞派”，甚至播扬至日本江户文坛。如果说七子派的“古文辞”是对立于“完然为一王法”的“古文”⑤，那么，我们从清文复兴的历史起点上，可以略加考察清初文坛在使用“古文辞”这个概念时有什么时代共性。

　　《四库全书总目·尧峰文钞》提要指出：“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敝。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⑥问途于唐宋以谋求自立，成为清初文坛的某种共识。如钱谦益指出：“近代之伪为古文者，其病有三，曰僦，曰剽，曰奴。”⑦这里，古文与“伪古文”的对立，是对明代前后七子学古而赝加以反省的结果。秦汉派虽高自标置，不屑于读唐以后书，但正如黄宗羲所说：“古今之书，去其三之二矣。”引导文坛的结果，反而是“便其不学”⑧。清初颇能代表文坛方向的“三大家”，即侯方域、魏禧、汪琬，基本上也是以取径于唐宋而展示才华的。即以最显才调的侯方域而论，他不为一味求高求古者所惑：“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汉》而趋先秦，则是不筏而问津，无羽翼而思飞举，岂不怪哉!”⑨侯文在当时有“第一”之目，其友徐邻唐在《壮悔堂文集序》中这样回顾侯文诞生的背景：“明三百年之文，拟马迁，拟班固，进而拟庄、列，拟管、韩、《左》《国》《公》《穀》，拟石鼓文、《穆天子传》，似矣，卒以谓唐宋无文，则可谓溺于李梦阳、何景明之说而中无确然自信者也。”由于明代前后七子执意于“文必先秦”，导致“唐宋无文”的抹杀论倾向。侯方域对这一风尚加以反拨，稍后邵长蘅评其文曰：“明文极敝，以讫于亡。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遂以古文雄视一世。”⑩不难感到，明代前后七子标举的“古文辞”是对立于“古文”的。但清初文坛舆论将七子的好古拟古视为“伪古文”，唐宋古文传统再度得势。那么，实不妨说，本来由明七子派标领的“古文辞”之名义，其发明权受到褫夺，这是清初文坛的理论成果。这样，“古文辞”与“古文”的对立意味就消解了。在清初主导风会的文家眼里，明七子派被逐出“古文辞”领地，“古文辞”的名义回归于“古文”，因而两者又常可互代互称。相关的用例颇多，例如，雪苑社徐邻唐称扬同道侯方域的文学历练：“侯子曩所刊古文数百篇，兵火焚佚，尽亡其册。乙酉秋，自江南归里，始悔从前古文辞之未合于法，若幸兵火为掩拙者。”(11)再如，活跃于康熙初年的常州籍陈玉璂、董以宁、龚百药、邹祗谟四人，同时代浙东文家李邺嗣乐于肯定其为并称群体：“椒峰向与同学琅霞、程村、文友三君子相励，志为古文词，世称毗陵四家。”(12)陈玉璂《青门集序》述及自身的文坛理想，则曰：“吾邑自荆川先生而后，鲜有以古文名者。十余年来，予与程村、文友、琅霞三子以振兴古学为任，朝夕切劘，尝合刻四子文，质之当世。无何，邹、董相继死，琅霞稍涉二氏，吾道不无孤立之叹，今得子湘而大振，讵不快哉!”(13)四家之盟在后期又引邵长蘅为同道，志在接续荆川古文之学。由此不难感到，在当时文家的话语中，“古文辞”或“古文词”与“古文”之命义可以从容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