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我眼前的是一套煌煌10卷本的中文版《普希金文集》，它囊括了俄罗斯伟大作家普希金的全部作品，而它的翻译者仅此一人，他就是著名翻译家冯春。为表彰他在中国普希金作品翻译和研究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1999年，被俄罗斯联邦政府授予普希金奖章；2006年，荣获俄罗斯作家协会高尔基奖；2005年，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中国资深翻译家”的称号。

　　今年6月6日，是普希金诞生215周年的纪念日。日前我来到冯春先生的府上，访问这位迄今为止独自翻译完普希金全部作品的第一人。在那间既是书房、又当客厅、还是他孙子的游戏室——被他戏称为“三合一”的书房里，翻看着半书橱的译著和编著，冯春先生向我讲述他那50年的编辑和翻译生涯。我没想到，冯先生除翻译《普希金文集》外，还曾担当了草婴先生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卷本的责任编辑。这两大工程，让他足足耗时30年。

　　●与俄罗斯文学结缘

　　作者：据说，你原来不是很喜欢外语，而是爱好文学，那后来怎么走上翻译道路的？

　　冯春：我是福建人，年幼失怙，家庭贫困，但母亲还是坚持让我上学。我从小就爱吟诵唐诗宋词，“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宋代程颐的《春日偶成》诗篇至今仍在我耳边萦绕。上中学后，我迷恋起当时的文学杂志，读得最多的是艾青、田间、李季、邵燕祥等人的诗。高中毕业，一心想从事文学的我报考北大和复旦，可没考上，却被上海外国语学院录取了。这样，我从厦门来到上海读书。

　　说实话，我原来不很喜欢外语，可到了外国语学院，虽然读的是俄罗斯语言，但读的课文都是文学作品，这为我打开了一扇窗。窗外姹紫嫣红，让我大开眼界，俄罗斯文学大师们就这样走进了我的心灵。

　　我刚入校的时候，正逢中苏关系的黄金时期，学院承担着大量培养俄语翻译的任务，可到1958年我临近毕业时，中苏关系恶化，这届毕业生大多被分配去学校当俄语教师。意外的是，我们班只有两人被分配进出版社，其中一个竟是我，我被安排到了新文艺出版社。据后来老师透露，是我在校时曾发表过诗歌和论文，为我进出版社加了分。

　　我在出版社当上俄罗斯文学的编辑，但好景不长，不久，就被下放到农村，接着“四清运动”，再接下去是十年“文革”。

　　直到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我被正式调入才真正做起了编辑。“文革”后出版的第一本外国文学作品是《斯巴达克思》，十分幸运，我担任其责任编辑。领导并把撰写前言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不敢怠慢，除细细品读原著外，又寻找各方面的资料，开始撰写评论。我猛然感到这“春天”已经到来，于是，当这篇“前言”完成时，我欣然署上了“冯春”二字，自此，意为“逢春”的笔名伴随我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