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友人处得悉孟伟哉同志去世的消息，听后感到非常震惊、十分悲痛，因为我和老孟是相知相识60多年的老朋友了，有着很深刻的友谊。

　　我和老孟是上个世纪50年代认识的。当年，我在天津大学求学，他在南开大学读书。我读的是机械系，他学的是中文系，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我偏偏是个文学爱好者，参与创办了天津大学文学社，同时，又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小文章，于是，便有机会接触天津的一些作家。那时，老孟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以“小剑”为笔名，在《天津日报》上经常发表诗歌和小说，我对他非常仰慕。恰好他又成为南开大学文学创作小组的带头人，于是，我们便在天津作协组织的一次活动上认识了。

　　认识之后，交往便多了起来。因为当时“天大”和南开是互相毗邻的高等学府，校园之间可以随意走动，没有任何间隔，而南开的马蹄湖，湖水波平如镜，清澈见底，岸边花木扶疏，绿荫滴翠，风景非常优美，是自学和散步的好去处，我经常到此而流连忘返，在有意无意之间，便和老孟邂逅了。我是为复习繁重的功课而来，往往头昏脑涨；他却和一个漂亮的姑娘并肩散步，令人艳羡。

　　碰面后少不得握手叙谈一番，一来二去，我们彼此就更加熟稔了。就此机会，我向他提出意想中的要求：代我们文学社约请南开的中文系名教授和社员们见面并讲授文学创作知识。谁知他竟慷慨地应承了。于是，我们便得到李何林、李霁野等大师级的老教授的亲临教诲，大家都倍感荣幸；我对老孟也更增加一层敬重，友情也随着加深一步。

　　不久，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老孟是天津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一员，躬逢其盛，他自然是志得意满；但他回来向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传达大会精神时，仍然表现得很谦虚，当然也有意气风发的神采。我们从他的传达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在私下里他还格外向我表达较高的期望，而我就在这种期望、启发和鼓舞中产生了撰写长篇小说的念头。时在1956年，那是共和国的黄金时代，高层头脑尚清醒，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欣欣向荣，年轻人都充满着理想，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1957年春，我已经是大学四年级下学期的学生，随着全班同学去无锡柴油机厂进行毕业实习。无锡风景秀丽，我们生活得轻松愉快，那是我们大学生活中最惬意的时期。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抽暇完成了长篇小说《大学时代》的初稿。我原想回到天津后请老孟好好指点一下，因为他此时仍在南开就读，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谁知就在这年夏天，中国政治气候骤变，原本风和日丽，朗朗乾坤，突然雷电交加，风狂雨暴——反右派斗争开始了！一大批单纯的、才华横溢、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突然变成阶级敌人，被打入另册，纷纷被流放到异域他乡，进行劳动改造。我也“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但属于从轻发落者），而被惩罚性地分配到北大荒一个新建的工厂。那时当然无颜和老孟告别，从此，我和他便劳燕分飞，杳无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