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4岁的罗新璋从中国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调入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从事法国文学研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在杂志社做了17年中译法的学者，其实对法译中情有独钟。早在青年时代，他就与著名翻译家傅雷通信往来，还花了4年时间手抄200多万字的傅雷译文。外文所前辈钱锺书点拨他：“照你的情况，不如翻译几本喜欢的法文书。”于是，罗译本《特利期当伊瑟》《列那狐的故事》《红与黑》《栗树下的晚餐》《巴黎公社公告选》接踵而至，“傅译传人”的美誉在读者和学界流传开来。

　　站在傅雷的肩膀上

　　“我的翻译全靠学习傅雷，才有了一些小本领。”罗新璋回忆，1957年他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毕业，受“反右”影响，没能去成原定的分配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而是进入了国际书店，整天与订单、发票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学习傅雷的翻译。

　　1960年，罗新璋在东单市场发现了一部法文版十卷本《约翰·克利斯朵夫》，要价35元。当时，他的工资不过每月46元，但罗新璋还是攒了两个月的钱，买了下来。

　　“最初，我是对照原文看傅雷的翻译，把一些好的译文抄在法文书上。没有这套书，就没法抄进去。”罗新璋做了一个统计，从1949年到1960年，傅雷总共发表了275万字的译文，而他抄了255万字，“有20万字译文没抄，那是因为我买到的法文书行距太窄，写不进去字，但也做了笔记”。

　　罗新璋尝试着把自己的习作寄给远在上海的傅雷，很快收到了回信。面对这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的习作，傅雷没有客套应付，而是严肃地指出了问题：单独看每个句子，译得都没错，但是通篇来看，每个句子各自为政，不够连贯。傅雷教给他改进的方法：自己作文写信，行文往往会比较流畅，翻译作品可以从中得到借鉴。

　　经过四年磨砺，对于傅雷译作中的经典译法，罗新璋已烂熟于心。《红与黑》中有一句话，如果依照法文直译，可以译作“用一种外交家的神情看着妻子”，但他会想到《欧也妮·葛朗台》中，傅雷把一句类似的话翻译成“老谋深算地看了她一眼”。

　　“傅雷的翻译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把原文的内涵表达出来了。”罗新璋说，在傅雷200多万字的翻译中，有不少这样的句子，有的让他受到启发，有的甚至可以借用，“我站在傅雷的肩膀上，稍微占了点儿便宜。”

　　2004年到2006年，罗新璋应邀赴台湾师范大学讲学。罗新璋用一个学期的时间，从傅雷的翻译中选出200个例句，分成20种译法，向台湾学子介绍傅雷的翻译方法。

　　“年轻人看到傅雷是怎么翻译的，就会有所启发，比较容易进入。这些例句是从200多万字中像大海捞针一样捞出来的，如果出书的话，担心不全面，需要进一步完善。”罗新璋希望，天假以年，能把这项工作尽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