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暑假后,我在北大中文系读四年级。那学期,系里开设了“汉字改革”的课程,讲课的是周有光先生。周先生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但见面是在这门课的课堂上。那时,周先生五十多岁,精力旺盛,一口气连上三节,从下午两点讲到五点,站着讲,也不喝水,课间休息时搬把椅子就坐在讲台上。周先生讲课语调平缓、吐字清晰,讲课的重点集中在汉语拼音方案制订中的各种学术问题。周先生的课使我开了眼界,使我认识到语文改革指的是社会语文生活的改革,而不是语文本体的改革。那个年代,师生间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上了一个学期的课,我没有和周先生说过一句话,周先生也不认识我这个学生。 

　　“文革”结束后,学术环境逐渐宽松,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受到了重视,我和周先生开始有了来往,得到了周先生的许多帮助和鼓励。 

　　关于汉字性质的研究,是汉字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可是传统汉字学对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20世纪80年代,周先生和我先后注意到这个问题。周先生在1987年发表了《文字类型学初探》,提出了文字“三相”说,认为汉字是意音文字。我在这个时候研读了索绪尔、布龙菲尔德、赵元任、吕叔湘等前辈学者有关的论著,接受了他们的意见,理出点头绪,在2001年发表了《汉字的性质》的文章,认为汉字是语素文字。周先生对论文的写作一向是极为认真的,一篇文稿写出后要不断修改完善,最后才定稿发表。2005年周先生在写完《文字学新发展》后,开始写《汉字性质和文字类型学》。就在那年三月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周先生给我发来九封信,寄来了《汉字性质和文字类型学》的九次修改稿。 

　　在3月26日的信里周先生说:“昨天刚刚寄给您一封信,又收到您的2005-03-23来信。我们这样不断来往切磋,今天恐怕是很少的现象。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篇文章最后发表时,周先生写了几句话:“多数人认为现代汉字是‘语素文字’。一些人认为现代汉字是‘意音文字’。这两种说法并非相互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分歧发生在,各自抓住一个方面的特征。前者以‘语言段落’为根据;后者以‘表达方法’为根据。两个方面的特征是同时并存、彼此说明的。兼顾各个方面,就能得到完整的看法。”我从周先生的写作过程里明白了前辈学者是怎么研究问题的,怎么听取意见的。周先生多次把文稿给我学习,对我是引导也是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