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早已越过警戒线，改善收入分配迫在眉睫。学者们已经从行业差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城市化等方面对影响我国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对“关系”或社会网络这种非市场力量在市场化进程中的重要影响则认识不够。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是微观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现在它已成为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前沿，尤其受到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广泛关注。

　　影响机制多样 

　　社会网络影响收入差距的机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研究侧重分析社会网络的信息传递、信誉担保、筛选或屏蔽等传导机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从市场和效率的视角研究社会网络的正面作用。最早将社会网络对就业、工资的影响引入经济学规范研究的是蒙哥马利（Montgomery），他在一个标准的劳动市场经济学模型中引入社会网络变量，解释了为什么通过社会网络推荐的雇员可以获得更高工资的工作，为什么雇佣熟人推荐人员的企业可能赚取更高利润。莫滕森（Mortensen）和维什瓦纳特（Vishwanath）的模型证明，即使是在劳动者具有相同生产率的假设下，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德拉特（Delattre）和萨巴蒂尔（Sabatier）在新古典经济学比较静态框架下分析发现，社会网络的信息效应和生产率效应推动劳动需求曲线右移，使得拥有并使用社会网络找到工作的劳动者工资水平上升。阿克洛夫（Akerlof）和科尔腾（Kranton）“身份定位”模型弥补了以上文献缺乏社会网络的质量或层次研究这一缺陷，并用于工作性别歧视、贫困等问题的经济学研究。

　　第二类研究侧重分析社会网络的不平等对收入差距的作用途径，这是从非正式制度视角研究社会网络的负面作用。比如，林南（Lin）指出，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资本欠缺（capital deficit）和回报欠缺（return deficit）。资本欠缺主要指由于投资和机会的不同导致不同群体拥有不同质量和数量的资本。回报欠缺是指由于群体间动员策略、行动努力或制度性反应的不同，而引起的一定量社会资本对于不同的个体产生不同的回报。但穷人在这两方面可能并不拥有优势，如克利弗（Cleaver）发现社会关系、集体行动和地区组织不断将穷人结构性地排除在外，穷人并不能依靠社会网络来减轻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