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4年王国维先生引入“美学”概念至今，美学进入我国业已百十余年。此间，伴随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风云变幻，中国美学走过了一段非同寻常的复杂路程，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细想之下，又不得不承认，当前我国美学研究与理论建设尚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热衷引介而轻于整理中华传统美学理论资源，倚重西方美学话语体系而视中华美学理论为其附庸等。中华文明历史久远，美学理论资源蕴涵深厚，而当今又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这一切都为推动中西美学对话，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美学话语体系提供了难得机遇。

　　纵览我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不难发现众多与美学相关的论述。例如，《乐记》有言：“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这番话明确指出了在自然发“声”和变声成“音”之间存在动物与人类的本质差异，阐发了审美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观点。正如此，当人类有步入物欲横流的物化深渊之虞时，《乐记》开出了发挥审美教育功能的处方：“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这不但从人性物化的深处指出了“悖逆诈伪”“淫泆作乱”之故，而且与前述观点相呼应，认为审美教育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保证。两者构成了一个首尾相接、明晰可见的理论逻辑环。在审美伦理化影响下，明末清初的归庄提出，“当先论其人，后观其诗。夫诗既论其人，苟其人无足取，诗不必多存也”。也就是说，如果一位诗人品行不端，那么其诗的审美价值就不能被认可。他还批评了《文选》将审美凌驾于道德伦理标准之上的做法，慨叹“精于论诗而略于论人，此古今文人之通蔽也”。

　　当然，我国向有“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的传统，也体现为对审美独立性的重视。例如，明人屠隆在评价六经时，除了指出其不仅道理深刻，而且语言文字具有形式之美。他说：“其文字奚不盛哉！《易》之冲玄，《诗》之和婉，《书》之庄雅，《春秋》之简严，绝无后世文人学士纤秾佻巧之态，而风骨格力，高视千古。”这又涉及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论语》“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的表述之外，《诗经》以文学的笔触写道：“莫赤匪狐，莫黑匪乌。”这两者无一不比黑格尔的表述——“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形象生动许多。曾几何时，法兰西学院院士布封“风格即人”的名言席卷我国文艺学美学教材。殊不知，在他之前两百多年，明代李梦阳就以对书法审美风格的阐述，精准传达出“风格”之真谛：“作文如作字，欧、虞、颜、柳，字不同而同笔。笔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长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势也，字之体也。”这里的“字不同而同笔”或“体与笔”，对应布封所谓“风格与思想”，有效避免了钱锺书先生批评的基于“文如其人”来观照“风格即人”的认识窠臼与理解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