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空间，无论历史的、现代的、想象的、现实的、中国的、外国的——都是文明活动的主要场域，负载着审美与文化的积淀、创新，是文明的重要依托和指标。听觉感官，在喧嚣复杂的都市环境里，是人们生存、体验、审美的重要感知通道。一旦从这个角度开始考虑问题，我们的耳朵就会变得敏感起来，在文学和文化中重拾听觉体验。

　　1880年4月25日，距离贝尔发明电话不过四年，上海《申报》上即有《竹枝词》吟咏“德律风”（电话）：“两地情怀一线通，有声无影妙邮筒。”晚清的报章和文学中充斥着对电话、电报和留声机的描写和想象。陈平原近年来在谈论“现代中国研究”的路径时，也提到了对“声音”的研究是思考“现代民族国家的命运”、“晚清以降的启蒙事业”的一种新路径，与其心目中的“大学”、“都市”和“图像”并列。

　　若把“现代中国研究四重视野”里面的“都市”和“声音”两者叠加，就关联到都市文化空间的听觉现代化转型问题。晚清民国时期，现代听觉体验如留声机、无线电，连同现代视觉体验如摄影术、画报和早期电影，正方兴未艾。周瘦鹃于20世纪20年代在《礼拜六》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留声机片》，折射出当时中国都市文人已经开始对听觉现代性进行了与本土意境融合的通俗想象。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那电影蒙太奇般的视觉性一直为文学史家津津乐道，但却鲜有人提及文本中弥漫的听觉韵律。作者仿佛以文本为舞池，以节奏和意象的反复，精心模拟了狐步舞的韵律。叙事视角在狐步舞的韵律下不停地摇移，营造出令人晕眩的效果。现代声音成为了都市文化“新感觉”的重要构成部分。

　　钱锺书在中篇小说《猫》中，呈现了中产阶级私人生活中留声机、无线电广播的新兴功用，特别是折射出女性从中所获得的存在感。而在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则显示出家居生活中现代听觉感受的另一微妙侧面。男主人公振保上楼的时候，妻子烟鹂在楼下听无线电新闻。无线电媒介为都市家庭的女性提供了消磨时间的方式，与外界沟通，在家庭中成为了声音道具，比丈夫更亲切。如同阿多诺所说的，现代声音技术的消费，制造出了虚拟的集体感和“相互陪伴下的孤独”。

　　对于美学、文化和历史研究者来说，都市不是凝固、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文化所汇聚、结晶和不断生成的体现复杂文明形态的重要空间节点。这其中的听觉文化体验、听觉文明形态，也随着新的媒体技术和社会机制变迁，而变得日趋复杂和多元化，并从晚清民国以来再次发生较大的转变。一方面，现代化乃至后现代的文化转型继续从都市向乡村蔓延；另一方面，都市化造就的“身份冲突”，也在都市听觉空间里折射成为了多元和多重张力的所在，亟须对此也作出文化研究式的判定和分析。

　　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的重要空间特征是，随着几亿农民工进入都市打工并形成大规模的流动，都市空间已经和边远城镇、农村的空间交错融汇，同时在网络的虚拟空间对照映射下，形成了多种空间关系。对都市空间听觉性的文化审美关注，可以鲜活有效地描述、分析我国当下都市“多种空间关系”里多元和多重的张力。这些空间领域如同个人、社群和视听拼贴所组合的听觉审美“地盘”，被“进攻”，也被“防御”。这可以从个体的文化栖居、社群的身份认同和视听的选择性拼贴三个层面来展开讨论，而这三个层面又交错融汇，很难作出明晰的区分。

　　录音机、电视、录像机、电脑、互联网、手机，使一般市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听觉私有权。配有耳机的个人收听装置，可以用来提供流动、自主的听觉“飞地”。自动留言的电话如同一个声音“堡垒”，把来访者据之门外。酒吧里音乐的大音量，被当作“罩布”来遮掩亲密的交谈。个体通过选用广播及其网络电台，给日常生活提供了韵律和氛围的听觉陪伴，摆脱孤独和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