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夺得政权后，十分注重海南，赋予海南“南溟奇甸”的美誉，在行政机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推进系统改革，海南面貌迅速改观。清承明制，海南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学术文化也逐渐走出一条海南道路。

　　海南——人类学实验室

　　自清至民国，有一批外国传教士、人类学家以及受政府委派的学者来到海南，进行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学术研究。这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把海南作为一个开放体系中的文化人类学实验室，重点研究黎族和其他当地居民，包括疍家。他们到荒僻村野，作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有些写出田野考察报告。因为各自的出发点和目的不一样，这些报告的学术水准也参差不齐。

　　19世纪，不少以传教为职责的西方传教士来到海南岛。除了琼中的岭门是天主教耶稣会外，在海口、儋州那大、琼海、白沙等地多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教会。就目前文献来看，最早进入黎区的是1882年冬美国传教士香便文（Benjamin Couch Henry，1850—1901）和美籍丹麦人传教士冶基善（Carl C.Jeremiassen，1847—1901）。1886年，香便文在伦敦出版了《岭南纪行》，后半部分即辛世彪翻译的《海南纪行》。这可以说是19世纪晚期海南岛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

　　1925年，法国传教士萨维纳（Francois Marie Savina，1876—1941）穿越了黎族聚居地，于1929年出版了《海南岛志》（辛世彪译），对海南岛作了全面评述。

　　1938年，美国记者克拉克在美国《国家地理》上发表了他对海南岛特别是黎区的考察报告。

　　日本学者冈田谦、尾高邦雄在日本海军特务部精心策划下，于1942年11月26日至12月20日用25天时间对今昌江七差镇地区三个峒作了深入的调查，于1944年5月出版了《黎族三峒调查》一书，学术水准相当高。

　　堪称海南岛人类学研究权威著作的，则是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1937年在柏林出版的《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一书。

　　当然，还不止这些成果。

　　外国人对海南作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从学术角度来看，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为以后的海南研究提供了作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这其中包括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的客观性、调查重要节点的描述以及图文互动等等。这些开拓了海南此后学术研究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