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是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指导理论,这种理论吸收了17世纪西方思想家群落的理论精髓,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建立和发展相对独立自由的大众传媒体系鸣锣开道。时过境迁, 20世纪50年代,西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实和泛滥的煽情报道已使“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显得不合时宜, 1947

关键词：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杜威;李普曼;理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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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是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指导理论,这种理论吸收了17世纪西方思想家群落的理论精髓,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建立和发展相对独立自由的大众传媒体系鸣锣开道。时过境迁, 20世纪50年代,西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实和泛滥的煽情报道已使“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显得不合时宜, 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倡导的“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因而决定取而代之。其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和新闻传播理论家沃尔特•李普曼针对“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前提和主干进行了有力的理论批判,对这种曾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理论起到了颠覆作用,为“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取代“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作了铺垫。

　　关键词: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杜威;李普曼;理论批判

　　基金项目:上海市重点学科“传播学”建设项目(S30102)

　　作者简介:黄建新(1959-),男,浙江绍兴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是近代欧美新兴资产阶级创建的新思想、新文明的一部分(相对于中世纪封建的思想和文明而言),这个理论在大众传媒的前垄断时期(20世纪中叶前)是欧美大众传媒的主导理论。

　　20世纪中叶,美国大众和新闻传媒率先进入垄断时代,“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显得不能解释新闻传播现实和指导传媒实践,彼时,哈钦斯委员会先后在卢斯和大英百科全书的赞助下脱颖而出。但在此之前,还需杜威和李普曼作思想准备,我们认为,自杜威和李普曼之后,“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才被“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一举取而代之。

　　一、“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前提和主干

　　17世纪的欧洲,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模式已经成形,新兴的资产阶级初登历史舞台,掀起了一场反对封建宗教迷信和王权专制的思想和政治斗争,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就是在这场斗争中形成的。这一理论不仅成为反对神权和王权有力的思想武器,为彻底废除以英王室为代表的封建报刊检查制度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在为在1789年的法国和美国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确定言论与出版自由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力,起到了助产士和催生婆的作用,并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左右的时间内,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和大众传媒立法和传媒运作的主导性理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保持新闻和大众传媒的私有制和相对独立于政府控制的理论基础。

　　但这一理论不是一蹴而就的。肇始于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其后的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和观点,为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产生营造了精神氛围。

　　(一)霍布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本体论证明”

　　近代在西方兴起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潮,是“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前提。英国近代哲学家霍布斯是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提供“本体论证明”的代表人物之一。

　　霍布斯认为:“在科学里,我们对于各个部分的原因要比对整体的原因知道得更多。因为整体的原因是由各个部分的原因所组成的,但是我们在能认识整个组合物之前,必须先认识那些将被组合的东西。” ^[1]388循着这样的方法,霍布斯得到了他的唯名论的结论——事物的普遍性只存在于名称之中,对那些被命名的事物来说,真正存在的是独立的、分立的、特殊的单个实体。学者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评点道:霍布斯在本体论上的这种唯名论观点,“为他个人主义的人性概念提供了一般性的哲学基础。因为自然世界是由独一无二的和分立的单个实体所组成,人性也服从这一原则。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独立自足的,自我运动的,并且是完全自我导向的存在”。 ^[2]据此,霍布斯进入了社会伦理的领域,在他看来,由于每个人都是本着利已的动机在行事的,所以在自然状态中,这些生而平等的个人由于利己的动机而出现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于是个人之间就订立公共权力的契约,“建立这种公共权力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他们所有的权力与力量交给一个人或者由一些人组成的会议,根据多数赞成,把他们大家的意志变为一个意志”。 ^[1]400

　　霍布斯的哲学对人和对社会的理论作了两个最重要的抽象。第一个抽象是把个体的自然人对应于自然界中的独立原子,就如前者是自然实体一样,把个体的自然人看成是实体,即把个体的自然人看成社会存在的首要的因素;第二个抽象是这些个体的自然人本着利己的动因从个人过渡到社会和国家,为摆脱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他们才由自己的意愿来组成国家。

　　(二)洛克:“哲学上自由主义的始祖”

　　在17世纪为近代自由主义提供哲学基础的还有一位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他被现代哲学家罗素称为“哲学上自由主义的始祖”。

　　在洛克看来,人的心灵就像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任何记号,没有任何观念,这张白纸是怎样被描画上无限多的花样呢?换句话说,人的心灵是从哪里得到理性和知识的全部材料呢?洛克说:“我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是从经验得来。” ^[1]450

　　洛克理论在当时的不仅对于西方神权、世俗的等级制权威和宗教伦理的教条具有颠覆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对后来形成的人们在“意见的自由市场”上平等讨论、砥砺真知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在洛克看来,由于每个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都是凭后天形成的一己之感觉(至多是兼信他人的感觉和认知),所以大家都处在一个水平线上,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板着一副真理的面孔凌驾在他人之上。相反,平和的、宽容的、建设性的讨论倒是非常必要的。洛克说:“人们终非全体,也是不可避免地要抱有种种意见,而并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这些意见是正确的;而人们如果在旁人刚一提出自己不能当即回答、指明其缺陷的议论,便舍弃个人先前的主张,这也要招致无知、轻浮或愚昧等严厉的非难;所以既然如此,依愚见一切人似乎在意见当中维持平和,守人情与友爱的共同义务,因为我们依理无法指望有某人竟欣然卑屈地放弃个人的见解,盲目顺从人类理智所不承认的威信,这样来采纳我们的见解。因为人的意见不管怎样常常错误,但是除理性之外不会顺从任何指导,也不能盲目屈服在他人的意志和指示之下。” ^[3]所以,在洛克看来,如果我们要说服别人转信我们的意见,就要容人思量,反之亦然。

　　我们可以看到,洛克在这里已经为18世纪的弥尔顿、密尔和托马斯•杰斐逊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提供了“意见自由市场”理论的雏形。换句话说,在笔者看来,我们追溯“意见的自由市场”理论渊源时,可以明显地追溯到17世纪的伟大哲学家洛克这里。

　　(三)孟德斯鸠:为自由注入法理概念

　　为近代自由主义思想注入法理概念的,首推法国哲学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在其代表的《论法的精神》中,他把自由界定为:“自由就是做一切法律许可的事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那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别的人也同样可以有这种权力。” ^[1]44

　　孟德斯鸠考察问题的出发点是“法”,在他看来,“一般的法,就其统治地上一切民族而言,就是人类理性,每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和公民法,应当只是应用这种人类理性的特例”。

　　孟德斯鸠的逻辑很清晰,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做的事情,而各种法律又是人类理性的具体应用,所以,自由说到底就是人类在理性的指导下合理地做事,一个自由的人当然不是奴隶(有悖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哲学)。

　　孟德斯鸠进而论述政治自由,他说:“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乃是一种精神上的安宁,这种安宁来自人人都感到安全;为了使人们享用这种自由,政府必须能使任何公民不必惧怕任何别的公民。” ^[1]43

　　为了达到公民的政治自由,孟德斯鸠还是诉诸于法理的保障,其一是民主政府,其二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者分立。在他看来,政府是为人民而建立的,才是合乎自然的政府,这种政府为适应人民的情况而建制,要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注意:出版、言论、新闻自由是包含在其中的),就要把司法权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因为权力不受制衡就会集中,一集中就导致专断,专断使官员有压迫的力量,而公民在政治上一受到压迫,自由即告丧失。

　　孟德斯鸠从思想的自由推及人们应有言论自由,他写道:“要享受自由的话,就应该使每一个人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说或写一切法律所没有禁止说或禁止写的东西。” ^[4]在孟德斯鸠看来,只要不参与犯罪行为,言者无罪。

　　(四)卢梭的“社会公意”说

　　比孟德斯鸠稍晚一些时候出生的让•雅克•卢梭也以他的“社会总意志”说,为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具体说来就是把“社会公意”(这里可以理解为公众的社会舆论)作为维系社会稳定和推进法制更新的更深厚的社会基础。

　　卢梭是这样来论证自己的观念的——“人生来是自由的,但他到处被锁链拴住。既然没有一个人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自然权力,而暴力又造不出权力,我们必须承认公约形成一切创造的人间权力的基础。” ^[5]65

　　卢梭接下来开始表现他的理论的创造性:“假如我们把社会契约中非本质的东西去掉,那么我们就发现它简化为以下的条数:‘我们每个人都把人身和所有它的力量共同在统一的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加进我们的团体,我们把每个成员看作是总体的不可分的一部分来接收’。”[5]66在卢梭看来,这个“统一的意志”就是全体的意志。卢梭继续论述道:“国家的所有成员的坚定的意志就是全体的意志,靠它的美德他们才成为自由的公民。当在国民议会中一个法案提出时,人民被问及的不是对提案应当赞成还是反对,而是是否符合全体的意志,因为全体的意志就是他们的意志。每个人用投票来表达它的意见,在计算票数时就会发现全体意志。” ^[5]82

　　至此,我们看到“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人生而自由平等说、理性说、“意见自由市场”说、公众舆论说等等,都有了思想家们提供的理论基石。

　　(五)“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主干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17—20世纪的三百多年间,不仅是一种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也是率先在英、法、美等国家实行的传媒法律制度。

　　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一方面是一种学说,另一方面是传媒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所以纵观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在这300多年里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约翰•洛克和约翰•弥尔顿为代表,时间跨度是17世纪,其间,洛克作为近代自由主义的始祖,给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提供了近代哲学方法论基础和“意见自由市场”理论的雏形,这个阶段也可以说成是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破”的阶段,即破除西方封建专制政权对新兴资产阶级在言论和报刊出版发行上的钳制和压迫。

　　报刊自由主义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是18世纪,以孟德斯鸠、卢梭和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在这一阶段,书刊检查制度已经废止,随着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全面取得统治地位,出版和新闻、言论自由已经以国家大法条款的形式确定下来,这集中表现在法国《人权法案》和美国《独立宣言》中,而且这种立法至今没有丝毫动摇,这一阶段也可以说是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立”的阶段,一方面是理论的“立”,在孟德斯鸠、卢梭和托马斯•杰斐逊的有关论述中,弥尔顿言论自由的思想被发扬光大,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深入人心;一方面是政治制度的“立”,近代资产阶级的出版、言论和新闻自由变成了一种政治制度,这就使得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成了统治思想,获得了它的正统地位。在这一阶段,西方资产主义国家的报刊如雨后春笋似地生发出来,连续印刷出版的报纸的政治地位已经取代17世纪流行的政治小册子,报刊的民办私营的性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了主导地位。

　　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的时间跨度为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其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日趋成熟,大众传媒的发展壮大已经势不可挡。这一阶段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密尔以《论自由》一书为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树立了一个里程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己经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廉价的大众化日报己经成了报刊的主导力量。

　　和历史上任何一种理论一样,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作为特定时代精神在一个方面的体现,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既吸纳了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精华,也顺应了西方资产阶级当时对新闻和大众传媒的要求。

　　但是,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随着社会发展和新闻大众传媒现实的巨大变化,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暴露出来,像报刊是个人自由作为的领域、“意见的自由市场”和“真理的自我修正过程”这些曾经辉煌的理论走向衰落。不久,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受到了两位美国理论家的有力颠覆,他们是:约翰•杜威和沃尔特•李普曼。

　　二、约翰•杜威对放任的自由主义的批判

　　在19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乃至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资产阶级已经坐稳了江山,随着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他们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经济、政治方略;在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在垄断资本已经成为经济领域的最高主宰、在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世界大战、冷战等变故之后,他们已经不像处在上升时期那样无所顾忌、生气勃勃;面对需要他们处理的各种矛盾,他们不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不再强调个人自由放任,转而开始强调群体利益制约和责任。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西方社会的精神氛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一系列社会科学的实证性研究的展开,人们发现先前对人性、对公众,对真理的辩明等方面的看法太简单化、理想化,这种理想化的看法与现实的情形有相当大的反差。这样,人们就迫切地需要把自己从理想主义的精神状态调整到现实的状态,形成对人性、公众和真理等问题的更为现实的看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詹姆斯和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在20世纪理所当然地登上了美国的哲学王座)。

　　(一)实用主义方法论挑战放任的自由主义

　　约翰•杜威在美国整个哲学和文化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很少有几个哲学家能与之相比。杜威的生长过程中伴随着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杜威审时度势,看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幸福受到他们的生存困境的严重威胁的现实情形,他感到必须从哲学上和文化上重塑一种更合时宜的观念,用这套观念去取代已经“变味”的放任的自由主义。杜威和他的先驱者皮尔士和詹姆斯所共同创立的这套很美国化的观念体系,就是实用主义哲学。

　　作为一种获得其理论之现实力量的方法,杜威立即以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来展开理论。在他看来,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经济危机是非常严峻的现实,在这样严峻的现实情形下,再奢谈放任的自由主义,就是把自由看成投机者的自由,同时却在忽视广大劳动者(脑力的和体力的)所受的束缚,这是荒谬绝伦的。他写道:“我所以毫不怀疑放任政策的自由主义的衰落,主要由于其自己政策的结果,凡是不能给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基本的安全的任何制度,都不配称为拥护个人自由和发展的有组织的制度。” ^[6]

　　在杜威看来,放任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面临现实窘境,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这种错误就是对社会历史问题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立场。放任的自由主义由于不能认识到历史的相对性,就以抽象的观点,把个人看成既定的完全自足的东西,并把自由看成为个人现成的财富,它只要除去外部的束缚,即可充分表现出来。据此,放任的自由主义又错把个性自由的观念变为绝对的和最后的真理,把这些真理适应于一切时空。

　　(二)“相对真理”观剑指“最终胜出”的真理

　　杜威反对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把人从其社会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反对把理性的发挥和对真理的关照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

　　他认为,人在经验和实践中积极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环境。在实践活动中,自然界和社会环境作为人的活动的对象物,人就在与对象物的双向作用中活动,人在被对象物作用后调适自己,变得越来越适应于对象物,努力让对象物适应自己的需要。人在与对象物的双向作用中拓展自己的经验,换句话说,人不是衡常不变的东西,人的力量、人的际遇,在人与对象物的双向活动中变动不居。在这个过程中,真理只是人们达到效用的工具,真理是相对的,如果有了良好的效用,也就成了真理,反之,如果没有良好的功效,那些看似真理的东西就了谬误。

　　杜威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所信奉的真理观,他认为这种真理是空洞和抽象的。

　　由杜威所发挥的实用主义哲学废弃了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所赖以立足的哲学基础——天赋人权和稳定的自然法则、个人绝对自由放任、真理在意见的自由讨论中最终胜出。在实用主义看来,根本没有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现成的个人自由”,也没有稳定的自然法则,如果必须,就可以由政府对个人进行一定的社会控制,真理要视功效而定,根本没有“最终胜出”的真理,知识之是否成为真理,是变动不居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三)“社会共同体”理念反对个人自由放任

　　杜威是彻底的思想家,从反对个人自由放任强调社会权能出发,他开始对新闻和大众传媒进行考察。他和报纸的自由主义理论的经典作家不同,不再把报刊仅仅看成是个人发布、了解信息和意见、进行自由讨论的平台。现在,杜威关注的是报刊的“社会权能”;在这里他得出了自己实用主义的报刊观。

　　在杜威看来,由蒸汽和电创造的大社会,虽说可能是一个社会,但还达不到“共同体”的水平,要使社会形成“共同体”,尤其是在以前的乡村共同体随着人口城市化而解体的情形下,就要靠报纸这样的传播媒介把大城市中的人们再次彼此连接起来。因此,杜威对美国伴随着大城市的发展而产生的新闻和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而振奋,因为他感到:新兴的新闻和大众传媒从理想和现实两方面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利器。从理想的角度讲,伟大的科学的社会思想找到了新闻和大众传媒作为传播器,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就会由这些思想的传播而日臻完成。在杜威那里,科学的思想通过报刊而使公众形成自觉的进步意识,才是民主的真正实现,于是新闻和大众传媒获得了它最大的政治要义,即它把科学的社会思想传输给公众,从而给社会实践以高尚的基准;从现实来讲,新闻和大众传媒为把公众从各种压力下释放出来提供了条件,它是社会对话的最有效场所,而社会对话有助于减少政治压迫和社会暴力冲突,在新闻和大众传媒中,思想通过电报和印刷的物质影响,超越暴力集团,“成为其它一切所谓权威的权威”。当传播这一方程式的两边平衡时,“就有了一种信息的存在,它是共同生活的方法报偿,于是也有了一个值得人们热爱、赞扬和忠诚的社会”。 ^[7]

　　杜威的“社会共同体”概念特别值得注意,共同体就是由传播连接的,从这个大前提出发,可以把作为大众传媒的报刊作为共同体的“连接剂”,在报刊的连接下,社会政治生活的内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往所认为的那种独立的、自治的个人已不复存在,人们得以通过大众传媒实现结合,这种结合表现为情感的沟通和思想的共享。杜威的主张,又逻辑地包含了这样的思想:即“社会共同体”可以在大众传媒的努力下,达到和谐。大众传媒的理想作用,就是社会共同体和谐的推进器。

　　杜威的思想与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对大众传媒的说法完全不同——从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出发,报刊是私人产业,可以率性而为,从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出发,大众传媒几乎被定位为“社会公器”;由于是“社会公器”,离对它提出“社会责任”只有一步之遥。

　　三、沃尔特•李普曼对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颠覆

　　比起约翰•杜威来,沃尔特•李普曼对报刊的自由主义经典作家们的一厢情愿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批判更直截了当。

　　沃尔特•李普曼是来自业界的理论家,被西方世界奉为“首屈一指的无冕之王”、“专栏作家的首脑”。由于李普曼精通报刊业务,所以他1922年出版他的《公众舆论》一书时,受到了西方新闻和传播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极大推崇。 ^[8]39在《公众舆论》中,李普曼主要把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形式分析传播的两级,传者:传媒的经营管理者和从业者;受者:读报(包括听广播)的“大众”,然后分析了政治当局是如何利用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通过报纸等大众传媒来控制受众的。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个“经典观念”都被深深地碰伤了。

　　(一)“固定的成见”说推翻“真理的自我修正过程”说

　　在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所崇尚的认识论中,含有这样一种逻辑:即人的认知力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是直截了当的,人对环境的认识和环境的真实情形是对应的,关照是直截了当的,就像摄影那样。李普曼打破了这种幻想,在《公众舆论》一书中,他开宗明义,认为我们头脑中的印象和真实的环境完全不是一回事。

　　李普曼坚决反对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的这两个假设:其一,人们的内心不可思议地存在着一种超出他们视野之外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其二,新闻界有能力组织公众舆论。李普曼的结论是:指望人人都应学会在公共事务上胸有成竹,是不切实际的虚构,“如果舆论想要发出声音,那就必须利用新闻界加以组织,而不是像今天的情况那样由新闻界加以组织”。 ^[9]24-25

　　李普曼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固定的成见”,这个概念在李普曼那里有双重含义:其一,这种成见很牢固,一旦产生,很难摆脱;其二,因这种成见内置在人们的头脑中,成为一种品评事物的尺度。

　　李普曼“固定的成见”这一学说是极为深刻而有启发性的,他把传播的两级,传者和受者都当作一定的社会历史和认知条件下的人,这种方法论上的优越性使他得以超越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而不像他们那样把人、个人抽象成一种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存在物,把人的理性理想化,把报纸的传播过程设想为人们通过讨论而最终传播和接受真理的过程。“固定的成见”的学说让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家的理想化的传播图式,显得特别不合时宜。

　　在李普曼看来,由于大众传媒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成见进行报道,所以大众传媒不能给人提供真实的环境。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李普曼就此开辟了后来蓬勃发展的议题设置过程的研究。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表明,媒介议题和生话议题在现实中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不存在对应关系。换句话说,媒介关注的东西不一定是公众最迫切需要关注的东西,用李普曼的话说,就是媒介的报道没有达到真环境的彼岸,外部的束缚和“固定的成见”钳制着媒介发现真相的能力。

　　李普曼以新闻真实为例,识明在媒体的两端,都有阻滞的力量。从传播者这端来说,编辑要抓住读者,就一定不会倾全力来抓真实的新闻。他说:“为了使各报本身有所区别,并吸引住稳定的读者,大多数报纸都走出普通新闻的领域,趋向于适应令人眼花缭乱的各个社会水平,刊载丑闻和犯罪新闻、体育运动的报道、图片、女明星、失恋的建议、中学告示、妇女专页、购买者专页、烹调法、国际象棋、惠斯特(引者注:一种纸牌游戏)、园艺、连环画面、合伙关系等等。并不是因为出版人和编辑们对什么东西都感兴趣就是对新闻没有兴趣,而是因为他们必须想起办法抓住作为主人的读者的个人兴趣,这些读者批评报刊总是叫喊真实,除了真实以外,什么也没有。” ^[8]120-121李普曼证明了报纸出于自身功利的需要——为了吸引广告主需有一定的发行量,为了发行量得吸引读者,为吸引读者而不得不迎合读者的口味——不可能在报告新闻真相上下大功夫,而必须把报纸的许多精力和大量的版面放在迎合读者口味的内容上。这就在无形中降低了新闻报道工作的重要性。李普曼抓住报社薪酬来说明这一点:“从理论上说,报道工作是整个报纸工作的基础,然而却是报酬最低的报纸工作部门,也是最不受尊敬的。总的来说,有才干的人只是由于需要,或者为了取得经验,而且带着尽可能早点取得资格的明确打算才去干报道工作的,因为正直的报道工作并不是一项酬金很高的职业。” ^[8]120-121

　　再从报刊的另一极,受众(读者、受传者)的角度看,李普曼认为这些人是分层次的,这些人都是带着“固定的成见”读报的,对大多数人而言,读报了解社会事物、读报知理并不是他们的主要诉求。最关键的是,报纸上登的东西许多都是读者不熟悉的事情,所以,读者往往用自己的观念和报纸的观念相核对。李普曼写道:“新闻虽然总体上没有受到不感兴趣的读者的检验,但是,新闻的主要部分包含了一些读者对之有明确的先入之见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他借以作出判断的材料,而人们阅读不带这种个人尺度的新闻时,他们就用其他的一些标准而不是正确标准来判断。在这里,他们所阅读的题材在他们看来很难区别于小说。真实的准则是不适用的。如果这种新闻与他们的成见相符,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接受它。而且如果使他们感兴趣,他们就会继续阅读它。” ^[8]118

　　在李普曼看来,别说报纸很难提供新闻的真相,就算是把新闻真相提供给了读者,到头来还是要落空。因为在读者那里,“真实的准则是不适用的”,换句话说,新闻的真实在读报过程中被读者的成见化解掉了。到头来,真实不真实倒并不重要了。李普曼没有说出的潜台词是,事情到了这一步,再奢谈什么报刊求真和“真理的自我修正过程”是没有意义的空话。因为“新闻不是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而是对已经显露出头脚的那方面的报告”。 ^[9]270李普曼的结论是:“我认为最有生命力的假设是新闻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而且必须加以清楚地区分。” ^[9]283

　　(二)剥去“公众舆论”的理想外衣

　　李普曼对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另一假设——即在民主制政体中,公众是政治中的现实主体,通过各种体现公意的形式(象集会、投票等),主要地是通过大众传媒形式的公众舆论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成为立法的基础和维系社会的道德力量(参阅前述卢梭的相关思想)——也作了釜底抽薪式的批评。

　　与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在理论阐述中表现出来的明显的理想主义不同,李普曼在理论阐述时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对现实的审视态度,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坚定地认为,公众不是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作为大众传媒的受众、公众是分层和分群的公众,分成一个个的生活小圈子,受到他们不可能摆脱的“固定的成见”的支配,公众不可能凝聚成完整的有机体。公众从来就不是一种有机体,所以也不能象有机体那样具有思想的功能。公众的这种现实处境,就给当局施展权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在李普曼看来,当局者和公众在社会政治事务中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李普曼首先分析前者情形:“在任何组织中,确立地位的领导人都有极大的天然优势。他们被认为享有更好的信息资源,他们的办公室里有图书和文件。他们参加重要会议,他们会见主要人物,他们担负着责任。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注意,说话的声音更容易使众人信服。但是,他们也拥有极大的力量限制人们接近事实真相。在某种程度上说,每个官员都是一位审查官。而且,由于没有人能够依靠遮遮掩掩和忽略不计来隐瞒信息,由于不知道想让公众了解什么,每位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宣传员。处在全局性的地位,甚至经常被迫在两种都是为了保证制度安全、同样无可反驳却相互冲突的理想之间作出选择,还要坦率面对公众,这样的官员会发现自己在越来越有意识地决定在什么环境下,以什么为幌子让公众了解什么样的事实真相。” ^[9]198

　　一方面是拥有信息和权势的当局者,另一方面是处于受控地位的公众,他们被动地接受信息,被动地受到报纸上的各种暗示。李普曼写道:“全体公众不可能像那些富有经验、富有想像力的人士那样对任何可能性都有生动感受。相当多的人必定会不经从容考虑,不了解背景情况就同意领导人给他们的选择。”李普曼在西方世界所以享有极高的威望。就是他作为理论家、观察家的所具有的非常人所及的广度和深度,他在1922年写下的这些话。在事隔十几年之后,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地描述德国纳粹党的宣传、得势之情形。李普曼彻底摈弃了卢梭以来公众舆论成为社会政治主导力量的天真想法,而把公众舆论看作是政治家在其中有很大作为的、有其自己目的的造势,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大众传媒的报纸由于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通向公众的主要渠道,就自然地分享了政治权力,他指出:“大众不是在阅读新闻,而是阅读带有对他们进行暗示味道的新闻,这些暗示在告诉他们采取行动的路线。他们倾听各种报道,但不像事实那么客观,而是根据某种行为模式已经形成的成见。因此,那些表面上的领导人会经常发现,一份权威报纸的业主才是真正的领导人。”^[9]195

　　现在,李普曼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的画面,报纸提供的是“伪环境”,公众从报纸得到的只是当局者或信息掌控者想要他们知道的东西,而“固定的成见”又从中作用,使他们轻率地形成态度,作出选择,而当局者则处于可以利用报纸掌控舆论的有利地位。在形成舆论的过程中,报纸与政府自觉与不自觉的“共谋”,这样,报纸就自然而然地不能起到为公众、为民主社会服务的政治功能。

　　李普曼对报纸和“公众的舆论”的问题有他自己的评判——

　　因此,如果要让报纸承担对整个人类生活进行解释的责任,以便每个成年人都对每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产生一种见解,那它们就显得很脆弱。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指望劳动分工和权力分散而运行的世界,会由全体人民的统一舆论来统治。这种想法不自觉地把单个读者设想为理论上的全能读者,让新闻机构承担起无论任何代议制政府、行业组织或外交机构都担不动的重负。新闻机构被要求在24小时内对每个人产生30分钟的影响去造就叫做‘公众舆论’的神奇力量,以填补公共机构的解怠。新闻机构常常错误地认为它可以做到这一点,它为此付出了极大的道义代价,鼓励了一种仍然固守着原始前提的民主政体去指望报纸为每个政府机构,为每个社会问题,自动提供这些机构自身不去正常提供的信息。^[9]286

　　(三)划时代的新闻传播理论家

　　在西方传媒理论发展史上,李普曼是个划时代的人物。

　　李普曼把传媒理论的研究,从传统的报刊的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政治学”的理论模式转变为以“新闻学—传播学—舆论学”为主干的实证科学模式,这种研究方法的转换,使得李普曼可以根据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现实和媒介现实进行报刊理论研究,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与传统的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是相悖的,于是就使得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不能解释新的传媒现实情形的窘境显现出来。

　　李普曼的实证研究,呼应着他所处时代的哲学和科学氛围的转变。哲学氛围的转变主要是杜威倡导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盛行,而科学氛围的转变则主要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传统的机械论世界观的冲击,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兴起,等等。李普曼本人的著作也融入到这种哲学和科学范围中,成为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诞生的科学前导。

　　李普曼的实证研究否认了“真理的自我修正过程”,这个思想促使后来的传媒社会责任论者要求报刊尽可能避免主观和功利,为读者尽可能提供客观真实的报道,也为社会责任论者批判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

　　李普曼对“固定的成见”的揭示和对舆论的形成过程的观察表明,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所设想的“意见的自由市场”根本就没有那么理想,公众对积极主动地搜集信息没有兴趣,也无能为力。由于公众在形成意见方面的这种被动情况,再加上媒介垄断和宣传技术的提高,使得公众意见有被操纵的倾向。李普曼认为利益集团在操纵舆论时:“在各种复杂问题上都做到对公众有感染力,就是意味着总是想要取得大多没有机会了解情况的人的赞助,而避开那些了解情况的人的批评,这就要看谁有最响的声音,谁有最熟练或者脸皮最厚的宣传人员,谁最能在报纸上获得最大的篇幅等等才能作出定论。”^[10]李普曼所描绘的这幅现实图景,使后来的社会责任论者清醒地看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不对自由主义的报刊理论进行修正,再盲信大众传播自由放任和“意见的自由市场”的教条,就可能引发更糟糕的情形:使传媒为自身商业利益和其他需求肆意妄为,愚弄公众的视听,不仅难成意见的自由市场,反而可能成为“意见的倾销市场”,而公众在不明真相,“固定的成见”和媒介的煽情鼓吹的多重作用下,容易变得麻木不仁,人云亦云,从而危及西方民主制度。这幕因果,是社会责任论者最不愿看到和最想避免的。

　　于是,他们开始强调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和公众的“知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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