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农历辛丑年，按照十二生肖来说，正当牛年。牛是人类较早驯化和饲养的动物之一，与人类的生态关系极为密切。传统认为牛的驯化起源于中东地区，2013年云南师范大学张虎才教授的研究团队通过对哈尔滨附近的人类驯化牛类化石进行的年代学、形态学、DNA测序等综合分析，证明我国东北地区可能是至今未知的动物驯化源地之一，改写了全球动物驯化的单一起源地的传统观点。[1]

　　我国传统上把马、牛、羊、鸡、犬、豕共称为“六畜”，“六畜兴旺”是农业社会的美好祝愿。汉族民间立春时节都有鞭打春牛，贴春牛图的习俗，寓意劝农力耕。四川、广东等地民间传说牛王神生日是农历十月初一，一些少数民族还在这一天举办敬牛节。仡佬族有牛王节（苗族称为舂粑节），人们备红糖，舂粑粑，糊在牛角上，于牛厩门前敬牛王菩萨，酬谢耕牛终岁辛劳。仡佬山寨还流传着“仡家一头牛，性命在里头”的民谚。除此之外，浙江义乌以及西南的侗族、苗族等还有斗牛节。清代陈其元曾亲眼目睹金华人的斗牛之风：“二牛并峙，互相注视，良久乃前斗，斗以角，乘间抵隙，各施其巧”（《庸闲斋笔记》卷五《婺州斗牛俗》），以致“牛所买来之家，呼之曰‘牛亲家’，豢牛之牧童，名之曰‘牛大舅’，其真正儿女亲家，亲之不若与牛亲家亲。”（同上）

　　人类很早就开始用艺术的形式描写“牛”，西班牙Altamira旧石器时期岩洞中所画的野牛，是艺术史上有名的画作。

　　密县汉画像砖所绘的《斗牛图》，[2]也是惟妙惟肖，远比文字描写具体生动。那么图画与文字的界限何在呢？

　　文字起源于图画。我国云南纳西族东巴文“牛”字或作，形象地描绘出了牛的全体。但是，这样的表现方法太过于具象，不便于记录和书写。因此或简化作，[3]省略了部分形体，只画出了最典型的牛头。贵州水族水书“牛”字作，[4]也是只画出牛头来代表全牛。

　　文字毕竟不是图画，即使象物之形的象形文字，也并不一定要像图画那样巨纤无遗，毫发毕现，只需要突出所描述对象的主要特征，使人一见可识即可。就像NBA芝加哥公牛队的队徽一样，都是仅仅画出公牛的牛头来表示公牛。

　　有趣的是，汉字的造字方式也是只画出牛头来代表牛。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牛鼎（《殷周金文集成》1103、1104，下简称“集成”）、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的牛簋（《集成》2973）等商代青铜器铭文中“牛”字作、等形，都写得非常肖形。汉字的表现方式与公牛队的队徽以及纳西族的东巴文、水族的水书一样，都是以部分转喻全体。这种省形造字方式在早期文字中非常普遍，也是与具象图画的重要区别之一。

　　尽管如此，上述铭文都是仅有单字的族氏文字，严格说来，它们究竟表示的是普通的“牛”这个词还是特指的“特”（公牛）、“犊”、“犗”（阉牛）、“犍”甚至“牺”、“牲”等词，并不十分清楚。因此，这种表现手法实际上还处于文字画阶段，与真正代表语言符号的文字相比，还有一定距离。

　　真正汉字学意义上的“牛”字见于商代甲骨文，“”（《甲骨文合集》21120，下简称“合”）、“”（合18275）等字形是明确指称“牛”这个词的。“牛”字仍然只画了一个牛头来表示牛，突出牛的典型特征牛角，仍然以部分转喻全体，但是形体更为简化，图案抽象为线条。

　　在甲骨刻辞中，不仅有“黄牛”、“黑牛”、“白牛”、“幽牛”等记录，还有“一牛”、“二牛”、“三牛”、“四牛”等记载，比较特殊的是甲骨文的数字“一”、“二”、“三”、“四”是在牛字的一角上画一、二、三、四道，分别写作“”（合2214）、“”（合11144）、“”（合9774正）、“”（合683）等形。西周金文一直到小篆文字，都没有大的形体变化。随着文字逐渐演化，牛角之意渐失。在秦代的岳麓秦简中，比较正规的写法作“”，还保留了两支牛角；而在睡虎地秦简中，草率一些的写法作“”，看起来就像只剩下一支牛角。汉代文字继承了秦简文字的草率写法，只有一角，已经不太象形了。到了楷书阶段，就一点也看不出“牛”字的象形意味，从表意字变成了楷书“牛”这样的记号字。我们暂以《字源》为例看一下“牛”字的时代演变：[5]

　　需要说明一点。有些书和文章把1935年殷墟侯家庄西北岗1004号大墓出土所谓牛方鼎（《集成》1102）铭文“”也释为“牛”，此实不确。此当为“兕”字，与甲骨文“”字接近。此字唐兰先生释为“兕”[6]，已获学界公认。兕、犀古本一字，《尔雅·释兽》说“兕，似牛；犀，似豕”，都是某种独角兽。南阳汉代画像石中有独角披毛，瞪目张口的“犀牛”，扬蹄前冲作角抵状。[7] 与商代金文“兕”字的图形非常接近。

　　上古汉语中有很多从牛的字，反映了牛在人类历史发展上起过的重要作用。如“牧”甲骨文作“”、“”或“”，象手执皮鞭、棍棒或扫帚驱赶牛羊之形，这是牧牛、牧羊的“牧”造字本义。金文作“”、“”，已经统一为从牛之形。《说文》解释为“养牛人也”。

　　又如反映了动物驯化的“牢”字。甲骨文作“”、“”、“”等形，金文作“”、“”等形，会围栏中畜牛、羊、马等之意，围三缺一，以为出入之口。《说文》说，“牛，大牲也”，《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牛曰太牢。”或以为牛大，羊小，故分大牢、小牢；非如成文礼制之“太牢”、“少牢”。[8]胡厚宣先生认为卜辞通例，牛称“大牢”，羊称“小”。[9]但据最新研究，卜辞中也有“大”、“小牢”，并非为牛大、羊小之分。祭祀所用之“牢”或“”是经过特殊饲养的牛或羊，与普通放牧之牛羊不同。[10]盟诅为取信于神，仪式隆重，用牲需要特别饲养，故宜置诸阑牢。

　　有些字词还在现代汉语中沿用下来，大家已经习焉不察了。例如万物的“物”字，《说文》说：“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后来泛指万物。又如事件的“件”字，《說文·人部》：“件，分也。从人，从牛。牛，大物，故可分。”牺牲这个词，本来牺与牲都是祭祀宗庙所用的牲畜，《尚书·微子》：“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西周金文屡有“用牲”的文字记录，《任鼎》也有“赐脡牲、太牢”的记载。[11]现在也特指为了正义事业舍弃生命。

　　同样与动物驯化有关的字还有“牵（牽）”、“犕”和“犗”等。《说文》：“牽，引前也。从牛，象引牛之縻也。玄声。”甲骨文作（合34678），[12]象以缰绳牵牛羁縻之义。“牵牛”是牛从野生到家养的一个重要的驯化过程。二十八宿星中有牵牛、织女两宿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星象，曹毓英先生认为其中的牛宿就是古隶书的“牵”字形。[13]古人用牵牛来负重驾车，是一种生产力的进步。《诗经·小雅·大东》：“睆彼牵牛，不以服箱。”是说天上的牵牛不能用来驾车。《周易·系辞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按照《说文》，“服”的本字当作从牛“𤰇”声的“犕”，段玉裁注：“以车驾牛马之字当作犕，作服者假借耳。”

　　《说文解字》：“犗，騬牛也。从牛害声。”段玉裁注：“《马部》曰：騬，犗马也。谓今之骟马。”《周礼·夏官·校人》：“夏祭先牧，颁马，攻特。”郑玄注引郑司农云“攻特谓騬之”，就是对公马去势。古音“騬”和“腾”相通。《说文》：“腾，犗马也。”段玉裁注：“上文犗马谓之騬，则是腾爲騬之假借字也。”“犗”和阉割的“割”也是同源词。南阳汉代画像石所出《阉牛图》，左刻应龙，右刻牛熊相斗。牛角如刃，一持环首刀的力士在牛后蹄扬起的瞬间，手抓牛的睾丸作阉割状。[14]这说明人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动物的习性，并加以驯化改造。

　　附带谈一下，郭沫若1934年《古代铭刻汇考续编》、1937年《殷契粹编》、1944年《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1952年《奴隶制时代》等认为殷商甲骨文的“”、“”即“犁”字，提出牛耕起源于殷代的新学说。胡厚宣对此予以支持。[15]现在一般认为此字应释为“勿牛”合文或“物”字，指杂色牛，而与牛耕无关。[16]这是需要澄清的一点。徐中舒、[17]齐思和、[18]孙常叙[19]等都主张牛耕的出现不会早于春秋；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甚至提出中国北方先有马耕，至西汉时期才有牛耕的看法。[20]一般认为牛耕始于春秋，绥德汉代画像石中有牛耕图，[21]已经是完全成熟农业的产物了。

　　我们知道，在英语中有cow（奶牛），bull（公牛），ox（犍牛），cattle（牛群），buffalo（水牛），calf（小牛），zebu（瘤牛），bison（野牛）等词汇之分；法语也有buffle（水牛），taureau（公牛），vache（母牛），yak（牦牛），bœuf（犍牛）等单词之分。有些人认为汉语比英语、法语等语言更为综合和简洁，一个“牛”字就把上述词汇都囊括了，最多分别加上修饰成分，成为“公牛”、“母牛”、“小牛”、“黄牛”、“水牛”、“奶牛”、“野牛”、“牦牛”、“犀牛”这样的词汇。

　　但这其实只是汉语发展到双音化之后的语言特点，上古汉语时期对于牛的分类同样观察非常细致，但却是用不同的单字来区分不同的词汇。以《说文解字》为例，按照颜色分类有牷（牛纯色），㹊（白牛），牻（白黑杂毛牛），荦（驳牛）、㹁（牻牛），𤘾（牛驳如星），犥（牛黄白色），𤙛（黄牛虎文），等等；按部位分类有犉（黄牛黑脣），犡（牛白脊），㸹（牛白脊），㹔（牛长脊），犝（无角牛），等等；按照性别分类有特（牛父/公牛），犅（特牛），犊（牛子），犗（騬牛/骟牛），犍（犗牛），等等；按照年龄分类有㸬（二岁牛），犙（三岁牛），牭（四岁牛），等等；按照种属分类有犛（西南夷长牦牛），犀（南徼外牛），等等。《尔雅·释畜》“牛属”里甚至有更细微的划分：黑脣犉，黑眦牰，黑耳犚，黑腹牧，黑脚犈，“皆别牛黑所在之名”。只是由于这些上古汉语词汇随着历史发展逐渐消亡了，游牧时代的语言痕迹才不那么明显了。

　　有些从牛的会意字也很有意思。例如包山楚简中的“”字，也即《玉篇》“牛惊”的“犇”字。此字虽然不见于《说文》，但字形最早已到了战国时期。“犇”字从三牛，会意牛群惊吓奔跑之义。而“奔走”的“奔”金文作“”，象人甩开膀子奔跑，与“犇”的造字本义完全不同。其实牛步并不总是慢腾腾，牛的奔跑速度并不慢，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呼和楚鲁岩画有骑牛套马图，[22]可见牛的行动也不缓慢。[23]

　　此外，战国楚文字中还有个“牪”字，也不见于《说文》。上博楚简《曹沫之阵》作“”，从二牛，《玉篇》：“牪，牛件也。”或谓“牛伴也”。音牛眷切，二牛相伴，是个会意字。但是用此解释简文不通。孟蓬生教授认为楚文字的“牪”是“牛”字的叠文，从“牛”声，读为“疑”。[24]按照孟教授所说，“牪”就不是会意字，而是一个与后世“牪”构意不同的同形字了。

　　由于汉字有着悠久的历史，东亚系文字中借用汉字形音义的情况相当常见。如果告诉大家下面这个古彝文就是借鉴了汉字的象形字，聪明的读者已经猜出来这是什么字了吧？对，这就是古彝文的牛字，“牛”同样是在头上突出了牛角，[25]其造字方式与汉字如出一辙。《诗经·周颂·良耜》：“杀时犉牡，有捄其角。”由于牛角又弯又长，因此赢得了世人的赞美。

　　当然，从牛的汉字还有一些，例如牝、牡等字，早已见于甲骨文，《说文》分别解释为“畜母”、“畜父”，是泛指动物的雌雄，不仅仅特指公牛、母牛。此外，还有一些不见于《说文》的常见字，如“犒”、“牯”等，起源略晚。由于篇幅所限，那些与牛年关系不大的字词我们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注释：

　　[1]赵国兴、彭耀庆、高建：《我国牛驯化发现的背后故事》，《化石》2015年第1期。

　　[2]密县文管会等编：《密县汉画像砖》，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115页。

　　[3]丁易：《中国文字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外出版社，1950年，第11页。

　　[4]岑家梧：《水书与水家来源》,《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第10页。

　　[5]李学勤：《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页。

　　[6]唐兰：《获白兕考》，《史学年报》1932年第4期。

　　[7]南阳市博物馆闪修山、陈继海、王儒林编：《南阳汉代画像石刻》，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图版16。

　　[8]吴其昌《殷墟书契解诂》已指出：“盖殷人见羊小于牛，故目牛以‘大牢’，而呼羊为‘小’，乃最顺自然之常情矣。以此常情自然之古义，衡以秦汉以后经训家之诠诂，则多见其向壁虚造耳。惟《仪礼·少牢馈食礼》贾疏引郑玄《仪礼目录》云：‘羊、豕曰少牢。’此为最近古义矣。”此说实出自叶玉森：《殷虚书契前编集释》卷一，参见李圃：《古文字诂林》第1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24—726页。

　　[9]参见胡厚宣：《释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2分，1939年。

　　[10]张秉权：《祭祀卜辞中的牺牲》，《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8本，1968年；姚孝遂：《牢考辨》，《古文字研究》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1]王冠英：《任鼎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2期。

　　[12]宋镇豪：《甲骨文牵字说》，《甲骨学与殷商史》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3]曹毓英：《中国牛耕的起源和发展》，《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4]南阳汉画馆闪修山、李陈广编：《南阳汉代画像石刻（续编）》，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图版17。

　　[15]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第一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

　　[16]裘锡圭：《释“勿”“发”》；《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17]徐中舒：《耒耜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论东亚大陆牛耕之起源》，成都《工商导报》1951年12月23日《学林》副刊。

　　[18]齐思和：《牛耕之起源》，《经济研究季报》1941年第1卷1期；《少数民族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历史教学》，1953年第7期。

　　[19]孙常叙：《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76页。

　　[20]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等编著：《中国农学史》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79、123页。

　　[21]绥德汉画像石展览馆编，李贵龙、王建勤主编：《绥德汉代画像石》，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22]盖山林：《蒙古族岩画》，魏坚主编，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755—756页。

　　[23]盖山林：《骑牛岩画?伏牛石刻?用镫时代》，《盖山林文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90页。

　　[24]孟蓬生：《“牪”疑》，《简帛》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5]陈宗玉：《统一规范古彝文文字，有利于彝文古籍翻译研究》，禄绍康主编：《布（毕）摩祭祀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2019年，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