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与丝绸之路沿线宝藏的发现与研究，若无中国学者的提点和驱动则终难深入，若无伯希和等西方学人发掘和参与则必然缺少国际化的视野，而双方的互助与竞争极大推动了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

　　1933年1月10日晚8时,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者之一、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Pelliot）于北平为其莅京举办的公宴上发表答谢致词，曰：“夫中国有史三十世纪而迄未间断，其雄伟深奥，确可成一独立学科而有余。盖久非涉猎之士，不经训练所能操觚者矣。”这段文辞端雅的讲话不仅体现汉学家伯希和对中国史学的深刻认知，同时也让国人了然于他的汉语水准。演讲全文发表在五日后的《北平晨报》。而伯希和的学识和语言天分正是他能说服欧洲政商学三界，允其率领一支探险队深入中国新疆，而最终得以发现敦煌宝藏的重要条件，也是与中国学界建立紧密联系的基础。

　　如所周知，伯希和并不是发现敦煌藏经洞的第一个外国人，英国考古学者、不谙汉文的奥莱尔·斯坦因（AurelStein）捷足先登，最先携带数量宏富的敦煌藏经洞遗宝回到西方，但伯希和在敦煌学开创性研究上享有更大的国际声誉，并持续激起中外学术界的回响。对此伯希和亦自信地说：“您（指法国亚洲学会会长塞纳，伯希和探险队派遣者）曾冀望我们觅得一处未有涉足的（中亚或者新疆）历史遗迹。我不相信其他探险者甚至是斯坦因会成为我们的阻碍。对我来说，唯有汉学家，才得以别择、利用这无数题写的记录以资研究，因为它们几乎全由汉字书写，这一路下来华风尽染。”

　　结交新疆官员与文士

　　伯希和率领着由一名摄影师查理·努埃特（Charles Nouette）、一名测绘学家兼军医路易·瓦扬（LouisVaillant）以及一队哈萨克护卫组成的探险队进入清代新疆境内，依靠他的外交才华和流利的汉语，一路结交当地官员顺利按计划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追踪古代遗迹。其中三名身份地位不同的中国人与他结交颇深，予他帮助最大：一是皇族载澜，一是新疆大吏王树枏，还有书画收藏家裴景福。

　　伯希和与载澜相识的渊源可追溯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那年年初，伯希和受进驻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派遣首次赴华，目的是精进中文并为学院图书馆添购藏书。一路由香港、上海、烟台至天津，运动爆发时他刚巧在长辛店一带，随后躲藏于东交民巷的法国驻华使馆内。而辅国公载澜正是主张支持义和团反洋的端郡王载漪之弟，亦为光绪帝的堂兄。根据法国出版的伯希和《北京日记1899—1901》以及中法两国的政府档案，他曾经越出使馆围墙抢夺了义和团将军李氏的一面军旗（见上图），又一次他跳过战壕，与敌对首领热烈友好谈判数小时，全身而退且捧回一堆对方赠送的新鲜水果，这种不可思议的大胆之举让他荣获了一枚由俄国皇家授予的圣安娜骑士勋章。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外交议定书判定载澜终身流放新疆。时隔七年，当伯希和于1907年10月到达乌鲁木齐时，无聊寂寞的载澜已然忘记仇恨，数邀伯希和一行见访，并向摄影师努埃尔讨教照相术，还亲手赠以一卷从敦煌道士王圆箓手中流出来的佛经写本。在伯希和准备离开乌鲁木齐之际，载澜尚留恋地对伯希和说：“你们要走了，我却不得不留下来。”伯希和事后忆及此事评价道：“我觉得自己不该对他旧事重提，当时（义和团包围使馆时）我们惟求安全走脱，他（载澜）却牢牢困住我们。”即便如此，伯希和仍一路写信向载澜报告他的探险收获，载澜则在回覆中也一再流露出不舍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