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在自述中曾说：“回顾这几十年来的研究工作，我觉得我所坚持的研究方法，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严格遵照事实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在分析任何历史与社会问题时，都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是我一贯坚持的原则，也是我的研究所以取得一点成绩的重要原因。”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著名辛亥革命史专家胡绳武先生，2016年6月15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胡先生1923年10月7日出生，山东枣庄人。1948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史地系，留系任助教。1952年秋任复旦历史系讲师、系教学秘书，负责新开设的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任副教授、系副主任，招收中国近代史研究生。1962年由教育部借调到北京编写教材《史学概论》。1964年秋，回复旦参加社教运动。1970年负责为新进校的工农兵学员讲授中国近代史。1974年借调至《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1975年10月，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先后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古文献研究室负责人。1980年12月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1981年秋评为教授。

　　胡绳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著有《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清末民初历史与社会》，合著有《论清末立宪运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上下卷)、《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孙中山》《二十世纪全史》第一卷《辛亥风雷》。主编有《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清史研究集》《中华文明史》（清后期卷）。发表论文百余篇。

　　没有教过我一节课的导师

　　1964年7月，我从复旦历史系本科毕业，考取复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胡绳武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1967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适逢“文革”，毕业推迟至1968年5月，被分配至安徽省图书馆工作。在我近四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中，胡先生没有找我谈过一次话，上过一节课。这真是匪夷所思！但在那个特殊年代似乎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记得我研究生入学时，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陈匡时老师找我与同时考取研究生的李清祿谈过一次话，称胡先生在北京从事教材编写工作，由他代表胡先生布置学习任务，要我们借阅中国近代史的几套专题资料，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一本一本认真阅读，练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功。1964年秋，全国开展社教运动。胡先生回复旦，先后参加奉贤县、宝山县的社教运动。我也参加了奉贤县头桥公社的运动。当时，我住公社，胡先生与65届学生吃住在大队。期间，我与胡先生有所接触交谈，但谈的都是四清四不清之类的问题。“文革”爆发后，胡先生作为复旦历史系仅次于周谷城、周予同的“反动学术权威”，在复旦大学第十宿舍操场，受到批判斗争。我当时任校学生会主席，成为复旦保守派红卫兵的负责人，“一月风暴”后，受到学校造反派隔离审查，交代检查，日子也很不好过。这时候，我与胡先生自然没有任何接触。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我与胡先生的交谈接触多了起来。

　　1982年9月，我赴北京中央党校学习,时胡先生60岁。有一天，我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朱宗震同学一起，前往中国人民大学静园看望胡先生。我向胡先生汇报了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回安徽后，准备调到省社科院历史所，从事安徽地方史研究。胡先生非常支持，认为安徽的李鸿章集团、安徽的辛亥革命活动在全国有重大影响，值得研究。

　　1992年9月，安徽省中日关系史学会在黄山举行“中日关系史和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胡先生70岁，我邀请胡先生和师母与会。胡先生在会上发表了二万余字的《近代中日友谊史上的感人篇章》论文，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天，胡先生、师母和我们一起乘缆车上了黄山。

　　1995年9月，因工作需要，我调回上海图书馆任党委书记，主持刚合并的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所的工作。上海图书馆是仅次于国家图书馆的特大型公共图书馆，藏书丰富，尤其是家谱收藏更为世人瞩目，是海内外收藏中国家谱数量最多的单位。我当时兼任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深知家谱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就直接领导上图家谱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期间，我有机会就向胡先生请教家谱文献的研究。2000年5月8日，由上海图书馆主办的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图召开，我请胡先生专程来上海，主持了研讨会的开幕式。

　　2000年10月，我年届60，卸下繁琐的党政事务后，便将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家谱文献的整理、开发和研究中去。

　　2002年胡先生80岁，新著《清末民初历史与社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于是由上海历史学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等单位联合于10月25日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了“胡绳武先生八十华诞暨《清末民初历史与社会》出版座谈会”。胡先生在沪期间，我也向先生汇报了退休后的打算，准备利用上图的家谱资料写些家谱论文。胡先生非常支持我的设想，他说，上图的家谱资料得天独厚，当今中国家谱研究领域尚没有一部稍具规模的中国家谱史著作，为此，他鼓励我：“不仅要写论文，要下决心撰写一部中国家谱史的专著，沉下去五年，一定会有收获。”

　　“沉下去”，沉到家谱文献的海洋中去！退休后，遵照先生指导，我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安徽等地查阅2000多种家谱，将重要资料做了摘抄、复印，并按专题进行分类。仅此一项，字数就有千万计，为撰写家谱专著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资料基础。

　　十年磨一剑。2010年初，60万字的《中国家谱通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次年再版，并入选国家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人文社科类），还荣获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

　　2014年10月19日，我应国家图书馆邀请，在“文津讲坛”作家谱文化讲座，会后即去海淀区世纪城看望胡先生。那天先生精神很好，谈风甚健，表示了身体许可想再次回上海复旦看看的打算。我对胡先生说：当年我做您的研究生，1967年7月没交毕业论文就算毕业了，现在在您鼓励指导下，《中国家谱通论》出版了，并获了奖，就算我的毕业论文吧！胡先生笑了。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脑际，想不到这次会面竟成了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