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上）——温室效应和“哥本哈根会议”

　　2009年12月7日至18日，为了应对由于温室效应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世界气候大会（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来自192个国家、超过2万人的各界代表以及约75个国家的元首或领导人出席了这一会议，围绕着在2012年后就国际气候制度达成全面、有约束力、有效的国际协议进行了激烈的谈判。

　　所谓温室效应，就是指由于大量使用化石燃料造成二氧化碳大量排入大气，以及由于工业活动导致的环境污染所引起的地球表面变热现象。对于地球生态来说，温室效应会带来以下几种严重恶果：地球上的病虫害增加；海平面上升；气候反常，海洋风暴增多；土地干旱，沙漠化面积增大。按照科学家们的预测，如果地球表面温度按现在的速度继续升高，到2050年全球温度将上升2—4摄氏度，南北极地冰山将大幅度融化，导致海平面大幅上升，一些岛屿国家和沿海城市将淹于水中，其中包括纽约、上海、东京、悉尼等几个著名的国际大城市。正是由于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对于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如此巨大的威胁，人们对哥本哈根会议充满了期待。

　　然而，随着哥本哈根大会的结束，世界舆论出现了空前混乱的局面。这次会议究竟成功还是失败了？《哥本哈根协议》是重要成果还是一钱不值？参加大会的192个国家似乎发出了“193个声音”。一些尖刻的西方媒体嘲笑道：此次大会“距离完全失败只有一步之遥”，19日是“丹麦最冷的一天”；有的非洲国家宣称“非洲被出卖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说，此次会议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果”；孟加拉国总理则积极评价峰会，认为峰会的成果是“可以接受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发言人说，各国领导人在哥本哈根认真讨论了气候问题，这对全世界的孩子都是一个好消息。

　　作为一场交织着科学、政治、经济、法律和伦理问题的激烈而复杂的利益较量，哥本哈根会议在一片不和谐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在人类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中，哥本哈根会议虽然没能够成为一座里程碑，但它那无果而终的结局却提醒人们，在解决当今世界人与自然尖锐矛盾的过程中，人类还必须从自然观这一哲学层面寻求新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从人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出发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对隐藏在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把握和调整，去现实地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也有助于人们运用合理的实践方案去面对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从而努力推动人与自然走向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必须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关于生态环境危机根源的分析。

　　当代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是多重的。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生态问题产生于经济制度的不完善，通过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生态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来克服；有的技术哲学家认为，生态问题产生于工业，尤其是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与技术的运用或滥用，因而主张限制大规模生产与大量消费；有的生态伦理学家则认为，生态问题产生于人们错误的世界观，主张用“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还有人提出要回归自然，回归荒野，拒斥现代工业文明。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看来，生态危机的发生虽然有着人类认识上的根源，但这不是最根本的，因为当代所有给环境带来重大影响的人类行为并不都是出于认识上的原因。显然，我们不能说日本渔民大肆捕杀濒临灭绝的鲸、美国政府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是由于某种认识上的原因。同样，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使人类具备了大规模干预自然，甚至毁灭自然的能力，客观上为生态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基础，但是决定技术社会运用的却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

　　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但在本质上却是人与人的矛盾使然。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全球化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正是这种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而且，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就存在个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就存在无止境地追逐个别利益的冲动，就存在以公共利益为代价换取个别利益、以自然为代价换取个人利益的动机，从而相应地存在着把这种动机付诸行动的社会机制。因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批判了资本主义对于自然的破坏的同时，也提出了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重要思想。按照美国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O’Connor，1930年— ）的看法：“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不是‘生态经济学家’，但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对资源、生态及人类本性的破坏作用。他们由以出发的一个理论前提是：自然（或“生产的外部条件”）仅仅是资本的出发点，而不是其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