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弗格森的视角来看，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商业社会，如何使得市民社会中的人们具有德性”，这个问题在当代依然存在。在曾经被马克思所重视的《文明社会史论》一书中，弗格森表现了对“现代性道德”的深刻批判。

　　在欧洲启蒙运动中，苏格兰高地曾涌现出斯密、亚当·弗格森、托马斯·里德、休谟等一批对后世产生影响的思想家。其中以斯密为标志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似乎已经成为理论研究中的“一条死狗”，究其原因：一是斯密作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捍卫者的形象得到了彻底的批判，同时，他也被指认为漠视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一个与伦理道德分离的国民经济学家被铆钉在“利己主义”的形象上。二是在“理性经济人假设”、“最小国家的自由放任”等观念上，“斯密主义”被塑造为一个“非伦理的”（价值中立）、“技术化”（数学形式）、“个人主义”（原子论假说）的当代形象。由此，人们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贡献评价不高，乃至失去讨论其理论价值的兴趣。

　　在关于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研究中，人们大多集中于经济学与道德的关联问题上。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便声明，“挣钱是不得已而为之，财富显然不是我们要真正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别的什么东西”。按照阿玛蒂亚·森的看法，经济学有两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人类行为动机的问题，亦即苏格拉底所说的“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另一个是关于社会成就的伦理评价问题。

　　就斯密而言，人们往往将其与如下两个判断相联系：一个是人们面对自己的行为选择以自利为原则；另一个是，这种选择能否取得技术效率或经济效率（物质）意义上的成功。客观地说，在文本事实上，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斯密相信两个判断中的任何一个。对此，阿玛蒂亚·森曾给予合理的分析：在斯密看来，共有的精明这一原理并不能指导每一个人的行为，但它总是影响着每一个阶层中的大多数。正是这个精明被置换为自私的观念影响了后世学者，事实上，精明更多的是“理性与理解力的结合”。抛开这种误认，斯密的“同情心”更能够说明以“自私”观念强加给斯密的不合理性。斯密自己就反讽过市场运行机制被看作是完全自利而无互惠的例子，“我们每天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种反讽不幸地被人套用为斯密的观点。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斯密显然悲情地分析了底层人的生存状况，“职业的竞争变得非常激烈，以致把劳动工资减低到极悲惨、极贫困的生活水准，而且，即使忍受这些苛刻条件，还是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这些人要么饿死，要么沦为乞丐”。并且斯密将这一问题视为一种伦理问题与政治问题。但是，马歇尔于1890年在《经济学原理》中撇开了斯密等人的伦理、政治的维度，正是要割除这种经济学之外的“规范性问题”，从而完成了“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

　　如果从弗格森的视角来看，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商业社会，如何使得市民社会中的人们具有德性”，这个问题在当代依然存在。在曾经被马克思所重视的《文明社会史论》一书中，弗格森表现了对“现代性道德”的深刻批判。诸如，他在批判犬儒的生活观念时说，有些人，要是人们得到他们的器重就意味着财富和荣誉，要是惹恼了他们就意味着贫穷和一文不名。因而，为了荣誉与财富，人们会丧失灵魂深处的高贵，文明社会的演进过程却可能伴随着社会风尚的堕落。与此相应，则是公共事业已经慢慢虚无化，私利、肉体的享受成为了大众最关注的目标，物欲主义渗透在人们心灵之中。弗格森认为，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演进过程中，对政治遗忘、伦理遗忘的“误入歧途”，“人们认为只考虑财富才是聪明的，对公益事业撒手不管，对人类漠不关心被认为是节制、美德，从而得到人们的赞许”。然而，公益事业、社会保障福利机制是任何一个尊重人的地方，都应高度关切的事业。

　　此外，里德、弗兰西斯·哈奇森、休谟等人的思想同样涵盖了相关核心问题，比如，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奠基人哈奇森在其情感秩序的论述中认为，应确立以他人善或公共善为对象的仁爱作为正义的情感根基，这为后来斯密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确立了先导。而在休谟那里，《论商业》《论货币》《货币》等也集中展示了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与斯密一样，他也认为如何在现代社会协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始终关切的核心论域，依照他的方案，必须用一种社会制度的框架方能确保其实现。显然，这是从政治的高度来思考经济学问题，因而，他在《道德原则研究》中指认，“法律和正义的整个制度是有利于社会的；正是着眼于这种利益，人类才通过自愿的协议建立了这个制度。当这个制度一旦被这些协议建立起来以后，就有一种强烈的道德感自然地随之发生”。而对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预设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休谟则一再强调人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心。

　　总之，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立足经验主义哲学理念，并未像现代主流经济学派那样，认为斯密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坚守“理性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反而是他们一再伸张人性的自爱与他爱（虽然有时候是有限的）的互惠的社会经济运行规则，反复强调商业社会中自利的危害以及正义原则的建构。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