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首先涉及到对伊斯兰教的透彻了解。伊斯兰教不仅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文明形态和许多相关民族的精神蕴涵及生活习俗。因此，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就应该涵括对世界伊斯兰教历史、伊斯兰教近现代发展变迁和当代走向、其变化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在中国社会的处境等研究。“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对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的了解有助于客观、科学地看待其在今天的状况，把握其在未来的可能发展趋势。应该承认，当今社会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仍很有局限性，不少人只是较为关注其局部性特征，拘泥于一种碎片化的把握，以小见大、以偏概全，缺乏整体、全面、综合、系统的研究。在如何科学、辩证、发展地看待伊斯兰教方面仍留有不少空白，存在许多误区，其研究因而也大有潜力可挖。

　　其次，对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审视及研究应该持有一种动态的、相互关联的观察眼光和基本态度。就当今中国社会而言，不能抽象、孤立地看待伊斯兰教，而应该结合国际大环境、其历史演变和当前发展的根源及其内外因来关注其处境与现状。要结合国际形势，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与中国社会的适应，来研究、评价伊斯兰教。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因少数人的偏激而引起的喧闹，并以此来评说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却忽视了持守“中道”的“沉默的大多数”之存在。其实，为什么这些“大多数”会“沉默”，本身就颇值得研究和反思。鲜活的社会现实影响且决定了伊斯兰教的生存与发展，那些脱离其现实基础来想当然地、或是带有主观偏见地看待伊斯兰教的做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审视，故而缺少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就这种基于社会结合、关联的宗教探究而言，在今天的社会及学术界也仍不尽人意、缺陷较多。所以，关于伊斯兰教的研讨理应有所突破。

　　第三，对伊斯兰教的研究既是学术的、也是政治的。在学术层面，应该深入研究伊斯兰教的思想文化形态，发现其思维方式的独特之处及价值所在，说清楚伊斯兰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作用、影响及贡献。这种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既要全面，也应有深度。这里，我们的文化学术研究显然只能是比较研究、对话模式，是一种相互学习和借鉴，而且还是一种开放和创新。在政治层面，必须清楚地看到和认识到，宗教作为社会团体的存在及其对相关社会群体和民族的影响，是有着明显的政治性的，在此则必须讲政治、讲政策、讲战略思考、讲实践智慧。应仔细观察、分析和研究伊斯兰教在不同社会政治处境中的走向及其对相关社会的态度和取舍，看到其与相关社会人群及政治力量的复杂关系，梳理出其相关思潮发展的来龙去脉、缘由、结局。在此，应该特别关注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及政治结构的关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冷静分析，正确评估。例如，我们所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其实就涵括有文化和政治这两大层面，是宗教“本土化”或“处境化”在中国国情中的具体体现和实现。文化层面涉及到宗教在相关地域与相关文化的交融、交汇，与相关社会的共构、同在问题，这是一个动态、流变的过程，对相关文化既有输入、也应融入。我们应该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看待世界宗教文化的碰面及其融会，而其“中国化方向”也是表明其发展不是运动式的强求或突变，而乃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政治层面则关涉到宗教在相关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定位和表态，虽然有些宗教在历史上早已完成或实现了其“中国化”的使命，却必须正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变迁的动态进程，而今天就面临着与现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或选择的问题。宗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拥护、对促进中国当代社会和谐稳定的贡献，以及积极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构建，则正是其“中国化方向”的政治考量。必须看到，同一宗教在不同的社会里，其政治取向、态度、选择和作为往往会截然不同，这是宗教在中国当代社会不能回避的现实，其爱国爱党、团结合作就体现了其今天“中国化方向”的政治意蕴。这里不仅需要“理”，即一种冷静、理性的审视，更需要“情”，即自觉地体现出“中国心”、“中国情”，“爱我中华”。所以说，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绝不是运动式、命令式的强迫，而是相关宗教生存并热爱中国这块土地的“情境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