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说的伊斯兰教法，大部分时候是阿拉伯语当中“沙里亚”一词的意译，其内在含义就是真主为广大信众所立下的道路和教律。

　　在穆斯林看来，“沙里亚”包括独一无二的神关于宗教、伦理和法律的所有诫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伊斯兰教法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核心，发展成一套法律体系，除宗教义务、道德规范等内容之外，若按照现代法律部门来划分，它所规范的内容还包括民法、刑法、商法等诸多领域。

　　但是，我们不能将“沙里亚”简化为国家认可的关于准则的法律体系，更不能认为在历史上“沙里亚”就是穆斯林政治实体的唯一法律准则，或是认为早期的穆斯林国家就是完全由“沙里亚”来制约的社会。不管在历史上还是今天，伊斯兰教法都不等于一套完整的治理国家的法律体系，也从来不曾发挥过这样的作用。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处理宗教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对于来到中国内地的穆斯林，伊斯兰教法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规约几乎都在发生作用，但是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则没有发挥过绝对性的制约作用。

　　最早来华的穆斯林聚居于蕃坊之中，依伊斯兰教法举行礼拜、斋戒、诵经和饮食、商业交易、遗产处分等方面的活动。据《唐律》载：“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也就是说，此时尚被视为“化外之民”的外来穆斯林之间的纠纷，依属人法（即伊斯兰教法）处理，而蕃客与其他人群之间的矛盾则以属地法（即唐律）判决。也就是说，穆斯林在与当地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更主要地受中国法律的制约。

　　在宋代，依属人法裁决穆斯林之间纠纷的原则开始受到冲击。根据《宋史》记载，汪大猷在任泉州地方官时，见“蕃商与人争斗，非伤折罪，皆以牛赎。大猷曰：‘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苟在吾境，当用吾法。’”而《萍洲可谈》载“蕃人有罪，诣广州鞠实，送蕃坊行遣……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就说明当时地方官在处理外商犯罪案件、特别是对触犯刑律的蕃客时，一般按中国法律、而不允许按照伊斯兰教法来处置。

　　到元代，伊斯兰教进入普传阶段，伊斯兰教法在各个方面的实践开始受到政府更多的限制。元政府最初在中央设立“回回掌教哈的所”、在地方设立“回回哈的司属”，这些机构更多是宗教管理机构，对于触犯刑法的回回人，并不将之移送“哈的大师”按教法决断，而是送至地方司法机关处治。到元至大四年（1312年），正式“罢回回哈的司属”，之后又对“哈的大师”的权限予以限制，“诸哈的大师，止令掌教念经，回回人应有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并从有司问之。”也就是说，在元代虽有作为伊斯兰教法官的“哈的”称谓，但是他所执掌的伊斯兰教法只是在涉及穆斯林宗教生活，以及涉及个人生活的一些方面发挥作用，教法律令在其他方面的权能最终被元政府剥夺了。甚至在一些原本由伊斯兰教法规范的生活习俗上，也受到蒙古民族习惯法的冲击。

　　明代虽然对伊斯兰教信仰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但是司法权统归朝廷掌管，各地只设教长而不准设置“哈的”（教法官），教长只有布道之权，不得包揽民事词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