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4日傍晚，上海渔阳里2号，陈独秀第三次被捕。

　　■就像第二次在北京被捕一样，陈独秀的第三次被捕再次震惊了中国政界和文化界，又掀起了一场营救风波。

　　■孙中山、马林、李达、张太雷、汪精卫、胡适、蔡元培、刘海粟、李征五……纷纷行动起来，最终法租界警方网开一面，两天内就保释了陈独秀，使得这场风波很快就得以平息。而陈独秀第三次被捕也因此有惊无险

　　陈独秀第三次被捕

　　1920年10月4日，是一个非常平常的日子。上海的大街上，除了“秋老虎”给人们带来一丝炎热之外，与往常没有什么区别。这天下午，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里十分热闹，大家正围坐楼下客厅的八仙桌上陪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打麻将。傍晚，作为中共中央局的成员之一的张国焘吃过晚饭，穿着穿着一身短衫裤，活像个小店员般悠闲地踱到渔阳里2号。按照以往的惯例，张国焘每到陈家都从后门出入，不须经过什么通报，就直接走进去。可是今天晚上情况却有点奇怪。当他敲开后门，发现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大汉，张口就十分警惕地问道:“你找谁?”张国焘立即感到有些异样，就站在门外说:“找陈太太。”那大汉问道:“你找她有什么事?”张国焘说:“我来收裁缝工钱。”大汉仔细打量了张国焘一番之后，继续问道:“你为什么不会说上海话?”张国焘还算机灵，知道大事不好，赶紧借用了一个湖南老乡的裁缝铺，将那铺子开在什么地方、老板的姓名和招牌名称，一一告诉了大汉，然后说:“我是湖南人，还未学好上海话。”这胡诌八扯的一套还真让那大汉信以为真了。这粗心的家伙对张国焘狠狠地甩了一句“陈太太不在家”，就把门关上了。张国焘完全判断出陈独秀家里一定出了事。他赶紧加快步伐走出弄堂，生怕身后有暗探的跟踪。经过一番探听，张国焘才知道陈独秀和他的夫人高君曼以及到他家里的几个客人，都在当天下午六点钟的时候被法国巡捕房抓走了。陈独秀第三次遭到逮捕。

　　被捕与马林有关

　　这一次跟以往不同，逮捕他的不是中国军警，也不是政府当局的命令，而是上海租界的法国巡捕。他们为什么要逮捕陈独秀呢?说起来，陈独秀被捕还与共产国际的马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林的祖国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至今仍完整系统地保存有有关马林的档案。这些档案材料充分表明:至少从1920年12月开始，荷兰政府就知道这位名叫斯内夫利特的人，改名马林后“特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进行革命煽动”，并通知马林护照上允许经过的各国政府设法“阻止他得到签证”。尤其当荷兰政府得知马林将来华的消息后，更提请中国政府注意，“务必不使之入境”。尽管在奥地利遭到驱逐，且一路行程都在各国警方和荷兰、英国驻华公使及荷兰驻上海总领事的监视之中，马林还是经过意大利、新加坡来到了中国上海。因此，在法国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召开的中共“一大”虽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中途还是被侦探发现，使得马林更加警觉，不得不迅速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这次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尽管和马林只有简短地两次会晤，但依然迅速被租界巡捕房的密探们发现，并开始秘密跟踪。(唐宝林:《陈独秀大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南京第二档案馆保存有一份情报档案，可以为陈独秀被捕与马林有关找到可靠的证据。这份题为《步军统领衙门探员刘汉超等关于苏联共产党人在北京、沪、鄂活动情报》的秘密档案，虽然站在当局的立场上不免有捕风捉影的文字痕迹，但在记载陈独秀与马林之间关系的基本事实上是较为清楚的:

　　广州见陈独秀主张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等词句，故极端反对。全省人民请求陈炯明省长将其驱逐出境。陈不得已避居琼岛。彼

　　处人民亦不容留。万分无法，遂即潜行来沪与在申一般无聊政客既第一第二两届议员相周旋。恰有俄之过激党徒古立脱甫(即马林，引者注)来至上海，正拟传播该项主义无人与其接洽之际，陈独秀遂往见焉，自称为中国过激党首领。古立脱甫欢迎之极，接洽妥协立拨巨款交陈，请其酌派相当之人分赴各省积极煽惑一般劳动界为入手，然后渐及军人，以蒙俄攻至张家口，北京必致动摇，届时彼辈为全体一致起事之期。因为密探跟踪监视马林，导致陈独秀被捕。对于这一点，陈独秀或许一辈子都蒙在鼓中，难以知道。这天下午和陈独秀一起被捕的除了其夫人高君曼之外，还有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当时他们三个人正和高君曼一起打麻将。而逮捕他们的是法租界巡捕房探目黄金荣和包探程子卿。包惠僧回忆:

　　回到上海后，有一天我和周佛海、杨明斋到陈独秀家里，柯庆施(团员)也去了。陈独秀正在楼上睡午觉。高君曼让我们陪她打牌。我们刚打了两圈，可能是下午两三点的样子，有人拍前门。当时上海一般习惯是出入后门。我去开门，进来两三个“白相人”，说要见陈独秀(因报纸上刊登过陈回到上海的消息)。我说他不在家，高君曼也说陈先生不在家。那几个人又说要买《新青年》，我说这里不卖，大自鸣钟下有卖的。这时，周佛海就走了。那几个人边说着话边跨进门里来，指着堆在地上的《新青年》说，这儿不是有吗?(《新青年》在上海印，印量很大，陈独秀家里四处都堆放满了)这时陈独秀穿着拖鞋下楼来了，见这情形想从后门出去，到门口一看有人把守，就又回到前庭。我们和那几个人谈话中显得有点紧张，但谁都没有说出陈独秀来。不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我们五个人(我、杨明斋、柯庆施、高君曼和陈独秀)被捕了。到巡捕房已经四点多钟了。巡捕房问了我们的姓名，职业、与陈独秀的关系等，陈独秀报名王坦甫，我报名杨一如，其他人也报了假名字，接着打了指纹，这时已经五点多钟了。(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6月20日)

　　像张国焘一样，周佛海逃过了一劫，但褚辅成和邵力子的到访，显然让事情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褚辅成(时任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和邵力子(时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兼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在政府当局或教育部门有公职，查清身份后即被释放。而化名王坦甫(王旦甫)的陈独秀真实身份暴露之后，他的夫人高君曼(化名林氏)、杨明斋(化名牟有德)、包惠僧(化名杨一如)、柯庆施(化名胡树人)等五人依然关押在监。陈独秀身着囚衣的号码为9323号，身份一栏填写的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包惠僧回忆说:“我们被送进牢房，包打听指着我们对看监的人说，他们都是教育界的名人，对待他们要好一点。晚上监里给我们送来两床被，我们垫一条，盖一条。牢房里放着一缸冷水，一个马桶。高君曼关在隔壁，彼此可以听见说话声，见不到面。”男儿大事一肩挑。被捕的这一天晚上，大家一宿未眠，商定如何应付警探的讯问。事后，包惠僧告诉张国焘，“在监房里，他们很关心还会有甚么同志继续被捕，尤其是陈先生更为关切。每逢有犯人送到这排监房的时候，陈先生必起立张望一番，看看是否同志。他知道我那晚要到他家里去的，所以尤为记挂，他不只一次的说:‘国焘身上总带着一些文件，他又热情气盛，易于和警探吵闹，如果他也被捕，那情形就更糟了。’这样念念不忘的直到深夜，后来看见没有另外的同志被捕，他才似乎稍微放心点。”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包惠僧说:“第二天，在会审公堂审问时，法庭上认为我们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后来就将高君曼释放了，其他人仍回监。在牢中陈独秀对我说，他家里有马林给他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他打算坐牢，让我们出去后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勉强，叫我还是回武汉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