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中国学术在社会观念变迁的基础上，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从一种盲目引进进入到深刻反思状态，因此有了“中国学术道路”的提法。那么中国学术道路下的岭南或者广东社会科学研究的位置在哪里？

　　在中国的学术版图上，北京为文化中心，科研院所、高校林立，学术中心地位不言而喻；上海云集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机构和媒体，其影响也有目共睹；其他诸如武汉、南京、成都等地的学术研究也自成一体、各具特色。言及岭南，广东社会科学研究的优势源自与港澳的学术交流便捷，受其影响辐射，广东的学术研究兼具本土和开放两方面的特质。近年来，广东社会科学研究的某些优势领域已经发出了“岭南声音”，比如社会学研究、华侨华人研究等。与此同时，2015年广东教育领域最大的事件是投入50亿用于高水平大学建设（实际上也是智力投资）。两者似乎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但仔细掂量却能够感受到学术研究的某种危机。

　　这种危机的种种表征在于难以对广东的现实发展问题给以有效的回答或应对。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速放缓，这一问题在广东尤为明显，由此而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已经成为社科界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而学术研究可以是回顾式的、历史的，但关怀是现实的，是要回答中国问题的。2015年，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自贸区的设立。对广东来说，自贸区设立以来的运行情况如何？制度设计有哪些合理与不合理之处？谁能、谁在回答这些问题？

　　在他人看来，广东民风务实，学术上“经世致用”自应不成问题，“师夷长技以制夷”、“维新”、“革命”等话语，都是发轫于广东的新思想。而经世致用强调康济时艰、勇于任事、致力创新、注重调查，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提规划、搞项目上。所以岭南学术界应该有一种危机感。长期以来，有学者以为地方研究机构学术水平、理论素养方面不如“国家队”，但是地方科研机构更熟悉当地情况，如果在涉及当地的学术研究问题上失去了解当地情况的优势，当地的学术研究则成为一种“依附”关系。

　　广东省投入50亿建设高水平大学，经费不少，但学术发展还要尊重其规律。建立学术共同体能够保证学术之树长青。一个学术共同体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近日，《冷战研究》主编马克·克拉默（Mark Kramer）在学术研讨会上分享了《冷战研究》的创办经历。形成一个研究群体才能支撑起一个期刊不断发展，有严格的制度设计与审稿制度才能保证其学术质量，期刊的创办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形成的过程，这样的学术共同体也才有生命力。如何应对学术共同体建设的新问题，仍是对相关部门与学者的追问。

　　在所谓“欧风美雨”的学术思想影响下，不少学者已经发现，我们现在的学术制度不断在提“创新”，而西方市场导向的职业文化却在“刻意创新”。创新难从来就不是学术创新本身的问题，还需要有相关制度上的突破，一个学术平台的建设水平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制度创新。2015年学术界最为引入注目的事件之一，就是年底某媒体关于“报销难”的报道，这一问题也引起《人民日报》的关注。熟悉岭南地区历史的人都知道，岭南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有创新精神，如果能够在科研体制上有所突破，未尝不是岭南学术发展的良机。

　　从经济地位的角度来看，广东有条件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第三极”。长期以来在中西学术文化影响下，岭南的学术研究已经有一些与国际学界进行平等对话的成果与方法，“中国学术道路”的种子已经在岭南的学术田野上萌发。

 　　■广州五羊石雕        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