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移民社会或移民个人而言，良好的社会认同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学者们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关于移民社会认同的具体影响因素，当前基于实证材料的探究并不多。众所周知，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能够较为充分地体现移民城市状况。因此，本文以深圳市为例，基于一定的访谈资料，对移民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提升。

　　移民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

　　本项研究共访谈了四位移民，基本信息如下：A：男，20世纪80年代末到深圳；B：男，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深圳；C：女，21世纪第一个10年到深圳；D：男，21世纪第二个10年到深圳。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深圳能够吸引人们前往并留下来，很大程度上与深圳在诸多层面满足了移民的特定需要有关。因此，这里适当借助马斯洛（Abraham Maslow）需求层次理论的基本框架与观点，对移民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分析。

　　第一，移民城市能否提供更高的收入水平。对于进入工作岗位且需要支出各种生活费用的个体而言，收入水平决定其是否能够衣食无忧，也影响其生活中的其他诸多选择，如购房、购车等。一般情况下，个体通常追求更高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关研究证明，人口迁移的重要动因之一是实现收入最大化。在这种前提下，如果一个城市能够为移民提供更好的经济收入，移民的迁移愿望及社会认同程度自然会相应增强；反之，移民的社会认同感会降低。在访谈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诸多移民（如A、D）被深圳吸引，重要原因之一即是更高的收入水平。

　　第二，移民城市能否为个体建立亲密人际关系提供有效空间。正常情况下，人们对于亲密人际关系都有着较为积极的期待。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建立亲密人际关系不仅能够满足个体的安全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回应个体爱与归属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是指渴望在生活圈里与他人建立亲密的情感关系，渴望被别人接纳。移民离开自己的家乡或原来的工作地点，无形中要放弃一整套亲密的人际关系。由于亲密的人际关系在个体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移民在迁移时，必然将能否在新的地方建立有效的亲密关系作为迁移行为的评估要素。如果一个城市能够为移民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提供有效空间，进而提升移民的社会融入程度，移民对移入城市的社会认同感自然会增强。这一点在受访者D身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受访者D考虑迁入深圳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好融入一些”。这是由于深圳本身就是一座移民城市，与那些在人际关系方面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的城市相比，这个城市并没有明显的“本地人”，因而较少出现“本地人”将移民排除在交际圈之外的情况。这更有助于人们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

　　第三，移民城市能否为个体提供更好的自我发展机会。对于个人生活而言，每个人总有一定的安排与规划。其中，关于自我的发展也是个体重点考虑的方面。一般情况下，个体都希望自己能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较好的发展机会，从而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在当前这个很注重自我、强调主体性的社会尤其如此。作为社会一员，个体能否具有良好的发展机会，不仅取决于个体愿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能否提供大量的优质机会。对于现代的个体而言，流动并非难事。一个地域提供的发展机会越多，产生的向心力就会越大。相应地，个体越会“心向往之”，进而长期在该地域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移民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扩张的一种结构化结果。换言之，某地域的发展机会越多，越能让个体产生社会依赖及社会认同。这在前面的访谈资料中也可以看出，4位受访者虽然进入深圳的理由各异，但是有一点却高度一致，即深圳机会多且较为平等。他们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与之前生活或工作的城市相比，深圳的这一特质有助于他们作出自我选择，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也正因如此，移民才会对深圳产生较好的社会认同感。

　　移民社会认同影响因素的“变”与“不变”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影响移民社会认同的因素处于相对稳定但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厘清这些因素的“变”与“不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甚至促进移民的社会认同。

　　通过4位受访者的话语可以看出：移民对移入城市产生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影响因素的基本类型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如较高的薪资水平、建立亲密关系的空间、良好的自我发展机会等，这些一直是移民移入深圳时较为珍视的因素。其中，较为平等的人际关系、相对公正的工作环境这两个因素，是不同时代的移民共同且多次强调的。由此可见，无论从基本框架上讲，还是从具体内容来看，移民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

　　与此同时，一些影响移民社会认同的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着变化。从价值上说，在高物价的影响下，较高的收入水平这一因素的吸引力逐渐降低。在访谈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深圳的移民，有的刻意强调这一点，有的并未提及这一点。但是21世纪后进入深圳的移民，虽在受访过程中未直接提及收入水平，但是“房子”却成为必然出现的主题。例如，受访者C认为，自己能够买房完全得益于改革开放。其言语间透露出一种欣喜和满足；而受访者D则直接表达了“房子”问题给自己带来了巨大压力。由此可见，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来到深圳的移民来说，生存并非很大的问题，甚至不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原因在于，他们在深圳的收入足以支付生存成本。但是，对于21世纪进入深圳的移民来说，生存却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或者说，能够承受买房带来的经济压力，已经成为移民衡量自己是否能继续留在深圳的指标。因此，较高的收入水平这一影响因素，在促进移民社会认同方面具有的效力在降低。从发展机会的来源上说，深圳之所以能够提供较多的自我发展机会，过去是因为其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享受了更多的政策红利，而现在则是因为其已经成为一座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受访者而言，移民所获得的自我发展机会的具体来源并不一样。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受访者来说，深圳能够提供多种机会，主要是因为与内地相比，这座城市得到较多的国家政策扶持。而对于21世纪进入深圳的移民来说，深圳的大量机会则主要是这座城市通过自身的发展来提供的。与中小城市相比，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无疑具有较大的发展平台和发展空间。

　　总体言之，移民城市对移民产生社会认同的各种影响因素处于基本稳定却动态发展的状态中。我们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对如何促进移民的社会认同这一问题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建议。需要注意的是，移民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具有数量和性质上的复杂性，需要谨慎、细致地加以研究。本文仅以深圳市为例进行分析，虽具有针对性，但在代表性上似有不足。这就需要研究者在面对具体的移民社会、考虑社会认同相关问题时，进行有针对性的具体分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新移民的文化认同研究”（18BKS10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