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解答澳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访澳门基金会主席吴志良

　　■本报记者 冯建华 李永杰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15年来，澳门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也因此造就了今天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花齐放的局面。”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不无欣喜地介绍了澳门人文社科研究，尤其是澳门学研究的发展现状。

　　澳门学重在研究历史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简要介绍澳门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其主要内容、发展定位及学科远景如何。

　　吴志良：澳门学是30年前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是系统梳理澳门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发展规律，试图为过渡期和回归后的特区建设提供有建设性的学术支撑和知识支持。在相当意义上，是构建本土知识体系的一种理论尝试。澳门学的范畴是跨学科的，内容也应包罗澳门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我们认为，澳门学承担了从学术上阐述清楚澳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和“怎么来，如何去”等重大问题的功能，学科前景无疑是美好的，但构建过程会十分曲折。

　　澳门学应包含什么内容，目前学术界还未取得共识。值得留意的是，现阶段不少学者认为澳门学应指澳门本土的历史和文化研究，而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其本身就是研究视野广度不足的结果。我们应将澳门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进程与祖国和世界的发展进程联结起来。在时间点方面，更不应单纯放在16—18世纪，而应从澳门历史发展时期的全域加以观察。只有通过这条路径，才能解答澳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重大问题，才能真正认识澳门在祖国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澳门学才可以体现其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澳门学研究呈现何种特点，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吴志良：当下澳门学研究的重点在历史文化领域，尤其是历史档案文献的全面系统整理、出版和研究方面。因为澳门历史文化研究起步较早、材料丰富、基础较牢，相对容易出成果；再者，如果没有将澳门历史的来龙去脉及其文化特质解释清楚，也很难去研究“到哪里去”的问题。学界在该领域着力甚重，是很自然的事情。事实上，这些努力没有白费，澳门历史话语权的回归便是明证。澳门历史话语权的回归，对整塑特区的主流价值观，避免似是而非的思潮，强化家国情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直接从学术上支持了澳门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力促进了特区15年的健康成长。

　　提高澳门在国际学界认知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际学者的广泛参与对澳门学研究有何积极意义？

　　吴志良：我们组织召开了三届澳门学国际研讨会，吸引了众多关注澳门研究的国际学者的参与，其意义是多重的：首先，任何学科的真正建立，必须在国际上引起足够关注和受到基本认同。其次，澳门是早期全球化的产物，澳门学也必须有国际眼光，放在世界性的视角来探讨构建。最后，澳门的历史文献散见全球各地，是多语种的，需要不同国家学者来参与研究，产生协同效应。国际学者的广泛参与，不仅可以加快学科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提升学术的高度和深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澳门学在学术研究层面和澳门的现实社会文化发展层面有哪些重要意义？

　　吴志良：“一国两制”是新生事物，但又是根据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制定出来的政策。新生事物，意味着没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在摸索中前行，不断探索，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同时，“一国两制”又不是空想，其构想是有根有据的。如何将“一国两制”的根和据从学术上解释清楚，如何为港澳特区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便是香港学、澳门学的艰巨职责。澳门学的建立将有利于澳门研究的长远规范发展，有利于提高澳门在国际学界的认知度。

　　澳门学发展空间依然很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在澳门大学举办的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办方称“要将澳门学打造成为澳门的文化名片，制定澳门学的研究规划，争取在3—5年内推出高质量成果，发展为国际认可的重要学科”。据您了解，进展情况如何？

　　吴志良：回头看，当时的估计太过乐观，也不甚科学。一个学科的建立，并不是组织一批学者论证一下概念、命题、范畴、范式就可以了。一种理论的建构，是一个科学的程序。我们认为，澳门学的建立，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实证过程。首先，我们需要对澳门历史档案文献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科学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其次，对澳门当今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实证研究，并产生一大批高水平、高质量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也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才能够进行理论的建构。前述两项工作特别是第二项，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借此机会，我们也再次呼吁，澳门学学者应该更加注重田野研究和实证研究，多找一手资料，多做创新性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澳门学发展还面临哪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吴志良：澳门回归15年来，澳门研究有了快速的发展，学术的投入明显增加，一支年轻的学术队伍基本成形，学术成果也推陈出新。然而，总体而言，学术视野还有待拓宽，学术深度有待挖掘，学科发展不平衡，学术协作有待加强，学术创新性远远不足。澳门学术界必须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和自省，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澳门学才能早日构建起来。

图为2009年1月，龙舞澳门庆新春。澳门街头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    

                                新华社记者  何自力/摄

 学者言论：

　　杨允中

　　澳门理工学院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教授

　　“一国两制”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是一个历史性突破。如何理解特别行政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性，确保行政区在正确理解、正确认知的基础上向前拓展，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汤开建

　　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近现代是澳门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目前学界对澳门近代史的材料，尤其是葡文材料使用得还较少。相对于古代史而言，澳门近代史研究还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黄庆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回归15年来，澳门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令世人瞩目。这些成就不仅是澳门特区人民拥护、学习、贯彻和落实《澳门基本法》的具体体现，也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制定的“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政策在澳门的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温宪元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对澳门的研究不能囿于澳门本身。例如，澳门经济发展提出适度多元化已有多年，但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还面临很大的困难，这给政府和学界都提出很多的课题。为此，学界需要从区域和国际的视野来寻找经验，提出可行的战略建议。

　　沈云樵

　　澳门科技大学

　　法学院助理教授

　　回归15年来，澳门同胞的国家、民族观念得到了不断增强。虽然商业大潮的巨轮滚滚而来，碾碎了很多文化传统，但小城澳门依然保留了很多人性化的传统元素，政府以民为本、依法办事，市民普遍待人亲和、诚实守信，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留下了较为正面的印象。

　　（本报记者 冯爱琴 毛莉/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