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虽有收藏之实，却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标志，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发展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博物馆由私而公，成为近代国家民族主义政治的另类表达。岭南地区历来得风气之先，但鸦片战争后，随着经济重心转向上海，博物馆建设似乎在岭南被遗忘，而仅仅是在“革命策源地”形成后，博物馆的建设才有新的气象。岭南博物馆的历史，可谓近代岭南的一个缩影。

　　近代岭南地区的博物馆事业

　　⊙李飞

　　自明清通海以来，岭南尤其是广东沿海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沟通的走廊。晚清五口通商之后，中西交往愈加频密，在这个漫长过程中，自然孕育出广东面朝大海，“得风气之先”的地域特色。而博物馆，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从万里之遥的欧陆漂洋过海，自西俎东，星星点点，在中华大地扎下根来。与此同时，随着游历欧美社会的中国士人、外交官、商人和学子的增多，他们的游记和宣传，亦扩大了博物馆对传统士人思想的影响。

　　岭南：

　　汉语“博物馆”一词的发源地

　　岭南地区和博物馆渊源颇深，如汉语“博物馆”一词，就极可能诞生在广州城中。据研究，“博物馆”一词，目前最早见于林则徐组织编纂的《四洲志》“英吉利国”条下，时间约在1840年前后。《四洲志》编译自英国人慕瑞（Murra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经过翻查对照，可以发现中文“博物馆”对应的英文单词，正是“Museum”。清代广东学者梁廷枏著有《海国四说》（1846年），其中亦提到在伦敦有“博物馆”这样的机构。1863年，因“黄畹上书案”避祸至香港的王韬，发现在当地已有“博物院”存在，“中藏西国书籍甚夥，许人人入内翻阅”，“院中鸟兽虫鱼，草木花卉，神采生新，制造之妙，殆未曾有”。而目前公认的中国第一家博物馆——法国传教士韩伯禄（Pere Heude）所建的震旦博物院，则在五年之后的1868年诞生于上海，初名为自然历史博物院。由此可见，无论是“博物馆”一词的生成，还是作为实体存在的博物馆，岭南地区确实引领了时代新潮。

　　中国近代史上有几次筹建博物馆的高潮，有些仅停留在舆论层面，有些则落实成具体行动。第一次倡设博物馆的高潮出现在维新变法前后，面临着国势日蹙的紧张局面，维新派士人纷纷倡议变法，效法西国，自强图存，其中之一，即是广开博物院，“搜集各种有用器物，陈列其中，以备学者观摩”，从而达到发展格致实学的目的，以此推动制造业发展，“制造多，商务盛，藉养穷民无算”。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或是著书，或是著文，倡议开设博物馆。然而和商务、矿务、铁路、新军、官制等这些经世急务相比，博物馆毕竟显得并不那么紧迫，甚至有些迂远。但值得注意，上述几位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广设博物院的人士，正是来自岭南的近代先贤。虽然中国人自主筹建的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最终花落南通，成于江苏士绅张謇之手，但岭南先辈们的发扬之力，鼓吹之功，实在不容埋没。

　　广州市立博物院：

　　岭南地区首座正式公立博物馆

　　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但数年后的清末新政继承了戊戌维新的诸多精神。1910年，清廷颁布《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明文规定京师及各省省会，当设立图书馆一所，以后逐渐推广至各府厅州县，相较而言，博物馆进入国家体制的时间则就略晚几年。民国初年，蔡元培执掌的教育部因重视社会教育，特设社会教育司，推行“学艺的社会教育”和“通俗的社会教育”，在这个大背景下，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序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逐步在各地推行。虽然进程缓慢，但至少推动诸多省份进入了拥有博物馆的新纪元。根据1913年《教育部视察各学区学务总报告》可知，当时全国设有教育博物馆（教育品陈列所）的省份寥寥无几，而广东的教育博物馆设在“教育司署之东偏内”，陈列分为模型仪器标本、中外教科书、各种学校章程统计、各校成绩品及教育史材料五类，“可观者尚多”。相较而言，同属岭南的广西，则“地处偏僻，交通梗塞，地方经济亦较逊于各省，社会教育一项发达最微”，几乎还没有博物馆设施存在。

　　1913年3月，胡汉民主持的广东省政府立意筹建博物馆，但碍于政局变动，无功作罢。1928年，广州市教育局局长陆幼刚在广州市第111次市行政会议上提议，“各国都市，均有宏伟之博物馆，即吾国北平市亦有古物陈列所之设”，而“革命策源地之广州”，自应设立一所完备的博物院，“搜罗动植矿各物之标本、模型，世界今古特产异物，风俗历史之特征，雕刻、绘画、工艺美术等陈列院内，任人观览”，此提案获得通过。其实根据研究，约在1916年后，广州实际成立过古物保存所，和北平的古物陈列所类似，均具有博物馆性质。1929年在镇海楼开设的广州市立博物院，作为岭南地区的首座正式公立博物馆，延续至今，最终成为了岭南地区近代博物馆事业的标杆。

　　大约在广州市立博物院筹建的同时，东莞县也开始筹设自己的博物馆。东莞博物馆与图书馆合二为一，名为东莞博物图书馆，馆址选定于县城内的盂山公园，1929年建筑落成后却限于经费不足，一直未能开馆，直至两年后经费略有着落，才在1932年5月开放了博物图书馆的图书部，接纳读者阅览。至于博物部，则缺少经费购买玻璃柜及各种木架，一直未能开馆。人、财、物的奇缺，这大概正是彼时地方小馆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

　　岭南地区的博物馆，有史可稽的除市县一级博物馆外，还有省立博物馆。1934年7月，广西成立广西省立博物馆，馆内设历史文化部和自然科学部。1936年，广东省政府亦通过提案，决心筹设广东省立博物馆，后因抗战爆发，战事连绵，广东省立博物馆始终未能筹建成功。然而在抗战期间，由李汉魂主政的战时广东政府，却在1940年成立了广东省立国民革命博物馆。广东省立国民革命博物馆以征集孙中山等革命先烈遗物纪念品，以及“抗战以来为国捐躯之忠勇将士之遗物、文献，及战利品等”，“以作系统之整理及珍藏，以表现革命抗战之伟大事迹，并供民众瞻仰，以垂久远”。抗战时期的广东省立国民革命博物馆与省立图书馆和省立科学馆，被李汉魂誉为广东“文化建设中的三大堡垒”，在抗战时期的文化战线上，亦起到了巨大作用。

　　根据1936年出版的《中国博物馆一览》，当时岭南地区尚有岭南大学博物馆，属于校办性质，连一栋像样的建筑也没有，只得借用他处作为陈列室。岭南大学还有一个自然博物采集所，也具有一定的博物馆性质。1927年8月，在广州文德路成立了两广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后于1929年由国立中山大学接管，然而在性质上仍属两广地质调查所的一部分，为省立单位。从广义的博物馆范畴出发，1934年在广西南宁成立的广西植物园，亦被当时的中国博物馆协会定义为博物馆的一员。这大概即是新中国成立前夕见诸于文献的岭南地区博物馆发展状况的概貌。

　　近代以来博物馆建设高潮

　　自岭南起步

　　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在《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中提到，中国20世纪早期的民族主义情绪，分布在两个运动中，“一个是民族导向的文化运动，另一个是以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运动”。这或许能够解释缘何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迎来了第一次大发展。当然，作为社会文化机构的博物馆，对于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而言，一不能提供刀枪火炮，二不能殖产兴业，富国富民。相反，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更需要一个稳定长期的资金支持，如此方能开展征集藏品、兴建库房、建设展厅、推出展览等各项工作。所以1930年代中国博物馆的大发展，自然也可看作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一个小注脚。

　　对于岭南地区而言，作为汉语“博物馆”一词的发源之地，岭南先贤们亦不遗余力将博物馆观念发扬光大。对比北京、上海等地区，岭南地区似乎缺少一些诸如震旦博物院等早期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博物馆，但顾维钧曾经说过，这些外国人所设的博物馆“虽多吾国旧器，而意似别有所属，非专为宣传吾国文化而设”，岭南地区与海外交往甚早，可以推想正是因为外国人对岭南的熟悉度较高，所以外来传教士或许也就认为并无设立博物馆以供后来西洋同胞参考的必要。所以岭南地区在早期博物馆发展史上的失语，恰恰说明了此一地区在近代史上的鲜明特色。在这块土地上，“博物馆”这一新词被创造，博物馆的观念被引进与推广，近代以来中国的博物馆建设高潮也自这里起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岭南地区对于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贡献，确实很独特。

　　（作者单位：深圳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