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概念。

　　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公开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教育部印发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从多个方面对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给予了明确指导，高校智库建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高校智库未发挥应有作用

　　我国智库主要分为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及民间智库四个类型，相较而言，高校智库的整体综合实力仍有待提高。

　　我们知道，我国高校社科研究人员近50万，占全国社科研究人员的80%以上，在部分省份甚至占90%以上；每年各省、市的社科优秀成果奖，高校的获奖比率通常在90%以上；在各高校纷纷推进智库建设的情况下，很多高校研究人员积极向有关部门建言献策。但因对实际情况不了解，过于学术化，针对性不强，获采纳的成果并不多，高校的智力聚集优势和学科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轻对策与横向研究问题突出

　　高校智库是当前智库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其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缺乏足够的智库意识和智库能力。虽然服务社会已经成为高校重要职能之一，但事实上，很多高校研究人员仍难以摆脱“象牙塔”情结，对社会现实问题缺乏关注，认为撰写咨询报告属“末技”，没有学术含量，对学科建设没有价值，因此，不愿为政府决策出谋、为经济社会发展把脉，亦缺乏服务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

　　第二，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高校的评价体系普遍存在重理论研究轻对策研究、重纵向课题轻横向课题的倾向，学术论文、专著和纵向课题的数量、级别是衡量教师科研水平的标尺，而对承担横向课题、从事应用对策研究所产出的研究报告和对策建议等成果缺乏科学、灵活的考评机制，智库研究人员的社会贡献不能得到应有的认可，严重影响了其开展对策研究的积极性，制约了高校智库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

　　以广东为例，2010—2012年间，该省高校人文社科领域共出版专著4630部，发表论文将近55000篇，但提交的咨询报告仅2300多份，而被采纳的只有1589份，其数量不足专著和论文总量的3%。以上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和参与程度在整体上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发挥得远远不够。

　　第三，缺乏畅通的成果转化渠道。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需要建立多样的成果输送渠道，没有这些渠道，研究成果就只能“空喊”或“空转”，既影响不了决策者，也影响不了大众与舆论。可以说，当前，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单一，研究人员不太清楚研究成果究竟通过怎样的渠道才能进入实际应用领域，认为除了“递折子”别无他法，而成果应用的主体——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以及广大企业也不知道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式才能获得其所真正需要的成果。成果生产者和应用者之间缺乏沟通、交流的渠道，往往导致社科成果的供给和政府、企业的需求不衔接、不对应，好的成果不能及时上报，领导的批示不能及时反馈，社科工作者辛辛苦苦搞出来的成果常常束之高阁，挫伤了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

　　智库成果待转化

　　针对高校智库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立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我们认为，新的历史时期高校智库建设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迫切需要“三个转型”。

　　第一，意识转型，牢固树立并不断强化智库意识。高校智库真正发展壮大并不断体现其价值，根本还在于高校科研工作者主观认识的与时俱进。首先，高校研究人员应树立正确的智库意识，这种意识不仅要求形成主动服务于政府决策的积极性，更要转变事事强调学科、强调学术的观念，树立问题导向意识，将注意力的重心置于服务决策和社会发展的质量上。其次，应处理好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系。提倡问题意识，并不意味着要丢掉学术，我们知道，理论研究是对策研究的基础，对策研究则是理论研究的具体化、现实化，两者相得益彰，以理论研究为基础，对策研究才能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专业性，关注真问题，才能贴近实际，产出高质量、对决策产生影响的咨询报告。

　　第二，评价转型，着力创新智库成果评价机制。智库研究的落脚点在于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为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和咨询报告等。因此，高校对智库成果的评价标准必须区别于传统的学术评价，改变单纯以论文、著作和获奖为主的考评方式，实施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标准，完善以贡献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核心标准，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将智库成果纳入岗位聘任、职称评审、导师遴选等各种考核指标体系。同时，积极探索用后期资助方式，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给予后期奖励和持续支持。

　　第三，渠道转型，不断拓展智库成果转化渠道。一流的智库必有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成果要有一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意见》除了鼓励智库进行决策咨询服务外，还鼓励智库在阐释党的理论、解读公共政策、研判社会舆情、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智库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和手段，多措并举，完善成果转化机制，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提升成果转化效率，如建立“旋转门”机制，保持通畅的“智政通道”；形成和打造多渠道的成果发布机制，注重与媒体和政府互动，加强成果宣传和对政策影响的跟踪评估等。也可以根据研究成果的不同属性，以内部决策参考、学术报告、科普活动、记者招待会、社交网络与自媒体、系列报刊文章等不同形式对外传播，引领社会舆论，成为社会上下之间矛盾的“缓冲器”。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项目“文科类协同创新中心评价体系研究（2013ZCZX0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