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合作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无论是经济规模、外向程度、产业形态，还是城市竞争力和区域一体化水平，都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作为国家战略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成为“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这使得探索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破除发展困境

　　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市场环境，对标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面临着现实困境与诸多挑战。

　　一是香港社会内部矛盾显现，对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思路不清。二是大湾区交通枢纽功能有待加强，区域对外通道较为薄弱，铁路对外运输能力较为紧张，限制了珠三角与纵深腹地的经济联系，城际轨道发展明显滞后，大湾区东西岸之间的交通连接依然薄弱，港口、机场未能充分利用，跨界交通基础设施衔接不够通畅。三是大湾区经济与区域结构发展不平衡，深圳、香港和广州的经济规模与其他城市差距较大，佛山和东莞的经济体量也较惠州、中山、珠海等珠三角其他城市有梯度感。四是大湾区产业发展缺乏整体协同，一些特色的产业合作平台仍在谋划阶段，没有形成规模，这方面的合作建设经验有待积累。而城市间产业合作发展也面临障碍，未形成“群”的发展效应。整体创新合作程度不深，缺乏世界级企业和品牌，国际影响力有待提升。在新兴产业错位发展、土地和资源集约利用等方面尚存在协调难题，内部各单元在一些领域同质化竞争，导致恶性竞争、资源错配。珠三角地区还普遍存在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严峻以及土地开发强度大等现实问题。

　　当前，数字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期，新基建的覆盖面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新基建的发展水平是分享“数字红利”的关键。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和新基建协同建设方面仍未出台统一规划或者方案，由于资源投入区域性不平衡与大小企业分配不平衡等问题，一些欠发达地区可能会再次在数字经济建设和新基建方面处于落后态势，进一步加大区域差距。

　　对于如何破除发展困境，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港澳与内地不同的行政、社会、经济管理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理念、认知差异，是影响各方深度合作的重要原因。港澳要有效实现其战略定位并保持可持续健康发展，内地要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各方要树立共赢理念，寻找、设计促进各方共赢的制度支持系统。粤港澳三地要携手破解发展难题，共同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大湾区内部组成单元要创新发展思路，践行改革措施，挖掘推广成功的创新范例。

　　其次，要鼓励企业确立“颠覆性创新”思维，提高企业所处知识网络的规模、位置中心度，提高与知识网络内其他企业的联结强度，着力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积极创新商业模式特别是颠覆性商业模式。

　　最后，以数字经济建设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其中基础性、结构性、预置能力性的建设内容，需要优先部署。此外，建设投入大等问题对地方财政和产业发展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需要对各类需求做出科学分析，有序推进，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创新发展。

　　实施数字经济平台战略

　　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创新是关键，运用适宜的创新模式，可以更好促进高质量发展。

　　在新形势下，模仿性创新的劣势凸显，容易造成低端锁定，沉淀在低端的产品和产业层次上。而破坏性创新价值网理论的提出，开辟了新的创新模式。当前来看，在低端市场、新兴市场或者混合市场中，实施破坏性创新的成本相对较低，是正处于快速跃变发展中的大湾区企业嬗变发展的重点战略选择。

　　全球数字经济正高速发展，数字经济将覆盖医疗、旅游等产业元素和云计算等创新元素，体现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与各个传统行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平台战略能有效突破创新与生产成本以及高端资源共享的瓶颈，有利于传递价值，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要充分发展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政府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实现数字交互式应用，借助数字化交互平台，提升协同生产效率，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因此，数字经济平台战略是路径选择，应以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标准供给为动力，构建大湾区颠覆性创新生态价值体系，并以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大湾区价值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