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先生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著有《潮州艺文志》《楚辞地理考》《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敦煌白画》《楚帛书》《梵学集》等著作近百部，学术论文近千篇，涉及宗教、历史、考古、地理、艺术等多个领域，是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

　　《塞种与Soma——不死药的来源探索》原文刊于《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是饶先生探讨早期中外文化交流之力作。他重视出土资料，强调“三重证据法”，主张将考古遗存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治学讲究“求证、求真、求实”，在《塞种与Soma》文中亦有深刻体现。20世纪60年代，饶先生曾随印度汉学家白春晖学习梵语，熟读婆罗门经典《梨俱吠陀》，曾与法国汉学家汪德迈赴印度进行为期3个月的文化之旅，因而完成大作《梵学集》。1992年，饶先生应张广达先生之邀，写成《上古塞种史若干问题——于阗史丛考序》一文后，有感《梵学集》中《不死(amta)观念与齐学》一文未能追溯波斯文献，故撰写《塞种与Soma》篇。

　　《塞种与Soma》一文共分四节：第一节引湖北王家台秦简之《归藏》《归妹》篇及《淮南子·览冥训》等文献，提出嫦娥奔月所偷之“不死之药”与印度《梨俱吠陀》和波斯文献的文化渊源；第二节以伊朗Naqi Rostam铭文、薛西斯(Xerxes)一世碑铭为证，提出“《火教经》（Avesta）的haoma（又称Hom或hauma）既是梵文《吠陀》的Soma”，是月桂树和月亮的象征符号，并认为活动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塞种人可能与hauma Saka有关；第三节论证了《穆护歌考》中“莫护跋”的波斯渊源，论证《火教经》所见magavan即印度《梨俱吠陀》中的magha及maghavan，提出“magha亦与Soma有深切关系”；第四节指出“Saka（又称Scythian)早在先秦时期已与东方多有往来”，并列举齐景公车马坑、秦皇汉武求“不死之药”等例证，证明自大流士以来，“华与胡两种文化，接触自不寻常”，需要格外重视，探讨中外文明之交流，“正宜上推至更前时代”。

　　由于笔者主要从事新疆史前考古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因此结合近年新疆考古所发现的麻黄和大麻，谈一下对“不死之药”——Soma的粗浅认识。

　　Soma作为传说中的“不死之药”，其成分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最早提出麻黄即豪麻（Homa）观点的是英国学者乔治·华特（Sir George Watt），他在《印度经济作物辞典》（Dictionary of the Economic Products of India）里，记录了印度帕西人（Pārsīs）在琐罗亚斯德教仪式上使用的豪麻即麻黄。在此基础上，斯坦因（Stein）于1931年撰写了《麻黄考》（On the Ephedra, the Hūm Plant and the Soma）一文，提出古代罗布泊人群使用麻黄进行宗教仪式的可能。1939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Bergman）在发掘小河5号墓地后，也提出麻黄作为药材、尸体防腐剂、常青生命象征、苏麻（Soma）汁原料，以及焚尸熏香的可能性。

　　从近年的考古发现来看，古墓沟和小河5号墓地随葬麻黄的现象最为普遍。在古墓沟墓地发掘的42座墓葬中，有13座随葬有麻黄，或将研碎的麻黄枝盛放于裹尸布外的口袋内，或将碎麻黄枝盛入随葬的木杯中。而小河墓地公布的37座墓葬材料中，有22座随葬麻黄，或将麻黄直接缝在斗篷上的小包内，或直接散放在墓主身上和木棺中，随葬数量要多于古墓沟。

　　中山大学教授刘文锁在《新疆发现麻黄与大麻及有关问题》一文中提出，麻黄是内陆欧亚最早被人类发现并利用的神经致幻植物之一，罗布泊地区出土的麻黄要早于琐罗亚斯德教豪麻或苏麻的年代，后者或许是从内亚某地使用植物致幻剂的传统中继承而来。目前中亚发现最早的麻黄出自土库曼斯坦的哥诺尔（Gonur）遗址，已有4500年的历史。在《阿维斯塔》（Avesta）中，豪麻（Houm，Homa=Soma）是酒神、圣草之神，是伊朗雅利安人奉祀的神灵，常用固定修饰语“纯洁的、祛除死亡的”（Dura-Osha），而“祛除死亡”即可视为“不死之药”。因此，罗布泊地区随葬麻黄的含义，可视为一种获得永生的巫术仪式，并与人类早期发现并利用麻黄碱（Ephedrine）的药理性有关。

　　临床医学证明，麻黄碱能兴奋交感神经，松弛支气管平滑肌、收缩血管，可刺激中枢神经，使其兴奋。在吐鲁番苏贝希三号墓地M3干尸身上，发现有随身携带的麻黄粉末，胸腹部有三处羊毛缝合的伤口。北京大学教授林梅村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医师实施的“外科手术”。而随身携带的麻黄粉末，可能是止痛药或麻醉药，因为麻黄枝含有一定量的四氢大麻酚，可作为麻醉剂使用。据《三国志》记载，华佗曾用“麻沸散”作麻醉剂，成功实施了大量外科手术。关于“麻沸散”的成分，学界尚无定论。华佗弟子吴普所著《吴普本草》中，提到过麻黄的药性。因此有学者认为，“麻沸散”可能是“麻黄散”之误。而小河墓地出土的钻孔头骨显示，开颅手术的实施可能与麻黄有关。

　　新疆罗布泊青铜时代墓葬的发现，即说明麻黄在丧葬仪式中的特殊作用，也反映出仪式与药物作用的密切关系。到公元前1千纪，麻黄逐渐被大麻取代，可能与大麻中四氢大麻酚含量更高有关。这一时期开颅手术的案例也明显增多，可能与大麻的药用功效有关。

　　目前，新疆发现的大麻遗物主要出土于吐鲁番洋海墓地和加依墓地。如2003年洋海一号墓地M90出土的木盆和草篓内，盛放有大麻籽和大麻叶碎片，同墓中还出土有箜篌，确定墓主为男性萨满，经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770—前480年；2013—2014年吐鲁番加依墓地M213中出土了13株保存完好的大麻植株，均整齐摆放在墓主身上，墓主身份同样为萨满巫师，距今约2900—2700年。

　　另外，大麻的使用方式也值得关注。2013—2014年，塔什库尔干县吉尔赞喀勒墓地出土的11件木钵火坛内壁，检测出大麻的标记物——大麻酚，距今2600—2400年。木钵内盛有灼烧痕迹的卵石，内壁残留大量附着物，经检测为大麻的生物标记物——四氢大麻酚，证明此类木钵曾是用来灼烧大麻的器具。类似的灼烧器具亦见于哈密五堡墓地、和硕红山墓地，以及俄罗斯巴泽雷克（Pazyryk）2号冻土墓中。

　　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斯奇提亚（Scythian）人便拿着这种大麻的种子，爬到毛毡下面去，把它撒在灼热的石子上；撒上之后，种子便冒起烟来，并放出这样多的蒸气，以致是任何希腊蒸气浴都比不上的。斯奇提亚人在蒸气中会舒服得叫起来。他们便用来代替蒸气浴，因为他们是从来不用水来洗身体的。”而据印度医疗典籍《妙闻集》（Sushruta Samhita）载，“燃烧大麻所产生的烟雾能使病人在术前麻醉”。

　　综上所述，从新疆的考古发现来看，Soma的组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过从麻黄到大麻的嬗变。“不死之药”不仅是宗教仪式上的圣物，更具备一定的药用功能。在我国西北及北方其他地区，也发现过麻黄和大麻的相关遗物，如陕西半坡遗存发现过麻黄花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马家窑文化）、内蒙古赤峰二道井子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陕西蓝田新街遗址（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也出土过大麻遗物，但未见宗教仪式和药物使用的证据。因此，Soma与“不死之药”观念究竟如何起源和传播，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学发现来证明，但饶先生开创性的研究，为研究早期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学术价值定会愈加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