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4日，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基地承办，广州市创意经济促进会协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广州学习沙龙系列活动第三季第七场在广州市社科联会议室举行。市社科联副主席郭德焱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大学、广州市文联等单位专家学者、广州市社科联部分干部、媒体代表40余人参加会议。本场沙龙由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广府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纪德君教授主持。

尚德爱才，选贤任能：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才观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纪德君

　　中华民族历来有尚贤爱才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古人所说的“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来强调人才建设的重要性，并多次引用“尚贤者，政之本也”这句话，来说明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和高度重视选贤任能的重要性，号召全社会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真正将人才强国战略落到实处。

　　硬实力、软实力，取决于人才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司马光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李世民也说：“为政之要,唯在得人。”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李世民这句话，就是强调人才选拔的重要性。

　　纵观古今历史，能否得贤用贤，确实是事业成败、家国兴亡的关键，所谓“无长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昌，失贤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例如，曹操能建立不世之功，与他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密不可分。刘备能开基立业，也因其秉持“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的理念。孙权也宣称：“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而唐太宗之所以能创造“贞观之治”，关键也在于能“得人”，也就是善用人。

　　所以古人说：“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这句话，就是为了强调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一切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

　　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从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化用而来。习近平总书记很欣赏这句话，并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巧妙地将其改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多次用它来阐明其人才观的核心理念。

　　那么，怎样才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呢？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要打开视野，“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广开进贤之路。‘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要“积极营造尊重、关心、支持外国人才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对他们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让各类人才各得其所，让各路高贤大展其长”；要打破常规，善用人才，“对待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资排辈，不要都用一把尺子衡量”。总之，不拒众流，方为江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等各方面优秀人才吸引过来、凝聚起来，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

　　关键在于用好人才

　　善于聚集人才，固然非常重要，但是用好人才，更为关键。在如何用人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借鉴了古人的经验和智慧，予以发扬光大。

　　首先，要用好人才，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司马光的话——“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提出要建立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人事相宜的选拔任用体系，并强调我们今天讲的“德”，第一位的是政治品德。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他又引用《贞观政要•择官》中的话“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强调一定要遏制形形色色的不正之风，把公正用人作为选人用人的根本要求，坚持公在公心、公在事业、公在风气，选好干部、干好事业、清明吏治。

　　其次，要用好人才，必须有识人之明。魏源曾说：“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魏源这句话，指出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往往会出现用人不当、用人失误。对人才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感觉和印象上，必须健全考察机制和办法，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深入了解。“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识别人才，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语口碑中了解干部，既要在“大事”上看德，又要在“小节”中察德，诚所谓“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

　　再次，要用好人才，必须懂用人之道。古人说:“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又说：“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两句话指出，“怎么用人？就是要坚持事业为上，以事择人、人岗相适”，“选人用人，要坚持事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就选什么样的人，岗位缺什么样的人就配什么样的人，不能论资排辈、平衡照顾。要正确把握事业发展需要和干部成长进步的关系，把合适的干部放到合适的岗位上。”他还引用清代顾嗣协的诗句“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强调使用人才要做到量才录用，随才器使，扬长避短。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古人的尚贤思想、用人智慧，并根据新时代人才建设的需要进行转化创新，这对于今天如何更好地尊重人才、重视人才、聚焦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创新的价值取向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文化研究所所长 李宗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价值支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滋养。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今天，我们应当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光大中华民族精神，为当代新型文化价值体系的锻铸，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提供合理的价值资源。

　　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和精神标识之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自信。这种价值自信，在改革创新的时代，集中体现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此，就要理性把握文化发展和文化建构的本质性特征，把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统一起来。从普遍联系的角度看，世界上任何民族文化，都有特定的精神价值，都有一定的时代意义，都有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特殊贡献。从文化的有机性来看，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化共同构成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民族文化都不可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因此，文化既有民族性的一面，又有时代性和世界性的一面。

　　文化的民族性，是指反映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人格、国民品性、伦理情趣等思想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文化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理论表征。

　　文化的时代性，是指民族文化在其发展的进程中，所包含的时代内容和表现出来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征。文化的内容和特质受特定时代条件的制约，是一定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文化的发展既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有时代的变动性和现实性。任何民族的文化，就其内容而言，都是现实的时代精神的体现，都是前后相继的历史精神的延续。离开特定的时代，离开特定的社会实践条件，文化就会成为虚无缥渺的空中楼阁，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谈。文化的发展正是从特定的时代精神中汲取养料，从一定历史阶段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中提取必要的材料，才构成了一定时代的文化内容和文化特质。文化的时代性是区别文化进步或者落后的重要依据。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力和精神要求，给文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推动着不同民族的文化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时代停滞，文化停滞；时代前进，文化发展。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不争之论。因此，在建设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时候，必须努力追赶时代潮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不断更新民族文化的传统，不断改铸传统文化的形态，赋予民族文化以新的实践内容和新的时代精神，从而推动民族文化不断发展。

　　文化的世界性，是指特定民族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包含有超越本民族利益而为别的民族文化所缺少的有益成分，因此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和相互吸收。文化的世界性具有超越特定民族价值范围的通约性，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对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中国文化中重视整体和谐的思想，与西方文化中以个人本位为特征的独立思想之间，有着互为补益的作用；中国文化中重视综合的形象思维，与西方文化中重视分析的逻辑思维之间，有着相反相成的关系；中国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与西方文化中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之间，有着互相启发的功能。这些都是民族文化世界性的体现。文化的世界性逻辑地蕴涵着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有着整合性和协同性的特点。不同民族的文化类型，有特定的思想内容和民族特质，因而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整合。由于人类精神有着共同的追求，所以在推进世界文化发展的认识基础上，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互协同。文化的世界性表明，脱离世界文化发展的正道去谈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产生封闭保守的狭隘心态。因此，我们在建设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时候，应当放眼世界，在坚持维护民族文化利益的同时，认真学习外国文化的长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断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增强民族文化的活力，为科学地建构中国文化而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们在坚持文化的民族性的时候，应当注意防止并坚决反对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反对国粹主义；在坚持文化时代性的时候，要注意防止割断历史的倾向，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坚持文化世界性的时候，要注意防止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总之，我们要将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有机结合，把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富有改革开放时代精神、面向世界的充满活力的现代新型文化。

　　我们在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工作时，不仅要重视作为文化本质属性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而且要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指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在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统一。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不断进步的内在的精神动力。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怀，团结统一的价值取向，贵和尚中的思想模式、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厚德载物的博大胸襟、崇德重义的传统情操、科学民主的现代精神，这些都是从传统到现代都始终存在并凝结为文化传统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同时，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逻辑地包蕴着并传承了革故鼎新、与时迁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古典革新精神。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追求的是大胆创造、突破旧制、开辟新局的新文化精神，其典范的表现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和践行。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使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化相协调，其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否则，就会出现要么复古守旧的保守主义，要么简单否定、乱批一气的历史虚无主义。以现代意识和现代标准评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转化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应当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中国近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程 潮

　　中华近代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先进的中国人将西方的先进文化融入到中国的文化血液中而形成的，用以指导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优秀思想文化，是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先进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种发展形态。

　　近代优秀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及其祖先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顽强生命力的优秀思想文化。它包括从远古到鸦片战争以前形成的古代优秀文化和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形成的近代优秀传统文化。近代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主要有两点理由：从文化积淀来说，“积淀”是一个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持续过程。相对于“现代”来说，“近代”也成为“传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中国近代优秀传统文化也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文化发展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就在于它能不断吸收新的血液（包括外来文化）。中国古代文化由于吸收了佛教等外来文化而一度焕发了生机，印度佛教经过中国化的改造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近代文化由于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如民主和科学）而又焕发了新的生机，西方的先进文化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

　　以儒家价值观念为主导的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在构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无法指导中国人民救亡图强的历史使命和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走向解体。近代传统价值体系的解体主要反映在：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被打破；王权至上、臣民尽忠的价值观念走向崩溃；家族本位、孝悌为本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重情轻法、以礼为法的价值观念面临挑战；儒学独尊、圣贤崇拜的价值观念发生动摇；夷夏之辨、以夏变夷的价值观念变得模糊。随着传统价值体系的解体，中国人民又开启了创生新的价值观念的历史。天人观上由“天人合一”转向“与天争胜”；道器观上由“重道轻器”转向“相竞以器”；古今观上由“崇古重老”转向“崇今重少”；群己观上由“重群轻己”转向“群己兼顾”；义利观上由“重义轻利”转向“义利兼顾”。

　　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程中，涌现了戊戌精神、辛亥革命精神、五四精神、鲁迅精神、北伐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沂蒙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从这些具体精神中体现出：科学、民主精神；平等、自由精神；文明、进步精神；改革、革命精神；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不畏强暴、敢于牺牲精神；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精神；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精神；自强不息、振兴中华精神；伸张正义、维护和平精神等中国近代优秀文化精神，它们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振兴中华的重要精神力量。

　　中国近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第一，近代优秀传统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它体现了近代中国人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体现了近代中国人为救亡图强而要求变革社会的改革精神和革命精神。

　　第二，近代优秀传统文化是融会中西优秀文化的先进文化。它批判地吸纳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民主精神，结合中国的国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观念，同时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文化。

　　第三，近代优秀传统文化是经由价值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文化。它是在经历新文化运动前守旧派、改良派和革命派间的思想碰撞，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间马克思主义派、西化派和新儒家间的思想激荡，而以马克思主义派整合中华优秀文化遗产和西方优秀文化成果而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中国近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第一，近代优秀传统文化是古代优秀传统文化走向现代优秀文化的桥梁与中介。中国近代优秀传统文化距离中国现代文化时间最近，因而是构建中国现代优秀文化最为直接、最为亲近的文化资源。它批判地继承古代优秀文化，并以此充当了将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带入现代的重要载体，同时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养料，并以此近代西方先进文化直接带入了中国现代优秀文化之中。

　　第二，近代优秀传统文化是现代优秀文化的有机内容。中国现代优秀文化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曾在抗战期间将“国民文化”分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三个层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相通之处：都强调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都强调“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精髓已融入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

　　第三，中国近代优秀文化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民主、自由、平等、爱国”的内容与中国近代优秀文化精神有直接的传承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其它八项也与中国近代优秀文化精神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