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主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州市舆情大数据研究中心承办的“守正创新,有‘融’乃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广州学习沙龙第四季第七场在广州市社科联会议室顺利举行。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重庆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中南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新闻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市社科联部分干部，媒体代表参加了活动。会议由广州市社科联专职副主席谭晓红主持。

媒体融合：打造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姬德强

　　拥有平台才能掌控舆论和服务人民，才能创造各种可能。平台不仅是一个全面互联的隐喻，一个媒体组织的增量，也不完全是垄断了注意力资源和流量经济的商业互联网公司，而是一种服务全面深化改革和基层治理的以公共性为核心特征的数字基础设施。在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的目标——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和新型主流媒体，也可以理解为打造数字时代的新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全媒体的新内涵

　　在5G时代到来之际，这一理念转型尤为紧迫和重要。不仅是为了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在服务人民的前提下引导人民，在重塑传播力的同时夯实公信力和影响力，掌控舆论阵地和正能量宣传，即用技术手段创新走好“群众路线”，而且是为了避免政策观望或规制真空使得商业互联网公司继续跑马圈地，让“赢者通吃”的平台化逻辑继续主导未来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商业基因构成的互联网平台往往在收割流量和聚集用户的过程中，突破市场增长和伦理规范的边界，从而不得不诉诸公共性和公权力来重新配置资源（比如数据）和进行合法性重建。在这个意义上，商业出身的互联网平台并不是无所不能，更不是公共服务的天然承载者，这个迷思需要被打破。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是，商业互联网平台确实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的主要基础设施，广泛服务乃至构成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前提下，如何通过媒体融合，改变传统媒体工业化的内容供给和信息服务方式，改变对商业互联网平台的神话式崇拜和系统性依赖，加快转型步伐，从而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充满流动性的平台社会，应成为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要义。换句话说，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一个基于公共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它在技术能力上应与商业互联网平台相匹敌，但在经济利益考量上要转换商业模式和评价标准，在政治立场站位上要有着更广泛的代表性。

　　基础设施转向：媒体研究的新路径

　　理解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我们需要简要梳理当下跨学科媒体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infrastructure turn）。不管是传统媒体研究者、互联网研究者还是文化产业学者，都在一个新的理论前提下开展学术讨论，那就是媒体自身已经成为数字时代信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在很多学者看来，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也是社会的平台化过程，更是社会组织和社会运行全面“嵌入”或“锁定”在垄断性的平台公司的过程。具体的研究路径包括：第一，经济学认为，平台经济是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是对传统工业化生产的革新，以多边性和权变性为主要特征。第二，软件研究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分析角度，把“计算基础设施”的概念推向前台，认为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生成和变化逻辑便是“计算”无时无处不在，即“算法逻辑中心”，这也就决定了这一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的最大不同，即数字基础设施不是建好后就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计算的需要随时发生着变化和自我重新匹配。第三，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批判，目标是塑造数字基础设施的平台公司。简而言之，数字基础设施是新的基础设施形态，以权变性为主要特征，以对社会领域的全面嵌入为目的，但也因商业互联网平台的垄断性占有，存在着巨大的经济隐患和伦理风险。

　　媒体融合：建设怎样的数字基础设施

　　对当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媒体融合而言，认识到数字基础设施的新现实和商业互联网平台公司的技术和产业特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媒体应该如何重新定位自己，以及如何与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各个平台公司进行竞争和合作，以及更重要的，是否以及如何搭建另类的公共数字基础设施。

　　首先，从合作的角度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平台掌控渠道效应的不断扩大，媒体作为内容生产者的角色的重要性则不断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平台的内容“补偿器”。然而，2016年以来，随着后真相和假新闻成为欧美社交媒体驱动的信息环境的裂变性特征，人们逐渐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平台企业虽然史无前例地匹配了信息和社交的需求和供给，但其内含的技术和商业逻辑也逐渐侵蚀了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秩序和民主正常组织的基本原则。在这个背景下，平台企业必然会反向融合传统媒体，利用传统媒体的信源权威来重塑平台自身的信息可信度，从而在内推流量经济模式的同时外显出平台的公共性。平台的裂缝已经展开，传统媒体适时介入，未来一段时间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将统筹发展，而不是一方移民或融合另一方。

　　其次，从竞争的角度而言，传统媒体至少可以依托两方面力量建设另类的公共数字基础设施。第一，依托政府统一的政策设计，将政务服务以及相关的公共服务纳入新建立的融媒体平台，做到政务服务的垄断性和公共服务的权威性，让新的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各级政府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支点之一。第二，人民群众在被商业平台转换为可计算的“用户”的过程中，虽然被满足了各种消费需求，获得更大的满足和方便，但也陷入了以用户粘性为核心商业逻辑的信息茧房，以及不断出现的伦理危机之中。深切的绑定感，以及平台越用越恐慌成为这个时代的社会心理症候。那么，如何发挥人民群众在另类公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体性，动员他们参与讨论、参与建设、参与修改，设计更加符合不同社会群体的平台算法，而不是尽量多地压榨多种类型的劳动时间，应该成为另类数字基础设施的主导性逻辑。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与商业平台算法的“黑箱”本质不同，更具公共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应该让“算法”公开，并将其放置在广泛的公众讨论中，不断被更新和修改。

人工智能时代媒介融合的三个面向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丁汉青

　　2017年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人工智能与其他信息技术一样，具有通用性与开放性，其有望成为继互联网之后推动媒介融合的主要技术动力。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迄今为止很难说已形成一个获得公识的准确定义，但人们一般认同媒介融合是个包括微观、中观、宏观三个面向的概念。

　　微观：人工智能已渗透至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虽仍显笨拙，但前景可期

　　目前，人工智能在新闻采写、编辑与分发、播出及用户交流等新闻生产各环节均有不同程度的应用。其中，人工智能在新闻采写中的应用主要包括发现新闻线索、记者助手、新闻撰写与自动化报道（机器写作）三个方面；在新闻编辑与分发两个领域内的应用主要包括校对与修改、信息核查、算法推荐三个方向；在播出环节中的应用主要是AI主播；在用户交流方面，新闻媒体依托嵌入在社交网络中的聊天机器人程序与读者展开“直接”对话，通过“聊新闻”的方式真正建立起媒体和用户之间的社交连接。

　　从生产角度看，人工智能虽如上所述已渗透至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并在生产效率上展示出人类难以企及的高度，但在创造性与流畅性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譬如利用擅长处理海量数据的优势，写作机器人虽能更快速、精准地找到完成新闻文本所需信息，但“现阶段机器新闻写作……不能从真正意义上完成有逻辑、有态度观点的自动化文本生成”；AI主播还普遍缺乏感情和个性，存在表情生硬、互动流畅性较差等问题；在聊天机器人中，即使是SIRI，与用户的交流也还生涩。

　　尽管如此，人工智能作为快速成长中的新技术，仍有可能打破互联网时代渠道导向的媒介产业融合路径，启动新一轮的用户导向的媒介产业融合。

　　中观：人工智能有望给媒介产业融合带来新的逻辑起点

　　互联网时代媒介融合的逻辑起点侧重于渠道。谁拥有渠道，谁就可以掌握触达用户的主动权。从全媒体到中央厨房，从生产流程再造到融媒战略，互联网时代中国媒介融合是一场自上而下驱动的“渠道“工程。此阶段媒介融合解决了渠道丰富性与渠道的互联互通问题，但其与用户的粘性始终有些不尽如人意。合而不融、融而不合、用户疏离的现象比比皆是。

　　与丰富的渠道相伴生的问题是海量数据造成了用户面对过多选择后的无所适从。数据只有在“对”的时间找到对的人，才能转化为有效的信息。目前来看，人工智能中的算法推荐为数据转化为有效信息提供了解决方案。算法推荐可以迅速完成信息、用户、场景的准确匹配，将“人找信息”变为“信息找人”，大大降低用户获取自己感兴趣信息的成本。对于解决数据过载问题贡献巨大。算法推荐说到底是套推存逻辑，这套逻辑越能贴合用户需求，便越有可能在竞争中胜出。在此情景中，得算法者得天下，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介融合有可能从当下的“渠道导向路径”转到“用户需求导向路径”上来。 “内容为王”与“渠道为王”的时代将有望让位于“用户为王”。

　　宏观：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社会关系变革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变化将引致生产关系的变化。以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有着颠覆性意义的重大技术变革，其所引起的社会影响是多层面的，譬如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社会主导权之争、人工智能与传媒从业者的工作权之争、人工智能与用户信息选择自由权与隐私权之争、人工智能公司与在位传媒公司的传播权之争等。当前受关注最多的是与用户信息选择自由权相关的信息茧房问题。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尼葛洛庞帝就曾预言每个人都将拥有为自己量身定制的个人化日报。算法的普及使该预言已成现实。不过，信息定制带来的并不都是好消息。凯斯?R?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对这种“个人日报”式的信息选择行为可能产生的信息茧房后果颇为担心。他认为，个人长期处于过度的自主选择中，沉浸在“个人日报”式的满足中，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和接触机会，不知不觉间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此即为信息茧房效应假说。

　　客观地看，算法只是信息茧房效应的技术基础。信息茧房效应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着特定人类心理基础（认知不协调）的用户行为（选择性接触 ），直接原因则在于市场逻辑指引下，应用算法的信息平台对用户的大力迎合。

　　“信息茧房”、“过滤气泡”等假说的重要价值在于预警了以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所支持的信息定制化可能带来的长期的、消极的社会后果。在互联网仍处快速发展期的今天，我们与其将其视为“定论”，不如将其视为“假说”；与其将其作为批判算法的论据，不如潜下心来设计周密严谨的研究方案，厘清其存在的现实条件并提出减轻该效应（若存在的话）的策略方案。

　　总之，从技术哲学角度看，技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作为方兴未艾的新技术爆发点，必将在给媒介融合带来新景观、新路径的同时，亦带来新的反思。

县级媒体融合的发展与趋势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副教授 邵鹏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8月21-22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不仅明确指出了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思路和宗旨，而且直接推动了县级媒体融合的发展步伐。2018年9月20日，中宣部对在全国范围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出部署安排，要求2018年先行启动6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2020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县级媒体中心建设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组建县级融媒体中心，有利于整合县级媒体资源、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县级媒体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其重要的执政资源和基层阵地，并且县级媒体拥有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优势，通过媒体融合可以激发中国基层媒体的活力，在传播主流价值观、引导社会舆论和服务基层群众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重要作用。

　　县级媒体融合的发展特点

　　与中央、省市级的媒体融合相比，县级媒体融合更具特殊性和复杂性。从目前的经验来看，县级媒体融合主要有三大特点。

　　1.借鉴中央媒体，打造县域融媒体中心。打造融媒体中心已经成为所有县级媒体融合的标准配置。以长兴县的经验来看，融媒体中心不仅要有，而且要高配置、全功能。长兴传媒集团直接借鉴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的先进经验，结合实际，全新定位，打造中央厨房“县域版”——“融媒眼”中央厨房，并以“融媒眼”中央厨房为轴心下设10个部室，形成具备集中指挥、采编调度、信息沟通、稿库资源共享、热点收集、传播效果反馈等功能。本轮融媒体中心建设无疑成为众多县级媒体设备升级与机构整合的重要契机。

　　2.移动优先战略，打造全媒体矩阵。在中央、省市级媒体融合“移动优先”“两微一端”和“媒体矩阵”已经逐步发展成熟的态势下，本轮县级媒体融合同样以移动平台为重要发力点，各县级媒体都在集中力量资源发展移动新媒体，加快构建以“两微一端”为重点的移动媒体矩阵，创新推出“准、新、微、快”移动新闻产品。如宁波鄞州区重点打造了“鄞响”和“鄞+”两个不同特色的客户端，其中“鄞响”客户端主打“时政新闻端”+“区域互动圈”；“鄞+”客户端主打“新闻+服务+活动”理念。同时，移动优先的全媒体矩阵式发展，当前更趋向于全渠道和全平台传播的拓展。

　　3.经营模式创新，打造县域“新闻+服务”综合体。在本轮县级媒体融合过程中，支持县级媒体参与“智慧城市”网络政务和社会服务建设成为媒体融合的重要特点。通过整合融媒体平台和政务服务平台，可以开展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新闻资讯、学习教育、商务娱乐等综合服务，让媒体真正成为一方用户的“时事顾问”“信息管家”“理财参谋”“生活向导”。同时，依托政务服务平台的县级媒体融合可以真正实现受众群体的凝聚和经营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县级媒体融合的趋势

　　从媒体融合的条件来看，县级媒体融合无论是在内容资源，还是技术、资本资源，相较中央级、省级媒体均存在较大差距。正视县级媒体融合发展复杂性无疑将是突破创新的关键点。

　　1.正视地域差异，采取分步推进方式。县与县之间的差异表现在人口规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媒体的体制机制等诸多方面。从全国范围看，很多县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经济体量有限，信息相对闭塞，未必有足够的实力去打造这样一个综合性传媒机构。同时，在上一轮改革中，部分县级媒体已被省市级传媒集团兼并、收购。现有县级媒体一般规模较小、人员结构简单，可以通过组织结构和物理空间上的融合，通过生产和经营要素的并合、竞合、调和和化合，迅速实现从人、财、物到信息资源效率的最大化，逐步实现媒体融合的化学反应和生物反应，最终实现媒体组织的“涅槃重生”。

　　2.正视人才技术短板，开展战略合作。新媒体技术发展和迭代速度已经远超出传统媒体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的速度，在县级媒体中人才和技术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自建团队难度较大，购买技术又存在潜在风险，开展战略合作成为重要选项。这就需要引导县级媒体与省、市媒体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双方通过项目合作、平台共建、资源共享等手段，帮助县级媒体突破融合发展中的人才和技术困境。省、市级媒体凭借自身的技术和人才优势，通过搭平台、输模式，加强对县级媒体的技术、数据、人才和资源的管理指导和参与，实现省、市级融媒体技术平台的下沉，最终形成省、市、县三级媒体融合协同运作的体系。

　　3.正视盈利问题，发挥“在地”优势。由于传统媒体发行量、收视率和广告收入下滑已经成为行业普遍问题，迫使很多媒体企业走上了“多角化”经营发展的道路。长兴传媒集团的营收增长就主要靠经营上积极跨界，采用“媒体+互联网+项目”模式，通过“媒体+会展”“媒体+金融”“媒体+车险”“媒体+教育”等项目实现营收增长。随着“互联网+”过渡到“智能+”5G、4K，最新的传播科技为媒体融合打了一个新的窗口，县级媒体的“在地性”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县级媒体作为最基层的在地媒体组织，只要努力抓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核心工作，突破创新，寻找一切可以引导和服务群众的场景和需求，就可以“小步快走”，把握新技术迭代所带来的市场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