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人类学充满活力,尤其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在世界之中的文化新处境,面对各种新事物并对此背景下的人类展开各种全新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它就是积极面对新的未来且有自信的中国人类学。“一带一路”、城镇化、人口跨界流动、城乡协调发展、民族医学以及微信民族志、海外民族志、艺术民族志的开展,凡此种种的主题,都可用一个“新”字来加以涵盖,即它们发生的场景和那里的人都是全新的。由此而提出来的新问题、新概念、新主张以及新方法可谓比比皆是。诸如基于文化人类学视角的城市新移民问题、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还有山海文明、江河文明、农耕文明以及农业技术遗产的跨越村落的历史民族志的书写,而对于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线上线下民族志方法在时空上的新拓展,使得一种虚拟但却真实发生的现代中国人新生活的图景为越来越多人所清晰地意识到。中国人类学在此意义上走上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新新人类的研究轨道,这种人类学显然会更加关注文化转型、关注少数群体、关注各种形式的族群互动、关注互联网的兴起以及关注生活世界的任何新鲜事物的出现,也更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律动,关注到人类在新生活处境下的新的改变、新的选择以及新的态度。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或许是,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互联网世界中,如何能够使得人类的每一分子保有一种体面的、有文化的生活,这已经不再是什么争论不休的预测或者洞见,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同时也无法躲避的现实图景。

　　与此同时,我们仍旧没有忘记这个学科在中国的独特发展历史,我们试图通过追溯既往而开拓一个全新的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一种跨越时空的人类学的纪念借助对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八十年的纪念活动而展开,称它为新的“费孝通现象”或“费孝通问题”亦不为过。南来北往的学者们汇聚在江村,面对一个有着八十年社会变迁史研究记录的江南小村,我们缅怀费孝通对人类学中国化的初创之功,以及对人类学村落研究在当下新语境中的真实意义的再反思。毋庸置疑,人类学借助一种独具魅力的田野方法以及极为详尽的民族志报告的呈现,在吸引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真正关注到此学科的存在并运用于自己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去。其中,包括政治、历史、工商、艺术、医疗、法律、发展等诸多领域,都在通过添加一种人类学的视角而在不断地拓展出一片新的研究天地,形成一种不断自我加强的分支学科或者跨学科的人类学学科群。人类学在中国无疑是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学科。中国人类学民族研究会下设的37个专业委员会以及正在申请中的新分支学科委员会,已经足以说明人类学应对中国现实处境而开展的研究日益繁荣。

　　更为重要的则是,中国的人类学也在全方位地打开自己的大门,不仅走向田野,而且还要走向社会与文化之中的不同领域。在文化转型仍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大背景下,走出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以及走进并试图重新理解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相互交叉,并行不悖。而人类学如何重新去真正面对并解释世界秩序新格局下的种种文化的转变、转向与转型,将是未来人类学家共同要去面对的真实现实。这使得人类学家参与世界的责任感和对当下现实的担当意识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所有这些都在引领着中国人类学走向一种应用的领域。只有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并且也只有在一种人类学的应用之中,一种曾经西来的人类学才能真正活在中国当下,且历久弥新。

　　当世界文化有一种日益趋同的向心力的引导时,一种文化多元的离心力也同时在不断地自我复制、加强和建构。向心力便是基于互联网全球一体化的浪潮,而离心力则是基于认同上的文化相对性的文化主权、边界、价值以及遗产意识在全球范围内的自觉和突显。曾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针对中国历史而提出来的一种包容性的文化图景,在费孝通1988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经历近30年的时间,中国自身发生了改变,世界的文化构成格局也发生了一种改变,我们很显然需要重新思考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的新的多元一体格局究竟是怎样一幅样貌以及它实际应该有的理想模式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