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高洪。人民画报 段崴 摄

　　2012年3月2日，国家海洋局受权公布我国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共71个海岛的标准名称。其中，部分海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被正式确定为我国的领海基点。现将国家海洋局海岛监视监测系统的部分图件予以展示，以便社会公众进一步了解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有关情况。 新华社发

大量历史文献证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 新华社记者 曲振东 编制

　　９月１５日，国家海洋局在其网站公布了我国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地理坐标，同时公布了国家海洋局海岛监视监测系统中的部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置图、示意图、三维效果图等，以便社会公众进一步了解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有关情况。新华社发

9月14日，中国海监15船抵达钓鱼岛海域。

　　9月10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当天起，中国即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其中包括从中国最高领导人、外交部到国防部，罕见地密集表态，表达中国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合法权益的决心；中国政府还迅速发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划定声明，并派出海监船抵达钓鱼岛海域宣示主权。

　　钓鱼岛问题由来已久。为什么说中国对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和法律依据？日本政府又为何会打破四十年来中日政府总体遵循的“搁置争议”的谅解？日本“购岛”事件后续将如何发展，对中日关系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局势会有怎样的影响？9月13日下午，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高洪就相关的热点问题接受了《人民画报》记者的专访。

　　人民画报：我们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和法律依据。这种历史和法律依据体现在什么方面？

　　高洪：大量文献史料表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为我国人民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我国渔民世世代代在这些岛屿及其附近海域从事捕鱼等生产活动。15世纪以前，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商人、渔民即把钓鱼岛等岛屿当作航海标志。

　　我国明清两朝一直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行使主权。早在明初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已列入中国版图，永乐年间（公元1403至1424年）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即明确记载了中国人自福建往琉球途中所经过的钓鱼屿、赤坎屿（即赤尾屿）等岛屿名称。

　　明清时期出使琉球王国的册封使陈侃在1543年所著《使琉球录》中明确指出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过了这些岛屿之后才进入琉球之境。清朝钦差大臣黄叔儆巡视台湾后于1722年所著《台海使槎录》中，也有关于钓鱼岛的记载，“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

　　明朝剿倭总督胡宗宪编的《筹海图编》标明了明朝海防管辖的沿海岛屿，其中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证明这些岛屿早在明朝就已在我国海防管辖范围之内。

　　从地理上看，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东侧有深达两千多米的冲绳海槽，将其同琉球群岛分隔开，湍急的黑潮自西南向东北流经这里，使东侧的船只在古代的航行技术下很难靠近这些岛屿。这也说明我国人民最早发现和利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并非偶然。

　　日本和国际社会也曾明确承认钓鱼岛属于中国。

　　日本近代以前的正史、国志及学者文章均未对中国在钓鱼岛的领土主权提出任何异议，并直接使用中国的名称。日本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出版的多种地图都将钓鱼岛绘成与中国大陆同色，直到1892年出版的《大日本府县别地图并地名大鉴》还未将钓鱼岛列入日本领土之内。十九世纪，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等列强的相关文献和地图也承认钓鱼岛属于中国。1877年，英国海军编制的《中国东海沿海自香港至辽东湾海图》，将钓鱼岛看作台湾的附属岛屿，与日本西南诸岛截然区分开。该图在其后的国际交往中得到广泛应用，《马关条约》曾用该图确定澎湖列岛范围。

　　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开罗宣言》，规定将日本窃取中国之领土归还中国。1945 年《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同年8月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收回被日本窃取的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等岛屿在国际法上已随之回归中国版图。

　　人民画报：那日本又是在何时，通过什么手段窃取了钓鱼岛呢？

　　高洪：1884年，日本人古贺辰四郎到钓鱼岛探险，声称发现了 “无人岛”。1885年到1893年，冲绳县政府先后三次上书日本政府，申请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归该县管辖，树立国标。日本政府顾忌清政府的反应未敢批准。1895年1月，日本趁甲午战争清政府败局已定，窃取了钓鱼岛等岛屿，“编入”冲绳县管辖。同年4月，日本通过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迫使清政府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1900年，日本政府把钓鱼岛等岛屿名称改为“尖阁列岛”。

　　二战日本战败之后，1951年9月8日，日本同美国等国片面签订《旧金山和约》，同意将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群岛等岛屿置于以美国为唯一施政者的委托统治制度下。1953年12月，美国托管下的琉球政府发布公告划定其所辖地理范围，明确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其中。

　　1951年9月1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旧金山对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署《归还冲绳协定》，规定美国于1972年5月15日将琉球群岛等岛屿的施政权归还日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也被划入“归还区域”。协定签字当天，美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归还冲绳的施政权对‘尖阁列岛’的主权问题不发生任何影响。”

　　1971年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美日两国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

　　人民画报：这就造成了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争议，但是在1996年以后，日本开始否认这种争议的存在，这种否认是否有根据?

　　高洪：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海域拥有不容置质疑的主权。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主权在我”，才同日本的“尖阁列岛主权”形成了尖锐对立和长期以来的斗争。在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这40年来，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争议多以默契形式存在于外交实践中。而1996年以后，日本开始否认存在争议的事实，埋下了争端爆发的“火种”。

　　1972年9月27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邦交正常化的会谈中，田中主动提出“借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贵方对尖阁列岛的态度”，并表示“一点也不提一下，回去后会遇到一些困难，现在我提了一下，就可以向他们交代了。”对此，周总理说“这个问题我这次不想谈，现在谈没有好处……这次我们把大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不是别的问题不大，但目前急迫的是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有些问题要等待时间的转移来谈。”最后，双方约定“以后再说”。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日为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而努力。邓小平副总理访日期间关于钓鱼岛的著名论断，早已为两国舆论界和公众熟知。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副总理同福田赳夫首相举行会谈。邓小平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你们叫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可以不在会谈中谈。我跟园田外相讲过，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想不到解决的合理的办法，我们下一代会比较聪明。大局为重。”福田对此未表示反对。当日下午，邓小平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阐明相同立场，赢得逾四百人的日本政经要员和记者长时间的掌声，显然日本政界、经济界和舆论界对中方所持立场不仅能够接受，而且是赞同的。

　　然而，自1996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日本外务省骤然改变了事实上承认争议并与中方形成默契的官方立场。为此，中国外交当局多次与之展开交涉。相对于中国政府“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立场，日本政府被迫表示右翼行为“背离政府立场”，日本政府“不参与、不支持、不认可”右翼行为。日本海上保安厅一直在管控右翼分子登岛，限制向岛上运送建筑材料。直至最近，日本警方仍对登岛的地方议员和国会议员进行传唤和讯问，这难道不是日方清楚知道中日存在钓鱼岛主权争端的有力证明吗？

　　2002年，日政府从民间手中租借钓鱼岛等三个岛屿。对此，我方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对此，日方称此举旨在“保持对有关岛屿的平稳和稳定管理”，禁止任何人擅自登岛。日方内部向我方说明此举意在防止日本右翼份子登岛引发争端，“租借”是日方研究的措施之一，考虑到中方难以接受日政府将钓鱼岛收归“国有”，经反复权衡，采取了“租借”方式。

　　这种种行为都说明日方明确知道中日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而不是“没有争议”。

　　人民画报：然而从今年4月，日本极右政客石原慎太郎抛出东京都政府“购岛”计划开始，到日本野田政府一步步“购岛”，实行钓鱼岛“国有化”，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的争端被激化。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日本右翼势力和政府，为何在这个时间点挑起事端？

　　高洪：今年钓鱼岛引起的风波完全是日本单方面挑起的，起因是日本右翼，仇视中国、反华反共、蓄意破坏中日关系、不愿意两国维持平稳发展的友好的互惠关系大局的人做出的挑衅行为。

　　去年年底中日两国领导人商定了今年是两国“国民交流友好年”，双方为了推动国民友好交流，曾经安排了600多项友好交流事项，非常遗憾的是今年开局就遭到了日本右翼的挑衅。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先是否认南京大屠杀，中国自然作出回应和批驳，接下来日本一些石原市的议员，一而再、再而三地到钓鱼岛制造事端，石原慎太郎这个日本右翼的头目，4月份在美国，高调抛出了他的“购岛”论，并且一面在日本进行政治募捐，一面扬言在岛上建立永久性设施，建立渔民避风港，把东京都的警力派到岛上。这都是违背双方共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挑衅行为。如果石原这些目的都实现的话，两国关系一定遭到彻底的破坏，甚至进入一个不可控制不可收拾的境地。所以从4月起，我们就一直开展外交斗争。

　　从7月7日起，野田政府开始介入这件事，野田政府开始宣布日本政府要购岛，实现国有化，理由是防止钓鱼岛落入石原手里，以免两国关系失控。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石原“购岛”的闹剧，变成了了日本政府和地方右翼上演的一出政治双簧，我们开展了坚决斗争。

　　从逻辑上讲，可能有三种结局，一个是经过我们的坚持斗争，日本改变他的错误做法，坚持原来的状况——存在争议，双方有所控制。还有一种可能性日本政府“购岛”。最糟糕的是石原“购岛”。现在大家都知道，日本政府在双簧落幕的时候直接走上前台，把石原排除在外。我们听到了日本政府派来说客的反复说明，但是我们指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你日本政府名义上是防止石原破坏两国关系，但是你政府通过所谓的“购买”使它“国有化”。“国有化”宣示了日本的主权，为日本加强实际控制打下伏笔，这种做法给两国关系造成极大的破坏，并且挑战中国，激化中国民众的情绪，这是非常错误和非常负面的，我们不可能接受的。

　　原因是什么，我想最基本的原因是三个方面。

　　首先是日本国内政治风土变化，这些年日本遭遇很多困难。经济上“失去的二十年”；政治上冷战结束之后，大国关系调整，日本政府政治生态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平衡、不适应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好。表现在政治生活层面上，政治舞台上，领导人走马灯一般的变化，今年是平成24年，24年里换了17个首相，这还不包括同一任首相还换过政府，剔除小泉、桥本等几个任职时间略长的首相，其他基本是一年一个，甚至有的是几个月，这种变换使得日本在国际上丧失了公信力，日本国内老百姓也厌恶它的政治生活，表现出一种脱离政治的政治冷漠倾向。再加上人祸之外的天灾，“3?11大地震”造成的核泄漏事故，所以日本政府存在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情绪被日本右翼分子所利用。右翼在这种情况下不断坐大，形成气候，尽管右翼还不能直接上台，但是他们的言论给日本政府带来的压力是相当明显的，加快了对日本现任野田政府在实行强势外交、与邻国进行领土主权争端上的步伐。

　　第二是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努力发展，和平崛起，引起了日本的不适应。中日之间有长达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也有50年的不幸，50年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祸患和伤害，至今未能完全平复。一是伤害是巨大的，另一个是日本政府虽然多次向中方表示过忏悔和道歉，但是日本政要当中时不时会有人冒出些所谓的“失言”——实际上是心里最想说的话，开历史的倒车，否认侵略战争罪行，引起中国公众的愤怒，不断地向侵略战争造成的创口上撒盐巴，刺激我们的心灵创伤，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反射到日本那里，造成一种担忧。他们根据自己在明治维新强大之后的经验认为“国强必霸”，害怕中国称霸之后可能会报这一箭之仇，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怪圈，如果日本真的深刻反省侵略战争的历史，两国真正言归于好，两国民众真正和解的话，中国不会称霸报仇。但是日本一些极端的右翼势力，自知理亏又不思改悔，他们总有一个莫名的无端的担心，中国的经济威胁论、军事威胁论，把中国视为威胁的声音通过日本媒体不断放大，给日本老百姓造成不良影响，这种不良影响又折射到日本政坛，造成一种舆论压力，这是钓鱼岛主权争端加剧的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是美国因素，美国基于自己的全球战略，不断地种下一些矛盾纠纷的种子，然后再扮演一个国际警察的角色进行调停。中日钓鱼岛的前因中讲到美国的作用，美日之间的所谓托管和归还，美国一方面说不介入主权争端，一方面又将所谓的施政权交给日本，本身就给钓鱼岛争端种下了火种，美国一方面种下事端，一方面又要通过他居中调停来实现自身的霸权，所以他也不愿意让这个矛盾完全失控。所以中日领土主权之争，美国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觉得来自中国的压力变大，不愿意中国拿回钓鱼岛，因为钓鱼岛是在美国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上，中国拿到了钓鱼岛就等于撕开第一岛链，美国在他全球军事安全部署上，绝对不会接受这个事实。但是美国也知道中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和中国为敌，甚至兵戎相见，美国既没有这个决心，也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所以他同时进行一些软化日本立场、约束日本的做法。他的做法就是不断地采取两面策略，一面对日本说日美安保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如果发生争端，我会站在日本一端。同时又对中国说，我们不选边，主权争端我们不管，我们交给日本的是施政权，我们希望双边范围内解决问题，表明他不愿意被日本绑架，卷入战争的另一面。老实说，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到90年代，美日之间重新定义同盟关系，在日本的“有事法制化”过程当中，美国放松了对日本的约束，日本也借此扩大自己的战略空间，提出：自卫队要走向海外，自卫队要保卫自己，要把自卫队建成正规军，要成为普通国家，拥有保卫自己的权利，要找回自尊，修改和平宪法等等。日本的强硬派的很多理由在美国那里得到一定的回应，当然美国也有顾忌。

　　所以此次日本“购岛”，国内政治环境变化、担心中国发展和美国态度变化这三个主要因素提供了基础和背景。至于说野田本人秉持的强硬外交路线、在来自右翼的压力下他“勇于”突破日本政府的原有做法，这些都是有深刻的背景成因的。

　　人民画报：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接下来中国会怎么做？

　　高洪：对日本通过“购岛”实行的“国有化”，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外交交涉和斗争，要求日本停止这种错误做法，但是野田政府一意孤行，把事态推动到今天，并且在我们提出抗议，要求他改动的时候，表示不接受抗议，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中国政府不得不拿出更多反制措施。

　　首先是从法理意义上讲，日本提出所谓的“国有化”，中国发表严正声明：中国不承认任何关于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和领海以及相应海洋管辖权利的日方所谓宣示主权的行为。从法理和国际法意义上讲，日本那些东西都是非法的、无效的，我们坚决不予承认，同时，作为反制，我们提出中国的权利主张，我们用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点基线的方式，重审我们对钓鱼岛领土主权权利的主张，而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本原则是陆地决定海洋，领土决定领海，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周边12海里范围是我们的领海，此外还有毗邻区、专属经济水域、大陆架等相关的不同层次的海洋管辖权，我们明确这一点，就是对日方宣布“国有化”的一个回击，同时也为我们国家今后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相关海域上实行治理、管理、开发、利用提供了法律保障。这是关于法理斗争。

　　既然钓鱼岛使我们的领土，那我们就要维权，中国政府一直通过各种手段，派出渔政船、海监船到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去宣誓我们的主权，尤其是2010年9月7日以后，中国正式宣布我们对钓鱼岛实行常态化主权巡航。现在这种情况迫使中国不但提出我们的领海基线，还使我们告诉对方对钓鱼岛实行常态化实时监控，这个常态化实时监控指的是我们不但有我们的公务船定期在那巡航，我们的公务船还要每时每刻对那监控。从海上说，要有我们的船舶在，从天上说，我们会利用我们的优势技术——航天技术，在太空里逐步完善建立一个卫星监控体系，通过卫星遥感技术，实时监控海域和岛屿。所以我们的维权的目标是清楚的，职能是完善的。这都是一些很有力量的，有后续实质效果的及时有力的反制回应。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相辅相成的手段，所以在公布领海基线的第二天，我们又公布了钓鱼岛海况预报、海浪预报还有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这也有宣示主权的意义。向国际社会告知海况这也是一种义务，我们的海况告知世界，为世界提供方便。当然也有对国民进行海防海疆教育，记得我们的钓鱼岛，记得有人在觊觎我们的钓鱼岛，全体中国人来捍卫我们的主权。

　　人民画报：随着事态的恶化，两边的冲突是否会不断升级，甚至擦枪走火，发生军事冲突？

　　高洪：其实我们一直在提醒日本，要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而且我们不希望看到钓鱼岛争端出现一种轮番升级，导致最终失控的状态。我们外交总的方针是打造一个适合我们和平、快速、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我们秉持的是睦邻外交、和谐外交理念，我们希望和世界所有的国家、包括日本维持一种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大局。在两国关系当中，我们主张维持战略互惠关系。今天日本搞他的国有化，我们基于法理依据和历史依据，不予承认，同时我们通过我们的方式宣示了主权。大家正视这个争议，坐到谈判桌上来，通过谈判对话解决问题，形成新的共识，我认为在现阶段是个比较好的、平息这场风波的现实做法。前提是我们的立场毫不动摇，我们维护主权的行动要坚决落实到位，但我们不希望矛盾冲突到不可控的情况，也不希望这种冲突打断我们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和我们的选择。但同时呢，我们也得告诉对方，我们在维权斗争中也有坚强的决心，尽管我们不主张发生军事冲突，但是我想面对美日军演这种恫吓，面对日本首相不断提醒自卫队要做好万全准备这种说法，我们的军事力量存在应该为我们外交斗争提供坚强后盾，为我们的维权斗争提出最有力的保障和支持，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外交斗争，我们的维权斗争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当然我们的目标也不是要搞坏我们的关系，也不是与它为敌，是希望和谐互利共赢。

　　人民画报：您认为此次钓鱼岛争端中国的目标是什么？

　　高洪：我认为维护两国关系大局，保证中国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好的外部环境，仍然是根本的重要的，我们的斗争目标仍然是要求日本承认争议，并且在新的形势下，争取达成共识，在中国“主权在我”的前提下，争取形成一种新的搁置争议。这和过去的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维护我们的主权权利已经有一些新的主张，有一些新的步骤，我们做了我们就不退让，我们要有实实在在的要求。但是我们不希望问题失控。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仍然提出，对这个争议的岛屿海域，共同开发。尽管日本方面，过去一直躲避这个问题，不愿意共同开发。但是，能够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也是两国领土争端情况下，使问题向前得到解决的一个好的选择。

　　人民画报：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次的事件也是一个使钓鱼岛问题向解决方向推进的契机，您怎么看？

　　高洪：咱们中国人是很讲辩证法的，危机也是机遇，挑战和机遇是共存的，就看你怎么把握和处理。日方无端地挑起这场风波，并且一再坚持错误的立场。中国方明只能予以反制回应，2012年9月14日，中国海监船编队驶入我钓鱼岛领海，通过实施这样的反制措施，大力度地显示我们的存在，体现我们对这片海域的管辖权力，宣示我们的主权，表达我们捍卫主权的坚强决心。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原则立场不变，只要我们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能够实实在在地推动我们维权的进展。我们在适度处理问题的前提下，如果能够要求日本承认存在争议，就是一种解决钓鱼岛问题的阶段性进展。其实现在只是日本政府不承认争议，其实，有风波，有事端，就是有争议。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你说没争议，我说有争议，这不就是争议吗？这场争议中的维权斗争，至少有几个作用，让全世界知道存在争议，并且我们在法理斗争过程中，要把这个事情告知国际社会。我们也要大声地向国际社会发声，通过适当的渠道，通过公共外交，告诉日本老百姓，日本右翼通过媒体给你们灌输的东西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历史依据、法理依据、权利主张，要正视与中国存在争议，也了解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愿意激化矛盾，要维持大局的良好愿望。如果这些都能落实的话，会从内外各个角度，对解决钓鱼岛争端形成一种新的舆论，这有利于中国将来在适当的时候解决钓鱼岛问题。

　　人民画报：受此次事件的影响，中日两国关系未来走向如何，是否会如一些分析认为的那样，走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严重摩擦期？对于整个东亚乃至亚洲的国际关系态势会有怎样的影响？

　　高洪：今天，中日关系存在很多矛盾摩擦，钓鱼岛是一个集中爆发点。其实，钓鱼岛的爆发和各种频生的摩擦，根本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在大国关系中调整定位，仍然很糊涂，它到底是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和亚洲邻国友好相处呢，还是依傍美国给日本找未来的前途。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徘徊，而且不断地做出一些错误选择，这些矛盾和摩擦主要是这个造成的。

　　就中日两国关系来讲，矛盾频发的直接原因是两国综合国力处于逆转的敏感期和关键期。如果中国积贫积弱，中日两国没有这些问题。两国邦交正常化40年来，前30年这个问题并不突出，前20年“干杯外交”，他认为我们既是他的市场，又对他不构成竞争和威胁。但是，随着这些年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两国综合实力旗鼓相当，而且我们发展速度很快，所以，我说两国综合国力处于逆转的最敏感时期。如果已经压倒性逆转，就解决问题了，他就只好接受这个现实。而且日本这个民族历来有依傍强权的习惯，老实讲，2000多年历史上，他依傍中国发展自己的历史还短吗？绝大部分时间是这个情况。近代以后，我们落后了，他们通过明治维新，跻身帝国主义列强行列，反过来侵略我们，这也是短暂的历史。战后，他倒向西方，依傍美国，但这也不是常态。真正长的历史形态是，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长时间地吸收大陆文明养分发展自己。如果有一天，中日综合国力的逆转期已经过了今天这个阶段，日本政要意识到，依傍美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相反，拉开和美国的距离，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作为亚洲的一员，很好地发展自己，建立亚洲经济一体化，或者通过亚洲经济紧密化，这能给日本带来光明的前途，这也是一种选择。迟早有一天，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强盛，日本必须做出一种新的选择，到那时，和中国对抗的做法，包括中日钓鱼岛之争，恐怕都会有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而且日本政治家那时也不得不做出调整。这是我对两国关系更长期的未来的看法。所以，对解决钓鱼岛问题，我个人是有信心的。而且我也比较乐观地看待中国在未来处理我们的周边关系，处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