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我的印度历史研究”

　　——访印度历史学家拉马钱德拉·古哈

　　拉马钱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博士，1958年出生于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Bangalore），被《时代周刊》誉为“印度历史卓越的记录者”。他曾任职于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任教于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挪威奥斯陆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slo）、印度科学理工学院（the 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现为印度知名历史学家、专栏作家。

　　代表作包括《不平静的森林》（The Unquiet Woods）（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狩猎文明》（Savaging the Civilized）（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第一辑、第二辑）》（This Fissured Land: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India）（原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2014年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分别引进中文版第一辑、第二辑），《现代亚洲缔造者》（Makers of Modern Asia）（美国贝尔纳普出版社，2014年），《甘地之后的印度》（India After Gandhi）（印度骑士出版社，2007年）等。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印度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印度的学者。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马克思义理论会在印度历史及社科领域研究中放射出新的光彩。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印度地区后，得到了广泛传播。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革命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愈来愈多地受到人们关注，进而影响到了印度的历史研究。不久前，印度著名历史学家拉马钱德拉·古哈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回忆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印度历史研究中的发展历程，并引发了印度学界的广泛讨论。近期，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对古哈教授进行了专访，他向记者讲述了印度全国性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等机构的发展状况，并就马克思主义如何影响印度历史研究进行了相关介绍。

　　一、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邂逅”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您从何时发现马克思主义对印度历史研究产生了影响？

　　古哈：这可能跟我的学术研究经历有关。1984年，我在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获得了一份学术研究工作。在我刚刚入职一周后，来自金奈的一位朋友发给我一封信，内容是希望印度学者支持“面临困境的斯里兰卡少数民族泰米尔人”，对方希望我们这些印度学者能在一封有关泰米尔民众的请愿书上签字。从南亚地缘政治和历史上看，印度与斯里兰卡之间关系十分密切，无论是印度还是斯里兰卡都受到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信奉佛教的僧加罗族约占斯里兰卡全国人口的74%，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而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族约占全国人口的18%，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19世纪中叶英国种植园主从印度南部招来的工人，许多人至今没有斯里兰卡国籍，政治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后来，英殖民主义者在斯里兰卡推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两个民族之间结下积怨，并为利益纷争不休。这次请愿活动就是与争取斯里兰卡的少数民族泰米尔族的公平待遇有关。

　　当时，我与一位同事探讨该问题时，这位同事说，“抛开是否签字支持该事件，但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从斯里兰卡的阶级斗争中吸取教训，并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我们的历史研究中，检讨我们对斯里兰卡少数民族问题的理解是否存有偏差。”

　　这是我的研究工作第一次与马克思主义发生联系，而那也是我第一次与那位同事见面。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同事是一名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印共（马）”）的成员，当时他还建议我也加入“印共（马）”。在他看来，进入这个研究中心的所有人，都应该信奉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