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新时代学人的共同理想和追求。美好的制度构想需要脚踏实地，需要直面复杂且丰满的现实。然而，某些学者在炽热的改革激情的推动之下，对现行学术评价机制进行了大肆批判，有些甚至是没有底线的非理性批判，如下两个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亟须辩驳和澄清。

　　一是脱离语境地检视现行学术评价机制。对于现行学术评价机制，有些学者脱离了具体语境，未能设身处地地、历史地理解其存在的相对合理性。在进行了一番不着边际、不留情面的检视与批判之后，他们便急不可耐地开始了新的理想主义的学术评价机制构想。因制度现实和历史语境观照的先天不足，这些“凌空蹈虚式”的制度构建注定只能是空洞的政策建言或理论玄想。

　　比如，有学者认为，现行学术评价机制改革的导向之一，是应该引进并全面推广以同行评议为代表的定性评价机制。同行评议的制度追求是可行的，也是正当的。理想的学术评价机制，应是文献计量、同行评议、读者监督等多种评价方法的“齐头并进”。但笔者的疑问是：我们目前是否已经具备全面推广同行评议的条件？是否在所有的大学或科研机构已经拥有比较成熟且专业的学术共同体？即便这些合理的疑问都可以排除，笔者还是要追问：同行评议的定性评价就一定能够保证足够的公平和科学吗？学者付洪泉就曾理性地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倘若把社会科学评价完全交给定性评价这一主观评价方式，评价的公正与客观性恐怕很难得到保证。而且，“同行评议的成本过高，也是其难以广泛实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同行专家如何选择？评审过程的公开透明如何保证？专家库组成人员的结构如何平衡？对这些问题如果缺乏周全的考虑，或者操作不当，所谓的同行评议极有可能沦为一种新的实质上的行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