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何安顿尘世生活是奥古斯丁始终关心的一个问题，几乎贯穿奥古斯丁的所有重要著作。理解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奥古斯丁的思想，而奥古斯丁对该问题的处理也是我们理解人生在世的安顿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人在自然上是政治的动物”，政治性构成了人的自然规定性，并且他在人的自然政治性基础之上构建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城邦符合并且成全人的自然，因此城邦是自然的产物。这意味着，从个人、家庭、村落到城邦的发展是人从不自足最终走向自足的自然发展过程。人的自然政治性决定了城邦生活的自然正当性，城邦生活为人生在世的幸福提供了可能。

　　但是奥古斯丁认为，政治不仅不属于上帝赋予人的自然秩序，而且是人的意志堕落从而败坏自然的产物，所以自然政治性不构成人的自然规定性，建立在自然政治性之上的城邦无法安顿人的尘世生活。可见，奥古斯丁反对古典城邦政治的原因，是他认为古典政治哲学提供的安顿人的城邦生活包含着各种罪性，而一个产生于罪和充满着霸欲的城邦不可能完成成全人的目的。

　　那么人如何实现自我的成全？奥古斯丁将人的成全和上帝的创造行动关联起来，在上帝的超自然的维度下为人的成全提供了一种基督教式的生活方式，所以人如何更好地生活的问题就转化为人和上帝的关系问题。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存在本身，被造物从上帝那里获得自身的存在；被造物的自然是被上帝给予的，因此被造物不具有独立自足的自然。既然被造物的存在和自然都是被给予的，那么被造物只有朝向上帝从而在上帝创造的自然秩序之中才能成全自己的自然。所以上帝的创世行动为一切被造物提供了一个超自然的维度，从而使得一切被造物的自然的成全都和超自然的上帝相关，因此被造物在超自然的上帝面前失去了古典政治哲学提供的自足性。

　　奥古斯丁将上帝创世视角下的人界定为社会的动物，社会性构成了人的自然规定性。人的自然社会性意味着，既然所有人都来自于同一个人，那么所有人都要回到同一个人之中。亦即自然社会性意味着自然的合一性，它表明人要通过合一实现上帝赋予自己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