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近年来我国文化建设上的一个基本理念。对于山西省而言，要构建自身的文化自信，需要确立属于山西省独特的文化研究范式——“晋学”。然而，对于“晋学”是什么至今界定较为模糊，它被泛指关于山西地区历史文化社会的研究。这样一种界定会使得“晋学”这一概念的外延陷入一种“既大又小”的矛盾。所谓的“大”，就是指其中有着一种“泛文化”的倾向，即似乎存在一种文化现象就能够成为一种“学”，那么，“晋学”何以体现其独特性就成为一个问题。所谓“小”，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晋国或三晋地区与今天山西省的行政区域上有着很大差别，那么，究竟以哪个“晋”作为其研究的边界，三晋文化在当代其他省份中产生的影响究竟是否在“晋学”范围之内，这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其实，“晋学”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来建构，就须从其内在的历史传承与思想实质中寻找其准确的定位，并划定其与其他文化研究相对明晰的边界。因此，需要从文化源头来审视“晋学”。

　　有着特定的传承系列与思想特质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晋学”这一概念最早由蒙文通在《经学抉原》一书中提出，认为晋学与齐学、鲁学、楚学在先秦并立为几大不同的学派。按照蒙文通先生的说法，晋学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的“古史”，即先秦时未经孔子修订的一些典籍，以及一些对当时政治历史事件记载的史料性著作，如《周官》《左传》等进行的独特研究和思考。从其政治倾向来说，则更推崇由齐桓公、晋文公开始的“霸制”，而非原始的“周礼”。因而，蒙文通将晋学的特点描述为“赵魏三晋为古学，三晋为晋文霸制”。

　　据此，可以说，晋学有着特定的传承系列与思想特质，即以古史资料为研究对象，结合孔子弟子及其在三晋地区的后学，如子夏、李悝（克）、吴起等思想，形成的一套特定的思想范式与问题系统。随后，“晋学”进一步延伸出了诸如《荀子》《韩非子》等较为庞大的体系性较强的思想。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不能刻板地用晋学的原初概念来套用今天的晋学研究。但是，至少这一概念的最初意义可以为今天建构晋学提供一个较为严谨的规范，即如果在当代建构晋学，须确立其特定的思想内涵、研究边界、研究对象，乃至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哲学反思，进一步则要用这些去审视历史资料与文化现象。

　　要实现这一点，笔者认为，首先仍然需要回到历史，从一些具体的资料和情景中去分析晋文化形成的背景，以及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晋学”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求和”是其一个核心的理论目标

　　如果从晋文化的源头，周朝“叔虞封唐”的时代来看，因为这里聚居着殷商时期遗民以及众多少数民族（当时被称谓“戎狄”），因此，作为具有巩固周王室“千里京畿”重要一环的“古唐国”（即之后的晋国），有着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保其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和平的政治状态。因而，最初的政治方略为“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因此，最大程度地缓和各种矛盾，保持区域稳定，就成了这里最基本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现实的诉求。于是，晋文化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寻求一种“和”，其中包括了不同群体的“和解”和不同文化的“融合”。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大混乱”的时期。对于此时的三晋地区而言，无论是对于春秋时期的晋国，还是对于战国时期在原有晋国基础上分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国，这种“和”的价值更为凸显，其现实诉求也更为强烈。因为，三晋之地不仅有富庶的资源，而且占有很多兵家必争之地。魏国当时被称为“天下之胸腹”，韩国则拥有“天下之咽喉”的函谷关，赵国则被称为“四战之国”。因而，此地必然会被很多诸侯所觊觎，而占有这一地域，则会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晋国在春秋时的霸业得益于此，而三家分晋后战乱频仍也与之不无关系。

　　因此，在当时，如何在诸侯国之间寻求一种相对平衡稳定的关系，获得发展自身的机遇，是当时地处三晋地区的政治家或思想家首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即如何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三晋地区，总是发生着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最典型的就是三家分晋。因而，其社会内部对于和平与稳定就有着更强烈的内在诉求。换句话说，自春秋末期开始，三晋地区就面临着各种内忧外患，不能不使得处于这一地域内的统治者和管理者将“求和”作为一个十分关键的指导性目标，而同样处于这一地域的思想家也须直面这一问题。因而，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晋文化乃至晋学，“求和”就成为其一个核心的理论目标。

　　确立了强烈的现实意识

　　那么，紧随“求和”这一目标理念之后的，就是“如何求和”这样一个现实的实践问题。既然这种对于“和”的诉求来源于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压力，那么，解决的途径无疑就须直面这一现实，特别是要直面这种现实的急迫性。在当时那种“争于力气”的时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道德自觉在混乱的现实中已然变得十分脆弱，因此，就需要通过外部力量和更为强大的动力来实现“和”这一目的。因而，晋文化就体现出了一种直接从现实需要出发的实用思路，强调事功，注重实效。这一点，在战国初期的三晋变法运动及其思想中，有着较强的体现。无论是李悝的“夺淫民”、“尽地力”，还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都是直接针对现实矛盾而提出的实用性策略。而且，这些具有革新意义的策略体现的是一种效用主义的思想，即对于政治方略和社会管理的价值评价标准，就在于能否在当下实现其具体的功用，缓和内外矛盾，使自身国富兵强。

　　因此，之所以在晋文化中产生了这种具有突破性的思想，就是其面对现实的矛盾与冲突，为了保护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而产生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选择，诞生于晋文化的思想中，还体现出了强调“实证”的倾向，即要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去寻找思想的来源与依据。三晋地区的思想家在著述的过程中，往往会引证大量的史实。这一点，在《韩非子》一书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这似乎也恰恰印证了蒙文通先生提出的，晋学注重“古史”这一特征。那么，可以总结出，由晋文化滋养并提升出的晋学，在方法论上更为强调“用实”这样一种理念。它注重现实的实际情况，强调应时而变，注重事功、实证。因此，晋学中就少了一些理想主义的浪漫，而多了一些功利主义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晋学在其源头上就确立了强烈的现实意识。

　　以“求和”为目标，以“用实”为方法，这可以说是从晋文化的源头处所确立的晋学的内在特质。那么，在当代重新提出并定位“晋学”，就要注意将“晋学”作为一个独特的思想学术概念来看待，它不仅只是针对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历史事件与文化现象的总结，而是由特定文化背景所延伸出的思想模式与价值系统。因而，从思想总结的角度，我们可以将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思想融合、注重功利实效、讲求史实证据、直面现实社会问题的思想纳入“晋学”这一概念的范畴，或者至少可以说，这类思想具有“晋学”的遗风。而并不仅以发生地域来框定“晋学”的内涵，更不能以今天的行政区域划分来框定“晋学”的外延。如果从整个中华文化的视角来看，“晋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内蕴的那种经世致用精神的典型代表。这可以说是“晋学”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独特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晋学”也就昭示了山西应具有的文化自信。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晋阳学刊》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