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社会学的基本假设中,知识生产存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社会学地理中心的移位,一方面是全球经济政治结构调整的结果,从早期的西方崛起到20世纪中后期非西方的崛起,构成了社会学地理中心移位的历史动因。其间伴随着战争带来的移民潮,知识分子与学者也裹挟进这一历史大潮中,影响了欧洲之外的社会学的发展。对社会学而言,更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地理中心移位背后,社会学认识论和旨趣所发生的变化。

　　从欧洲到北美

　　历史上,欧洲社会学作为第一个地理中心,社会学的隐含命题便是对“西方崛起”的阐释。传统和现代的分野在这里具有时间和空间两个指涉功能:对欧洲而言,那是过去和现在的分别;但是对欧洲之外的地区而言,那是欧洲和非欧洲的区别。虽然社会学的欧洲起源决定了它本身在地理文化上便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它由欧洲引发,旨在解决欧洲问题。欧洲强化了自己文明、进步、民主、科学的现代形象,同时将非西方阐释为野蛮、停滞、专制和蒙昧的落后形象。

　　在欧洲陷入混乱的时候,远离战火的北美社会学成为了社会学的第二地理中心。欧洲社会学和北美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质性。艾森斯塔德对多元现代性的阐释,将美国视为第一个欧洲模式之外的现代性,并将其归为西方文明框架之下。在认识论上,美国社会学显然无法轻易摆脱它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

　　非西方社会的崛起形成新议题

　　如果说社会学的欧洲中心,需要解决西方社会崛起这一历史课题,那么历史进入20世纪中后期,社会学需要面对的议题是非西方社会的崛起。首先是和欧洲具有同质性的美国,其次是苏联和日本,最后再扩大到亚非拉的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非西方崛起的主题取代了早期的西方崛起,它甚至还隐含了一个西方式微的命题。斯蒂芬·特纳(Stephen Turner)曾感叹为什么英国社会学会对历史上大英帝国国力式微保持沉默。一旦欧洲经济长期陷入困境,政局出现不稳,不仅是英国、西方的式微,或许将成为西方社会学下一阶段的主题。

　　南方理论的兴起代表了西方社会学的他者有意识地形成地理上的认同,质疑西方社会学霸权。澳大利亚、印度和非洲等地区,作为历史上西方的殖民地,从一个为以西方为核心的社会科学提供调查数据和观察对象的地理区域,转变为一个需要形成自己特有理论、方法论体系和研究旨趣的主体,对社会进行自我理解和阐释。

　　社会学知识的生产、传播、复制和改写,这门学科在全球的旅行以及根据地方情境发生的流变,它所反映的学科历史动态,恰恰是对世界社会历史变迁的回应。换言之,这门学科的历史并不仅仅是知识和概念发展的历史。根据人物和流派建立起来的学科内史,虽然可以清晰地呈现理论与概念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关联,但是在古典、现代和后现代的时间逻辑之外,非西方社会学对理解自身提出了要求。“非西方”在历史上会作为他者现身,成为西方现代性的反证,但是非西方社会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不仅对重新阐释提出了要求,亦使得地理上的移位存在可能。近些年比较显著的南方理论,便是在西方社会学之外结成的学术共同体,向社会学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北大西洋支配者发起冲击,并为寻求承认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