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改革开放40年来，乡村治理的治理主体、治理事务和治理制度三大变化不容忽视

　　乡村治理要做好村级组织建设，倾听村民诉求，完善农业农村社会服务组织等基础工作

　　解决乡村治理新课题，必须依靠自治、德治、法治三大机制实现乡村善治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石，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时提出了“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要求。

　　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目标如何实现？如何理解自治、法治、德治“三治”之间的关系？怎样促进“三治融合”？记者对此进行了一线调研。

　　1、改革创新：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新课题

　　【案例】

　　在浙江桐乡人看来，桐乡市越丰村是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发源地。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桐乡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很多社会新问题更加先发、更加集中，传统的乡村治理机制、治理方式率先面临严峻挑战，例如法律尊严和权威不时受到挑战，社会治理中百姓角色缺位等。近年来，桐乡以“红船精神”为引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敢为人先，打造“三治融合”高地，创造了“大事一起干、好事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好经验。

　　越丰村党总支书记沈春雷介绍，越丰村的“三治融合”就是以“两会三团”为抓手全面铺开的。

　　2013年6月，越丰村正式开始“三治”融合试点，坚持党建引领，以“自治、法治、德治”为理念，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成立了“道德评判团、法律服务团、百事服务团”三个平台，同时又深化和发展了“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两个新载体，创新乡村治理体系。

　　而这样的创新仍在越丰村进行。最近，越丰村的道德评判团正在主导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引导全村上下广泛参与，有效地推动村民自发自觉地提升文明素养。

　　“‘三治’必须融合运用，才能真正发挥出它们的最大功效。”沈春雷指出，经过近5年的探索实践，越丰村的“三治融合”正逐步引导老百姓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乡村治，则百姓安。农村要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离不开科学有效的治理。

　　“乡村治理体系与城市治理体系的区别，主要在于乡村治理是村集体制度与村民自治制度相互交织下的治理。经过40年发展，全国各地乡村治理的模式路径不同，值得观察、思考与交流。”在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农民日报社举办的2018中国（花园）乡村治理高峰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指出。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经济和社会领域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乡村治理的治理主体、治理事务和治理制度三大变化不容忽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指出。

　　“治理主体的变化也就是人的变化。”叶兴庆分析，经过多年的工业化，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村庄中涌现出不少的“人口净流出村”，也就是精英外移村，也出现了不少“人口爆炸村”，这些村庄经济发达，外来人口多，本地人口少。这两种类型的村都面临人的结构变化，这是一个重大变化。

　　此外，乡村治理事务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从制度上看，长期以来我们主要靠村党委组织、村民委员会实现乡村治理，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包括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这表明我们的治理制度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人在变、制度在变、事情在变，由此带来乡村治理面临一些新困境和新课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自治、德治、法治三大机制实现乡村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