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那些“不愿想不愿讲”的故事

《老生》封面

　常常烟不离手的贾平凹

　　在中国作协5月15日公布的本届茅盾文学奖参评目录中，贾平凹的《老生》与《古炉》两部长篇小说在列，2008年他曾以《秦腔》拿过一次“茅奖”。5月16日，他在上海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

　　“选送这两部小说，也就是因为正好符合申报时间段，至于能不能获奖也不是我说了算的，顺其自然吧”。对文坛评奖争议的问题，贾平凹认为应该宽容，“我们的评奖历史还很短，有争议都是非常正常的。”

　　写历史就像“惊痛”

　　贾平凹抽了四十年的烟，如今“每天能抽掉两包”。“人老爱回忆，往事像行车的路边树，树是闪过去了，但树还在啊，它需要在烟的弥漫中才依稀可见”。他这么描述自己为什么要写《老生》这部小说。

　　三年前的除夕，贾平凹回到老家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按照当地风俗到祖坟上挂灯。贾家祖坟在离村不远的牛头坡，坡上到处是坟。“这叫‘见灯’，如果没见着灯，大家会觉得这家没人了，也就是‘绝后’了”，贾平凹在坟头跪着，昔人往事历历在目。

　　从棣花镇回到西安，贾平凹在很长时间里沉默寡言，把自己关在书房，整晌整晌什么都不做，只是抽烟，记忆在烟雾中翻腾：“中国这百年，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为了活得温饱，我爷爷做了什么？我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的，哪些是龌龊罪过的？”

　　《老生》的主人公不是唱戏的老生，而是一个在葬礼上唱阴歌的职业唱师。他“身在两界、长生不死”，超越了现世人生的局限，是一个神仙般的人物，通过对他思想、言行的描写，间接见证、记录了陕南游击队时期、土改、“文革”、改革开放后四个时期几代人的命运辗转。

　　对贾平凹来说，《老生》在他众多长篇著作中也是特别的，它记录了以往贾平凹“不愿想不愿讲”的故事。

　　“有个词叫‘惊痛’，静下来时回想某件事情忽然感到痛苦”，贾平凹对记者说，年轻人可能还体会不到，“我母亲过世时，我已经50多岁了，见过的死亡多了，并不觉得特别痛苦，觉得人总要走的，好像很理性。母亲走了一段时间后，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呆着，忽然想到母亲以往对我说过的话、眼神、动作，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对待历史也是这样，不是我计划什么时候要写，而是那个东西忽然来了。”

　　《老生》中，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是紧张而错综复杂的。有清白和温暖，也有混乱和凄苦，更有着残酷、血腥、丑恶、荒唐。“人的秉性是过上好光景就容易忘掉以前的穷日子，发了财就不再提当年的偷鸡摸狗，这百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就是这样的出身和履历，《老生》就得老老实实地呈现过去的国情、世情、民情。”

　　“写作是个大消耗，《老生》20多万字，事实上我写了100多万字，写完觉得不对，重写了4遍”，他说道。

　　贾平凹很喜欢荣格说的一句话——“文学的根本目的是表现集体无意识”。怎么抓住这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必须要了解、要关注这个社会，才能抓住这些东西的关键。”

　　贾平凹没经历过游击革命、土改，但家中长辈都经历过。“我姨夫是陕南游击队一个团的团长，闹土改时伯父是土改干部，所以我从小故事听得最多的就是游击队和土改。写《老生》我也去采访了村里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再之后就是自己经历‘文革’的文斗武斗。几十年里高高山上站过，深深谷底行过，这就是我的历史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