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关系文脉、文运的关键问题。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是文化健康向前发展的原动力。没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可能就变成了可笑的夜郎自大，致使文化陷入故步自封的泥淖；没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也可能沦为妄自菲薄，致使文化缺少发展的动力而停滞不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

　　文艺作品是文化最鲜活生动的载体，它们以语言、形象、色彩、韵律等手段，记录和表现文化中的思想、审美、精神、气度。文艺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和国家文化的质感、传播的广度、传承的长度和深度。

　　作为“高峰”的文艺作品往往具备一个共同特征：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底蕴，充盈着一个时代独特的文化气质，浓缩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同时又可以唤醒欣赏者的文化自觉、建立起文化自信，甚至包含推动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因子。“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及其前后的文艺创作就具有变革意义。从白话文写作到鲁迅对国民性的剖析，文艺创作以从形式到精神的路径改写了中国文化的认知深度和历史格局。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时期，文艺创作要发挥推动文化发展的强大力量，更加需要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基石来攀登文艺“高峰”。

　　纵观当下文艺创作存在的系列问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缺失是个根源。具体而言，一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缺少坚守和深刻认知，造成价值混乱和精神缺失。因历史虚无主义而否定历史，就会创作出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或英雄人物的作品。否定传统文化所尊崇的“真善美”，就会创作出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的作品。电影《小时代》的价值观受到诸多诟病，有观点认为其在纸醉金迷的世界展现赤裸裸的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颠覆了中国传统价值理念，而深层原因是对“真善美”标准的自动放弃，剪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传统，沦为只肤浅地反映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

　　二是对文化发展缺乏主动承担的责任意识，造成利益至上。当下，不少文艺工作者陶醉在追名逐利的潮流中，没有把自己当成文化的记录者、传承者，甚至缺乏应有的职业操守，只是把文艺当作生存的工具、获得名利的手段，缺少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创作上甚至违反艺术规律一味求快，想的是吸引眼球，“圈钱圈粉”。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不够敬重，对自身的文化使命缺少自觉，是文艺界“浮躁”风气的重要根源。

　　三是对以创新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缺少继承，造成有影响力的原创匮乏。创新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特征，这一点在文艺创作领域表现突出。中国曾经是一个诗歌大国，诗歌的变革经历了无数文人骚客的创新实践。到了近代，中国引入西方现代诗，形式和内容都脱离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轨道，诗歌的力量渐渐式微。北大教授王岳川曾说，中国宏伟的“诗国”的“大诗”，变成了跟在西方后面自毁长城的“小诗”。他认为解决这一现状的方法是“走中国诗歌创新之路”。而这种创新，既要吸收古典诗歌的思想和审美价值，也要接纳现代西方对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冲突和张力的阐释，来找到自己的中国方法、本体立场、东方身份。概而言之，要再创诗歌的“高峰”，需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这个经验，放到文艺创作的其他领域也大体适用。看看近两年来“走出去”比较成功的影视作品，《琅琊榜》浓郁的中国风里蕴含了唯美写意的民族美学和古典中国的价值理念，《父母爱情》则以朴实到近乎记录的方式表现了中国当代的生活和价值嬗变，它们都致力于在民族文化基础上进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