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被称作是研究中国文学史必然绕不开的著述。日前，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对于当下中国文学史的“拼写”之风，戴燕曾在《文学史：一个时代的记忆》中尖锐地批评道：“也就是最近二三十年吧，时常听人言：如今不是个体而是集体书写历史的时代、不是通才而是专家大行其道的时代。文学史这一领域的流行做法也和其他学科一样，多是聚合起各时代各专题的学者专家，请他们分头著述发挥其所长，然后汇集成一大通史、一大项目。这样一种操作办法，据说既可体现人人平等的原则，又赶得上现时代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潮流。而当学术生产也为这种拼装之风所笼罩时，自然而然地，人们就把做一名好专家当成了理想中的最高学术境界，当成了衡量一个人专业水平的关键性指标，这时候，倘若有人宣称自己的理想为‘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恐怕是难逃‘狂妄’、‘空疏不学’之讥的，就算司马迁活在今日，他大概也只敢去写一部‘断代’的《史记》。”

　　女性作家难入文学史

　　《文化广场》：20世纪初，受欧洲和日本文学史书写模式的影响，中国开始出现“文学史”这种著述体裁。那么，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向欧洲和日本学习过程中汲取了哪些营养，又产生了哪些本土化特质？时至今日，这种文学史书写成熟了吗？

　　戴燕：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一开始是为了教学，一百多年来有那么多文学史出来，层出不穷，大部分都是因为教学。而教学方式的改变，又是同整个国家的现代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到今天，谁能说得清我们生活中有多少是外来的、多少是本土的？所以我并不希望用这种截然两分的说法。事实上，各国文学史在创始之初，也是为了促成各个国家的文学对话，这样，有了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俄罗斯的文学史，才有了中国的。起先是英国人、日本人代我们发言，然后中国人自己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现在认为很重要的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面都有很清楚的比较意识，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的文学史，行文里面常常会写到“我国”如何，说明概念中也还是有别国的存在。

　　当然在对话的过程中，首先是我们自己发生了改变，不光是文学观，包括讲述文学史时用的概念、整个语言系统都在随时而变、随世而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加入，是不是也造成了世界文学版图的震荡，让欧美人的文学观念大受冲击，这我就不知道。有一年我跟着孟华老师去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年会，很短的时间，感觉不是那么美妙，好像我们还是自说自话比较多一点。

　　《文化广场》：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包含了青楼文化、女性作家这样的主题，这是很新颖的写法。但在既有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女性几乎是处于极边缘化，甚至完全被忽略的状况。有的《中国文学史》，甚至只写进了李清照一位女词人。您怎么看待这种女性创作在中国文学史普遍“失踪”的现象？

　　戴燕：“五四”以来的中国学界，其实是有过不少女性文学的研究，出现过像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和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一类的著作，还有更多的从社会史角度进行的女性史研究。但是过去的文学史基本是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又带有树碑立传、确立经典的意思，由此，便很难将比较多的女性作家容纳进去。

　　不可否认过去文学史的书写大多以男性为中心，这已经有人检讨过，不必再细说。我想应该注意的是《剑桥中国文学史》作者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他们不必写出一个光辉灿烂、源远流长而可以激发爱国热情的“文学史”，他们没有中国学者写作“中国文学史”时的这个责任，因此能够灵活地借鉴各种方法、吸收各家成果，来扩大文学史的范围，并且改变对历史上中国文学的一些传统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