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关系，经历55年的曲折发展，最终形成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两国人民智慧和友谊的结晶。中印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达成高度共识的基础之上。

　　【关 键 词】中国；印度尼西亚；政治关系

　　2005年4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亚非峰会和万隆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对印尼进行了国事访问，在同印尼总统苏希洛进行友好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宣布建立旨在促进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和人类的和平发展事业作出新的贡献。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简称印尼）建交55年后，双方关系经过曲折发展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人民智慧和友谊的结晶。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印政治关系的发展，有助于准确把握我国对印尼和东盟国家外交的基本思路，推进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发挥中国在亚洲地区稳定和繁荣中的积极作用。

　　一、 良好开局：从天然“同盟者”到“北京—雅加达轴心”

　　二战后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是苏加诺总统的当政时期。作为二战后新成立的民族国家，中国和印尼都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经历，都面临着共同的任务，即巩固新政权、抵制外来干涉、发展民族经济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同情和支持，因此，两国很快就为共同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旧体系而联合起来。[[1]]当然，作为中国最天然的“同盟者”，印尼还是拥有华人华侨最多的国家，有400多万的华侨华人。印尼也是当时共产党势力最强大的东南亚国家，印共人数号称200万，为当时印尼的第一大党。而新中国在内政外交上的“独特性”及其成就，特别是“在经济上取得的成效和社会稳定”，对苏加诺时期的印尼颇有吸引力，被视为“解决亚洲问题的亚洲处方”。[[2]]因此，即使在当时冷战的国际背景下，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两国的政治关系也开始得到建立和发展。

　　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建立和发展的前提是双方对国际法主体地位的承认。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印尼立即对新中国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于1950年4月13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是第一个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东盟国家。1953年7月，亲华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上台后，在对华关系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于同年10月派出阿诺德任印尼驻中国的第一任大使，与中国签订第一个贸易协定，不再遵守联合国对中国的禁运，向中国出售橡胶；在国际上，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对此，中国政府作出积极反应，派中国经济代表团于1954年6月回访印尼。1953年、1954年双方的政治交流还限于派出经济代表团与文艺团体，1955年双方高级领导人则开始了频繁的互访。由于双方政治上的积极合作和交流，中印友好关系迅速升温。

　　著名的万隆会议奠定了中印两国政治发展的国际关系基础。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举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行发起召开、讨论与亚非各国相关的重大问题的国际会议（史称万隆会议）。中国是万隆会议的积极参与者。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提出并始终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与阿里为首的印尼代表团密切合作，为促成会议成功共同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总理以他的人格魅力、政治智慧和平等态度释疑、解惑、息争，促进了亚非团结，赢得了各方的崇敬和钦佩，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的和平形象。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涵盖了与会国在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七个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十项原则，引申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亚非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创造，也是当今世界普遍认可和遵循的重要指导原则。会议所倡导的亚非合作已发展和深化为“南南合作”。万隆会议的召开，被视为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人民觉醒的标志，是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史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亚非国家作为新兴的重要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3]]而中印两国在万隆会议上的真诚合作，不仅堪称两国外交和政治关系史上的一座丰碑，也为南南合作的开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周恩来总理对印尼的国事访问促进了中印政治关系的全面发展。亚非会议结束后，4月26—28日，周恩来总理对印尼进行正式友好国事访问。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双方重申，共同努力以实现亚非会议所肯定的共同愿望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双边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共同致力于亚非国家的合作，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同时，周总理的此次访问也进一步促进了印尼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华人华侨问题一直是中印两国外交中的敏感问题。1951年5月，中共中央曾经针对印度尼西亚华侨国籍问题作了三点批示，亦即关于国籍问题的三原则：1.凡父母双方或一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者，生时亦具有中国国籍；2.华侨变更国籍根据本人自愿；2.出籍华侨有要求复籍的权利。[[4]]当时新中国驻印尼使领馆“通过亲中的侨团、侨校和侨报有意识的宣传，也是促成华侨多数保持中国国籍的一个因素5]]此举对印尼政府在华侨国籍问题上的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争取华侨入籍转为极力阻挠华侨成为印尼籍民，甚至企图取消已取得印尼国籍的华裔的印尼籍民资格”。为此，印尼政府提出了变“被动制”为“主动制”的新国籍法草案。该草案由于遭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被迫于1954年2月25日撤回重新修订。在修订新国籍法草案的同时，印尼政府开始着手与中国政府谈判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6]]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准备首先同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解决华侨的国籍问题。而在此次访问中，中印双方经过友好谈判签订了《中国与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为其他东南亚国家解决类似华侨问题开辟了协商解决的方法和途径，成为国家关系中处理涉及华侨问题的典范。[[7]]有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侨双重国籍的放弃是“中国与美国在争取印尼方面而展开激烈斗争的突破口”。[[8]]

　　通过万隆会议前后的密切合作，两国政治关系发展到实质性友好的阶段。此后的十年间，两国高层展开频繁友好的互访。苏加诺总统于1956年9月、1961年6月两次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隆重接待。宋庆龄副委员长、刘少奇主席分别于1956年7月、1963年4月先后访问印尼，受到热烈的欢迎。周恩来总理于1965年4月赴印尼参加万隆亚非会议10周年庆祝活动，先后到茂物、万隆和巴厘参观访问，受到隆重的接待。同时，两国在国际事务中互相支持，印尼支持解放台湾，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与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中国支持印尼收复西伊里安、创办新兴力量运动会、对抗大马计划以及退出联合国等行动。中印双方关系经过十年的发展，两国在很多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意见达成一致，形成了政治互信。这种国际政治现象，被西方国家称其为 “北京——雅加达轴心”。

　　政治交流与发展促进了经济往来。1953年11月，两国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带来两国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1954年到1959年，中印的双边贸易从738万美元增加到1.29亿美元，增长16.5倍。在50年代下半期，中国从印尼的进口曾几次领先，超过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东盟国家。60年代上半期，中国与印尼的双边贸易处于在 6000万美元至 1 亿美元之间。1965年中国在印尼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达到 11％，成为印尼的第二大贸易伙伴。[[9]]

　　二、 坎坷前行：从友谊破裂到重建合作

　　印尼右翼军人集团与左翼政治势力的深刻矛盾导致了中印两国政治关系的倒替。在苏加诺时代的中印两国的政治发展中，印尼共产党扮演了穿针引线的重要角色。而苏加诺为了平衡国内的派系纷争的政治力量，也扶持和利用印尼共产党。印尼共产党借此快速扩充自身势力，1963年的党员人数达到450万。这激发了苏哈托为首的右翼军人集团日益不满。1965年的9．30事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印尼军方宣称印尼共产党在北京和印尼华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这一事件导致了随后印尼共产党的瓦解、苏加诺的倒台以及印尼军人执掌政权，苏哈托成为印尼新强人，中印关系大踏步后退。[[10]]即便到了1981年，印尼军方的《军人日报》还警告，如果1965年政变后逃往国外的印共领袖回返印尼，将被逮捕及被审讯。该报还引用“权威人士”的话说，“如果中国要让他们‘潜回’印尼，他们肯定会被捕”。[[11]]

　　与此同时，中国也对随后印尼发生的排华与反华活动大为不满，两国关系日益恶化，中国驻印尼的使领馆不断遭到印尼人的围攻。《人民日报》报道，1965年10月16日，“印尼武装部队非法闯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大肆搜查办公室和宿舍，并且对中国外交官员强行人身搜查和侮辱”。[[12]]1966年4月19日，雅加达的中国大使馆遭袭击，一个星期后，军事参赞办事处被印尼暴民洗劫，中国就此向印尼提出“最强烈的抗议”，4月25日由中国外交部向印尼驻华使馆提出照会。[[13]]在9．30事件后，中国又在国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式的外交也蔓延到使馆。基于“所谓红色革命蔓延到东南亚的假想”，印尼加剧对中国的恐惧和华人的排斥，终于在1967年10月31日单方面中断两国外交关系。

　　在中印中断外交关系之后，两国之间的事务只能假手第三国如罗马尼亚、柬埔寨，官员的会晤、交流也只能在第三个场合如联合国或新加坡进行。[14]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也完全终止，只能通过香港和新加坡的间接贸易，到1985年两国恢复直接贸易之前，经手两国间接贸易的第三方每年获利高达2亿美元。[[15]]虽然两国断交，但是印尼政府在此期间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这项政策受到中国政府的赞赏，为90年代的复交减少了障碍。

　　国际关系的变化为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带来了机遇。70年代以后，中美两国出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战略需要，开始从对抗走向对话与合作，由此带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重大调整。在此期间，中国抓住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有利时机，积极改善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先后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与新加坡也建立了双边友好关系。在此背景下，国内政权已经稳固的印尼对华政策亦有所松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开接触中国的大门。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时，苏哈托发来唁电，表示“最诚挚的哀悼”，称毛泽东是“为中国人民和国家立下丰功伟绩的高尚的历史性的政治家”。 [[16]]两国外长与大使在联合国开始保持一定的接触，1977年9月，印尼外长马利克在联合国会见中国外长黄华，表示希望与中国复交，进行贸易交流，1978年3月，苏哈托总统在印尼人民协商大会上表示：我们目前正努力采取准备措施以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17]]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两国政治交流和复交进程很慢。

　　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经济合作渐渐成为世界潮流。而1983年由于石油跌价，印尼经济大受打击，促使苏哈托政府开拓更大的海外市场，促进非石油原料与产品的输出，以增加国家收入。除了欧美日市场外，东欧与中国市场也成为印尼争取的目标。在贸易、经济问题逐渐成为双边政治交流的主要话题之时，复交问题自然而然地被人们关注。1984年11月印尼外长莫达在美国总商会的午宴上发表演讲，表明印尼虽然还不准备与中国复交，但是愿意与北京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18]]中国对于印尼的建议表示欢迎，两国代表1985年元月开始在新加坡谈判，其间中国外长吴学谦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纪念会加速了这一谈判。1985年7月5日，印尼工商总会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签署了两国直接贸易谅解备忘录。同年7月23日苏哈托签署了“1985年第9号总统指示”，正式批准印尼贸易界可以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

　　两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为复交提到议事日程创造了条件。1988年7月，印尼新任国防部长穆达尼说，“印尼必须承认中国的存在，这不仅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而且也因为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在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同中国人会谈”。他还说，“中国是一个大国，20年来，我们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难道我们想死死坚持25年前的标准不放吗?当然不是”。[[19]]印尼外交部长阿里·阿拉达斯表示，“印尼和中国将继续进行接触，将继续推进(双方交往)这一进程，直到实现关系正常化”。[[20]]1989年3月，在参加日本裕仁天皇葬礼的时候，印尼总统苏哈托与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东京进行了会晤，双方就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达成三点一致意见：一、双方同意，进一步采取措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二、两国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基础上；三、双方决定，通过双方驻联合国代表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商讨，必要时，两国外长举行会晤。同年12月，两国代表在雅加达就中印两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技术性问题进行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从此加快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进程。

　　1990年7月，印尼外长阿里·阿拉塔斯正式访问中国。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印尼外长。两国外长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公报。公报宣布于1990年8月8日起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并同意互派大使。8月6—11日，应印尼总统苏哈托的邀请，李鹏总理对印尼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苏哈托表示，李鹏总理的访问在两个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史上筑起了“新里程碑”，冻结了23年的两国外交关系开始解冻，两国都应以向前看的态度来改善双边关系，不要给后代留下负担。同年11月，苏哈托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并达成广泛共识。双方认为，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为增进两国关系和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双方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两国长期稳定发展友好关系的基础。

　　此后，印尼与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保持一致，互相支持。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印尼表示支持，并与中国一致认为不应把人权问题列入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议程。印尼国务部长摩迪约诺说，“因为同属亚太经济合作论坛成员的印尼和中国，有着很牢固的双边关系，所以印尼肯定会全力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印尼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苏哈托与江泽民会面后表示，如果印尼和中国都遵守自己的许诺而设法建立更自由和更开放的经济，就可协助改变全球的经济状况。而对于曾经流行于东南亚的“中国威胁论”，复交后首次访问中国的外长阿里·阿拉塔斯在会见中国总理李鹏时还表示，“某些人散布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不成立的”。在印尼独立50周年时举办的一个国际海军活动上，中国海军还破天荒地第一次率舰队访问了印尼。[[21]]

　　三、 快速发展：从睦邻互信到战略伙伴

　　复交后，双边睦邻互信关系得到全面恢复。一是两国外交部自1991年起建立磋商机制；二是两国互设使馆。印尼在香港、广州设有总领馆。中方准备年内在泗水开设总领事馆；三是双方高层频繁互访。杨尚昆主席（1991年6月）、乔石委员长（1993年7月）、江泽民主席（1994年11月）、朱镕基副总理（1996年5月）、胡锦涛副主席（2000年7月）、朱镕基总理（2001年11月）、李鹏委员长（2002年9月）、吴官正（2004年10月）、唐家璇国务委员（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2005年4月）先后访问印尼。此外，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还利用有关国际会议期间与印尼总统苏西洛进行了会晤。印尼总统苏哈托（1990年11月）、国会议长苏胡德（1991年10月）、副总统苏达尔莫诺（1992年4月）、最高评议院主席苏多莫（1997年11月）、总统瓦希德（1999年12月）、谢哈布外长（2000年5月）、梅加瓦蒂总统（2002年3月）、人民协商会议主席阿敏（2002年4月）、国会副议长法特瓦（2003年4月）、时任印尼政治安全统筹部部长苏西洛（2004年2月）、外长哈桑（2004年4月）、总统苏西洛（2005年7月）先后访华。

　　两国领导人的互访，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睦邻互信和彼此友谊，促进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1999年底，两国就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互信全面合作关系达成共识。2000年5月双方外长签署了关于未来双边合作方向的联合声明，指明了新世纪中印两国合作的方向和领域。双方还成立了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以对双方各领域的合作进行宏观政策指导和协调解决双方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此后，两国议会、政党、军队、文化、旅游、青年、妇女等各层次、各领域的交往合作也更加活跃，使两国关系迅速升温。

　　中印两国政治关系经过复交后的良性发展，以及中国和印尼国际地位的提升，促进了中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200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印尼的访问使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明朗化。胡锦涛表示，为推动中国同印尼战略伙伴关系取得实质进展，中方建议：第一，加强两国战略磋商，实现元首年内互访，扩大双方政府、议会以及政党交流，深化两国在各领域的战略合作。第二，拓展经贸合作，发挥区位优势和互补优势，进一步开拓市场，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油气资源开发和农业、渔业等领域的合作，在3年内使双边年贸易额突破200亿美元。第三，加强安全合作，建立防务安全磋商机制，加强两军人员往来和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禁毒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加强海上安全对话。第四，加强防灾减灾和灾区重建合作。第五，扩大社会交往，结合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促进双方在文化、教育、旅游、体育等领域的合作，使两国友好更加深入人心。第六，推进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和东亚合作进程，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和一体化进程，对推进东亚合作持积极态度，支持东盟继续发挥主导作用。第七，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中方支持印尼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印尼加强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的协调和配合，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作出贡献。而在今年7月，印尼总统苏西洛回访中国时，双方进一步就具体合作领域和有关措施达成共识：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和战略对话与磋商，就进一步落实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制定共同行动计划；推进双方在基础设施、能源和资源开发、电信通讯、农林渔业等经贸重点领域合作和大型项目建设，抓紧建立两国投资促进机制；完善包括航行安全、海洋环境保护和海上安全等内容的海上合作机制；启动防务磋商机制；加强灾后重建和防灾减灾以及文教和旅游合作。

　　中印两国政治关系的转暖并迅速发展为战略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对重大政治事件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了高度共识的基础上的。

　　（一）印尼高度认同中国和平崛起在亚洲稳定和繁荣中的积极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针对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西方国家的一些媒体开始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他们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诋毁中国的和平形象，而中国的迅速崛起也引起印尼等东盟国家的疑虑。他们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对周边国家施加更大影响，尤其对中国是否使用武力解决南海争端存在忧虑。为了消除“中国威胁论”，塑造中国睦邻友好的和平形象，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睦邻友好政策，并反复调同东南亚各国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目标。经过一系列耐心细致的工作，印尼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走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增信释疑的基础上进一步密切了双方关系。[[xxii]]

　　2002年，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阿米安·赖斯对到访的李鹏委员长表示，中国的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有利，印尼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抱有殷切期望。他从不感到中国的发展会使其他亚洲国家被边缘化，而只会促进亚洲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2005年，《雅加达邮报》刊文指出：“中国的积极外交是平衡地区力量分配的自然反应。……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和平崛起’不应被视为担忧的根源。鉴于与中国的密切交往为推进地区和平与繁荣提供了一条途径，东南亚各国必须给中国以足够的时间来证明其‘和平崛起’的愿望是真诚的”。[[xxiii]]印尼现任总统苏希洛在访问中国前夕，更是表示印尼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对本地区乃至其他地区都是一件好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稳定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他强调：“我们希望成为中国经济成功的一部分，我们也希望中国成为印尼经济成功的一部分。”这充分表明印尼方面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善意理解和期待。

　　（二）双方在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上立场一致

　　印尼政府更迭频繁，但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近年来，印尼政府对台湾当局“南向外交”的企图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2002年8月，“台独”分子吕秀莲曾以“度假”方式途经雅加达国际机场，并试图“闯关”入境，作两天“私人访问”，但最后被印尼政府在机场及时阻止。12月，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密访印尼的计划曝光后，印尼外交部于15日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不欢迎陈水扁以任何方式访问印尼。声明强调，印尼政府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始终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一直坚持不与中国台北发生任何官方往来。[[xxiv]]印尼外交部发言人马蒂说，“陈水扁在印尼不受欢迎，印尼将永远不会欢迎他到访”。[[xxv]] 2000年，印尼政府还曾下令禁止印尼台商举行庆祝陈水扁就职的活动，这是自苏哈托时代以来台商在印尼的民间活动首次遭到禁止。对印尼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中国领导人在历次外交会晤时均表示高度赞赏。

　　同样，中国也坚定支持印尼为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完整和反对外来干涉所作的努力。东帝汶的独立给印尼人民带来了深深的隐痛，印尼学者把它当成一块亚洲国家与印尼友谊的“试金石”。[[xxvi]]1999年，江泽民主席对到访的瓦希德总统明确表示：“支持瓦希德阁下领导的印尼政府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xxvii]]我国对东帝汶问题的宽容态度，赢得了印尼的充分信任，印尼领导人多次感谢中国在解决东帝汶问题上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东帝汶独立后，印尼面临更为麻烦的亚齐以及伊里安查亚、苏拉威西、马鲁古等等分离主义问题和宗教冲突。对于亚齐问题，国际社会反对其独立的态度还是比较统一的。但是西方国家反对亚齐独立主要是从它们在亚齐的经济利益(美、日控制着亚齐大部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政治利益(不希望看到亚齐成为激进的穆斯林国家以及在邻国引起闹独立的连锁反应)和军事利益(担心独立后的亚齐控制连接亚洲和中东及欧洲交通要道的马六甲海峡，从而打破军事战略平衡)出发。[[xxviii]]而我国政府是毫无私利地完全支持印尼自主解决国家统一问题。

　　（三）对华人华侨问题双方达成了共识

　　两国复交后，对历史上敏感的华人问题得到了一个比较积极的解决方式。1990年李鹏总理访问印尼时签订的《中国和印尼复交备忘录》提到，“两国政府重申不承认本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的立场，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血统的人，凡已加入或取得印度尼西亚国籍的，均不再具有中国国籍。同样，居住在中国的印度尼西亚血统的人，凡已加入或取得中国国籍的，也不再具有印度尼西亚国籍”。[[xxix]]从此华人问题不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一个运作层次中的问题。

　　但是，在1998年5月，以亚洲金融风暴为导火索而集中爆发了专制与民主、贫穷与豪富以及原住民与华族之间的矛盾，恶劣的排华事件使印尼华人遭受了惨重损失。面对海内外华人的强烈愤慨，中国政府保持克制，从国际法角度进行了情理性处理。1998年11月17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印尼总统哈比比时说:“印尼华人加入印尼国籍后，已经成为印尼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印尼公民，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他们应像普通印尼公民一样享受同样的待遇和权利。妥善处理好华人问题不仅有利于印尼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我们两大邻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xxx]]2002年3月24日梅加瓦蒂总统访华期间，江泽民主席再次表示:“中国真诚希望印尼各民族和睦相处，广大华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继续为印尼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xxxi]]

　　由于双方的理性处理，后苏哈托时代以来的印尼国家领导人逐步改变了自60年代中期以来的排华传统。印尼华人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歧视和压制之后，印尼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都有利于华人生存环境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印尼华人而言，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xxxii]

　　（四）两国经贸互补促进了政治互信

　　经贸往来在两国的政治交流中是重中之重的课题。两个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占有资金、技术、高科技和巨大市场的优势，但缺乏自然资源、能源和海外市场。印尼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但缺乏资金、技术、高科技和出口市场。从两国签订的多项经贸和谅解备忘录来看，说明两国经贸的确存在互补性空间，能达到互利互惠的目的。目前，中国主要向印尼出口电器、电子设备、机械设备、家居用品、纺织品和摩托车，而印尼主要向中国出口原油、天然气、棕榈油、纸张、纸浆和木材等。[33]

　　两国复交后，双边贸易不断发展，经济合作前景广阔。1990年双边贸易额仅为11.8亿美元，2003年突破了100亿美元，2004年达到130亿美元，今年1至5月份，贸易额增长了3％，达到67亿美元，未来三年有望超过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是印尼的第4大贸易伙伴，而印尼则是中国的第18大贸易伙伴。双方相互投资不断增加，技术合作逐步加强。截至2003年3月，中方共批准印尼来华投资项目970个，协议投资金额20.24亿美元。中方在印尼设立非贸易型合资、合营企业60家，投资总额2.7亿美元。2002年，两国有关部门签署了中方向印尼提供4亿美元优惠出口信贷协议、福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资源采购协议。两国已在核能、遥感、激光、通讯、农业、林木良种培育、环保、地震、统计技术、采矿等领域，开展了具体项目的合作。

　　（五）中国对印尼的友好援助加深了两国友谊

　　1998年印尼遭受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中国政府向印尼提供了3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并无偿援助300万美元用于购买印尼急需的药物。针对印尼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中国政府向印尼政府提供2亿美元的卖方出口信贷，用于购买粮食。1999年瓦希德总统访华时，中国和印尼政府达成双边协议，中国政府向印尼提供4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物资援助。2001年中国政府又向印尼提供了1350万美元出口信贷，帮助东加里曼丹省建设化肥项目。此外，当印尼遭受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的时候，中国政府还两次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印尼灾区人民提供了数万美元的援助。

　　2004年底苏门答腊北部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和海啸后，中国政府向印尼提供了2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派出了近100人的医疗救援队，中国社会各界也踊跃捐款捐物总价值达1亿多元人民币，展开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救援行动。2005年4月21日，为帮助印尼开展尼亚斯岛的地震救灾工作，中国政府决定在已向印尼提供50万美元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再提供总价值200万美元的现汇和物资援助。为把救灾物资尽快交付印尼，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决定用专机给印尼带来救灾急需的一批物资。中国的无私援助是对盟友的必要支持，同时也是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吴前进：《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2]刘宏：《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3]参见：《万隆精神永放光芒——纪念万隆会议召开五十周年》，载《人民日报》2005年4月18日。

　　[4]胡之信：《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17页。

　　[5] [印尼]松风：《印尼华人问题纵横谈》，载《华人月刊》，1996年10月。

　　[6]程希：《“双重国籍”的放弃—中国与印尼开辟睦邻外交的突破口》， 载《东南亚纵横》2004年第9期。

　　[7]吴前进：《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

　　[8]详见：程希：《“双重国籍”的放弃—中国与印尼开辟睦邻外交的突破口》， 载《东南亚纵横》2004年第9期。

　　[9]黄潮翰：《1950—1976中国与印尼关系中的经济与政治问题》，载《亚洲简况》1977年8月号。

　　[10]关于9.30事件真相，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因为主要当事人都已死亡，法庭记录没有公布， 至今仍众说纷纭。参见：梁志明等：《近现代东南亚》第40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版。相关研究在苏哈托下台后有了更多的探讨。2000年3月，美国学者乔菲里·鲁宾生的著作《陆军政变》印尼文版本问世。该书从揭露美国CIA如何煽动印尼陆军发动1965年政变。同年8月，印尼社科研究院的政治研究院玛宛·苏立斯蒂约博士为事件提供5个教本：1、印共是幕后主使人。2、陆军内部的问题。3、苏加诺要承担责任。4、苏哈托是背后主谋。5、陆军谍报网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转引自：吴前进：《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事件引发的大屠杀持续三年之久，统计的人数最少7.8万，最多200万，一般公认是50－60万（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39多万。详见香港印尼研究学社《印尼焦点》第5－6页，2000年2月31日，第38－39页。

　　[11] [新加坡]《南洋商报》，1981年1月18日。

　　[12]《人民日报》1965年10月20日。

　　[13] [新加坡]《南洋商报》，1966年4月26日。

　　[14]李艳辉：《战后中国与印尼的关系》，载《南洋问题研究》1994年第2期。

　　[15] [新加坡]《联合早报》，1985年10月12日。

　　[16]黄阿玲：《苏哈托总统其人及印尼对华关系》，载《东南亚研究》1992年第5期。

　　[17]参见：唐希中、刘少华、陈本红著：《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Suryadinata Leo,Pribumi Indonesians, the Chinese Minority and China,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1986).转引自：[新加坡] 周兆呈：《中国对印尼外交政策中对华人问题的考虑(1965—1997年)》，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6月第2期。

　　[19] [印尼]《雅加达邮报》，1988年7月20日。转引自：[新加坡] 周兆呈：《中国对印尼外交政策中对华人问题的考虑(1965—1997年)》，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6月第2期。

　　[20]雅加达法新社电，1988年4月15日。转引资料同上。

　　[21]参见：唐希中、刘少华、陈本红著：《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2]参见杨青：《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国东盟之间的关系》，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年第一期。

　　[23] [印尼]桑托·达尔莫苏马托文著、汪析译：《东南亚应理解中国的崛起》，人民网，2005年2月7日。

　　[24]《人民日报》2002年12月16日。

　　[25]钟实：《印尼封杀陈水扁内幕》，载《世界新闻报》2002年12月19日。

　　[26]详见：孙小迎：《改善和发展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2期。

　　[27]《人民日报》1999年12月2日。

　　[28]晓雅：《亚齐问题的由来、发展和前景》，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3期。

　　[29]《人民日报》1990年8月9日。

　　[30]新华网，1998年11月17日。

　　[31]《人民日报》2003年3月25日。

　　[32]唐慧：《试析后苏哈托时代印尼政府华人政策的调整》，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11月。

　　[33] 《东盟大国印尼总统访华 中国东盟合作再添大单》，载《中国对外贸易》200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