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从模仿到超越

引言

2015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鲜有亮点。但在印尼高铁建设的争夺战中，中国凭借三年建成、合资经营和无需担保这三大杀手锏PK掉日本，为寒冬中的中国经济带来一丝暖意，也为我们此后热议的“供给侧改革”带来了一些启示：你念或者不念，市场就在那里，不离不弃，就看你的供给是否满足市场需求。一提到高铁，人们头脑中率先浮现的画面通常都是1978年邓小平坐在日本新干线的列车上无限感慨：“感觉好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更适合坐这个车了。”如今，拥有自主技术的中国高铁赢了当年催着我们跑的日本新干线，除了令人唏嘘之外更让我们深思：面对潜力无限的市场需求，我们究竟应该供给什么？“中国制造”迈向中高端的创新方向又在哪里？

一、                            走向“供给侧改革”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必由之路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时，满怀信心地表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现在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进入最后五年的决胜阶段，之后距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满打满算也不过三十年，那么我们要靠什么作为经济的成长动力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呢？

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无非就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寻找动力：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供给侧的五大生产要素是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和管理。我们现在普遍认为土地的合理利用、技术的创造革新、管理的规范高效是可以与劳动力的高效率和资本投资的科学化一道作为全部要素生产率（TFP）的升级条件来创造价值的，这也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思想之一。但坦率地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是不认可土地、技术、管理对供给侧的贡献率的，因为这些都是通过作用于劳动力使其被迫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更多地创造剩余价值的先决条件，说到底所有供给的价值里只包含生产资料（原材料和生产工具）+劳动力使用价值（工资）+剩余价值（利润），前两项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统称为“资本”，也就是说土地、技术、管理无非是促使劳动力更多地生产出剩余价值，而它们自己不创造价值，并都为资本服务，所以将这些列为生产要素就会混淆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当然由于立场不同，学术上存在争论在所难免，因此本文姑且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针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学理来说明中国问题，其中投资从短期看是需求侧增长因素，从长期看是供给侧增长因素。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重视供给侧到重视需求侧再到重视供给侧的过程，其中重视需求侧时期又分为投资主导—出口主导—投资主导—消费主导四个阶段。

1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

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的制度红利上。一方面，面对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局面，如图①所示，我国大幅增加资本投资，通过提高供给来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始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对内改革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劳动力要素的活力得以迸发。两项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形成合力，使我国的实质生产增长率在1979-1989这10年间跃上年均9%以上的大台阶。

图①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各期间的平均值）

出处：世界銀行（2007）

2 从1992年改革进入新阶段到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

1992年中国正式进入改革开放转型的新时期。从图①中可以看出，我国的资本投资继续高歌猛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以1993年全国取消粮票为标志，人民群众基本告别了物质匮乏年代，供给侧已经能够满足全社会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因此我国的经济政策开始重视以投资为主的需求侧管理。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增加国内投资和生产能力建设，这一时期形成了典型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

3 从新千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

这一时期，国内的生产建设需要得到满足，剩余生产能力扩大，同时在凯恩斯边际消费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储蓄剩余增加。而随着我国加入WTO，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数据表明，中国的出口额在1950～2008年期间年平均增长14.2%，而在加入WTO之后的2002～2007年期间这一数值为28.5％，均远远超过GDP的同期平均增长率。以2008年为例，按美元计算我们的出口依存度（出口额／GDP）达到了39%。可以说，出口是我国这一时期经济飞速发展的引爆剂。

4 从2008年的4万亿2012年中共十八大

图②1998-2009年GDP增长的各要素贡献比率

出处：『中国统计摘要』2010年版

图②告诉我们，虽然2000年以后出口呈现爆炸性增长，但2009年之前消费（特别是西方国家所说的家庭支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个人消费）所占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而投资所占的比例则呈相反的趋势不断扩大。根据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拉动GDP总需求的主角应由投资转向消费，这是个一般规律。然而在中国，当时的形势正好颠倒过来（在欧美日等国，GDP中消费和投资的比例约为7：2），长期以来投资一直凌驾于消费之上。我国出口赚取的外汇所用于购买的进口产品中，机械装置、运输设备和矿产能源等广义的生产资料占据绝对的大头儿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出口严重受挫，中央政府不得不投资4万亿，使我们的经济重新回归到投资主导型，“国进民退”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前。

5 党的十八大以来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

中央政府的强力措施使我们基本上度过了金融危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体现了我国体制与制度上的优势。但投资的增大（接近GDP的50%）也让我们的基础工业品明显供大于求，低水平的重复性建设明显增多，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拉动消费，比如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降准降息等手段，使我们的高储蓄率转化为化解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动力。应该说，我们的经济政策是对路的，但问题是我们的经济结构存在失衡现象。一方面低端产品产能严重过剩，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另一方面人均收入较低且还有相当程度的贫富差距，使得人们无力消费过多的基础设施（而这又是政府投资的主要渠道）。因此，尽管我们的绝对消费水平快速上升（2014年全国消费水平是2000年的4.8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96.2倍，网购规模也飞速发展），但是仍然无力消化过度投资带来的过剩产能。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使得好不容易刺激出来的消费意愿流向了大量的海外购物。近年来，中国每年有1亿人次出国旅游，每人在海外的平均购物金额为5000美元，日本的四大件（马桶盖、保温瓶、电饭锅、电水壶）、韩国的彩妆、澳大利亚的奶粉等等都成了消费热点。可以看出，国内供给的产品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成了目前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二、实行“供给侧改革”，我们究竟应该供给什么

如今，“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热词，街头巷尾、网络论坛举凡谈到中国经济必定涉及“供给侧改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市场需求倒逼经济结构性调整。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供给什么才能满足市场需求呢？我想引言中提到的中国高铁的案例会给我们很大启发：中国高铁在起步阶段曾向各先进国家取经，从CRH1学习加拿大庞巴迪、CRH2学习日本川崎重工新干线、CRH3学习德国西门子、到CRH5学习法国阿尔斯通，可谓博采众长。但难能可贵的是中国高铁没有止步于学习阶段，而是在已掌握的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自主研发了结构方面、空气动力方面的技术。2010年12月3日，CRH380A在京沪先导试验段创造了486.1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时速,而京广高铁全长2298公里，是全球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至此，中国高铁完成了超越，成为了世界上拥有最先进高铁技术的国家之一。这使得我们在与印尼谈判合资经营条件时增加了技术转让这一核心竞争力。当然，仅靠这一点还不能保证击败日本新干线的美誉度吸引力，我们还充分结合自身优势，使中国高铁成为印尼的最佳选择。比如，我国有劳动力优势，虽然也存在老龄化趋势，但从图③中可以看出，相较日本来说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具有更加充沛的精力和体力，因此我们可以承诺三年完工，这一点上远胜日本的八年。再比如，在出口导向型发展阶段，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相较日本来说有很强的资本优势，因此我们提出无需印尼政府做出贷款担保，这也直接促使我们在中日高铁世界大战的印尼回合中取得最终胜利。

图③2010年部分国家及世界人口平均年龄中位数（单位：岁）

出处：http://www.1010jiajiao.com/gzd

中国高铁的案例告诉了我们，我们究竟应该为这个市场供给什么。诚然，原始创新极为可贵，但那一定是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教育制度基础之上的。毋庸置疑，我们的制造业目前在整体上还无法与“美国造”、“德国造”和“日本造”相提并论，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像中国高铁一样走出一条“从模仿到超越”的“中国制造”之路应该是切实可行的。而且，只有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向中高端迈进，才能化解结构性矛盾，为繁荣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提供可靠并有效地依托。在技术上“从模仿到超越”的同时，结合我国高储蓄、高外汇储备的资本优势及通过政策调整后适时发挥出来的劳动力优势，最终完成产品升级换代、促使企业脱胎换骨。

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华为的例子：七年前没有人知道华为这家企业，但其硬是从一家普通的提供通讯网络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的民营企业发展成为一路超越除苹果、三星以外的所有对手，坐稳全球第三位置的智能手机业界翘楚。我们都知道，华为最初只是全球市场十名开外的贴牌厂商，但通过长期的变革项目和投入研发，华为P系列和mate系列在用户群中积攒了良好的口碑。2015年，华为消费者业务智能手机出货量达1.08亿部，同比增长44%，全年收入超过200亿美元，同比上年大幅增长近70%。据GFK发布的2015年前三季度全球手机市场报告显示，华为全球市场份额占比9.7%，接近苹果的11.8%，与份额下滑到28%的三星正逐渐缩小差距。可以说，华为也正在走一条“从模仿到超越”的正确道路。

同样，在文化等软实力方面也能找到类似的案例。我们都知道，美国好莱坞的“铁匣子”、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电视剧都在世界文化市场上赚的盆满钵满，但中国的文化作品却收入惨淡。中国电影到底是要走大规模大制作的“大片”之路，还是要走结合传统审美风格的文艺片之路，这样的选择一度成为创作者们难以把握的市场命题。然而2015年岁末上映的《寻龙诀》却独辟蹊径，在获得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同时为中国电影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思路：首先剧本取材于原创盗墓小说《鬼吹灯》，其次在拍摄方式上极尽借鉴与模仿，甚至在影片中随处可见向好莱坞经典大片《古墓丽影》致敬的镜头，与此同时影片把中国文化里对初恋爱情的美好向往和对朋友兄弟的披肝沥胆这些普世价值内化于整个故事。虽然叙述过程仍显老套，拍摄手法也欠新意，但用心的情节设置和特效的视觉感受依然使这部电影获得了市场方和影评方的双重肯定。当然，这样的模仿之作要想超越好莱坞的同类作品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是制作上的诚意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娱乐需求，因此该片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上比较成功的中高端水准之作。

三、                                      怎样实现满足市场需求的供给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和供给的源泉。在其明确了产品迈向中高端之路后，政府如何引导企业在已有的技术基础上进行创新与研发，将已有的比较优势与拳头产品进行有效结合，就成为我们应该思考的重要课题。而其中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为企业减负或者创造盈利空间，毕竟研发、创新、升级、提质和增效都需要资金支撑。

1 下决心实施僵尸企业的兼并重组。每年各级财政为维持就业率对生产效率低下且产能严重过剩的僵尸企业给予了大量补贴，使它们“僵而不死”。这一方面拉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占用了相当多的生产和劳动力资源。因此，政府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对这部分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必要时可以采取招标的方式推动这项工作。而原来用于补贴的资金则可转为安置资金。

2 “放水养鱼”为企业减负。对那些在产品升级方面具备极大潜力的企业，采取定向减税、优惠贷款等扶持政策。针对经营报告中具有强烈主观愿望或者详细实施计划迈向中高端的制造业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率先实行“注册制”，通过这种政策导向为其融资提供便利，以加速其产品研发与革新、引进技术和管理的过程。

3 提高教育对升级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加大对工科类大学和职业教育学校的扶持力度，以产学研结合程度和工学结合程度作为评价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

4  落实好二三四线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政策。政府建设性投资主要用于这类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既可以为“保增长”提供一定程度的动力，又可以利用这些地方愈加完善的医疗条件和教育条件来延长劳动力的劳动年限并提升他们的劳动效率，从而减轻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负担。

5 继续努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样一方面可以化解我国的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可以更大程度地推动以高铁、核电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不断“走出去”。

结语

总之，“供给侧改革”的原则就是要务实地迈向中高端，同时结合我国自身的比较优势。当然，相对于需求侧管理，供给侧管理属于长效机制。因而要在建党一百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样不能放松需求侧管理，只有在供需两侧进行结构性改革，化解当前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劲动能，继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