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30年里，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在局部学习和模仿苏联经验基础上，一路跌跌撞撞摸索着走过来的，其得和失都较为显著。当前，我国正处在开启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节点上，以政治学的视角系统梳理和反思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验教训，对今后改善国家治理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改革开放前30年的国家治理实践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我国社会面临秩序重建的艰巨任务，中共中央把全国分为6大军管区，通过建立一个具有临时性质的军管会来进行建国初期的国家治理。1954年随着五四宪法颁布实施，全国各地方的人民政权机关相继建立，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宪政治理实践拉开了序幕。但遗憾的是，从1957年以后，随着“左”倾思潮的蔓延和“左”倾路线的推行，刚刚启航的中国宪政治理实践，很快就被淹没在革命浪漫主义政治的狂潮当中。到了“文革”时期，更是把民主法治破坏殆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1978年十一届三种全会以后，中国的宪政治理实践重新扬帆启航。

　　总结改革开放前30年的国家治理，综合起来说就是僵化的计划管理。所谓计划管理，就是通过集权式的计划安排来理性设计社会运转的秩序，把社会实体的各种活动包起来，管到底，力求通过一个损益小、效果好的计划，把杂乱无章的社会生活纳入刚性的、人为设定的秩序中来。并且以强力管制的方式保证计划的推行和预设社会秩序的实现。这种国家治理模式，在一定的时期内是合理且有效的，但同时也导致了社会思想的僵化，社会活力的衰减，抑制了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功能分化及平衡发展，使得政治生活一支独秀，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全部变成政治生活的奴婢和附庸，严重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自我发展。总结这一国家治理模式，具体有以下特征：

　　1.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建国初期，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更多经验的情况下，采取了学习苏联、模仿苏联的办法，在我国建立起来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首先，这一管理体制强调制定和推行五年计划来统筹国民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其次，在这体制下，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不仅掌握管辖地域范围内的宏观经济的决策权，而且掌握对所属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的决策权。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指令性计划被设计得很广、很细，大部分经济活动都被设计进政府的计划当中，并按照严格的计划来行事；再次，在计划管辖的范围内，也有一些规模很小的市场，但其仅仅被用来作为实现计划的辅助手段，计划外的市场交易很少，甚至不合法。家庭和个人经济活动的决策权基本上是分散的，在产品匮乏的时期，家庭和个人的消费活动也基本被纳入计划的范畴。

　　在经济基础薄弱、经济规模小、经济联系较简单的情况下，计划经济体制在迅速整合经济资源，集中力量发展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等方面，的确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我国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迅猛发展，也得益于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复杂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越来越表现出其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对企业和个人潜力挖掘的乏力。具体说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首先因为管理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企业基本上没有自主权，所以造成企业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退化，整个生产活动效率十分低下，无法满足全社会对质量高、品种全、数量多的产品的需求，甚至连日常的生产生活需要都不能满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公共问题；其次，计划体制下，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管理过多相伴随的是，政府管理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职能重叠现象较为严重，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而且计划体制非常容易培养起政府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第三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配置资源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使企业和个人都丧失了积极进取的动力机制，导致国民经济的停滞不前，综合国力不断下滑、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不能得以改善。以上几方面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演变成了政治问题，一方面它使人们滋生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对社会主义信念的丧失，另一方面不断削弱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使党的执政地位变得脆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