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放 1927年2月生于福州市，1950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1981年被评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出版专著和文集有：《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等。 北京 10087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扩展到欧亚十几国。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推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对旧模式、旧体制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是互相影响的。到1989至1990年，东欧八国和苏联的改革先后都以共产党的失败和下台而告终。造成这种悲剧性的后果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着重谈对苏东剧变深层原因的看法，把我个人的研究心得和盘托出。

　　一、苏联东欧变化对我们党较大的三次影响

　　第一次影响是在1956至1957年。开始毛泽东是想从苏东变化中吸取教训，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为鉴，重、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等等十大关系要作较大变化。党的八大也指出要吸取苏联的教训，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但是到1957年时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认为波匈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东欧国家没有抓阶级斗争。于是，毛泽东开始转向抓阶级斗争，造成了反右派的扩大化以及1958年后的“大跃进”。总之，第一次苏东变化，开始我们是想吸取它的经验教训，但是很快就变了。变的结果，是1957年以后我们在某些方面比苏联东欧搞得更“左”，以致出现“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深重灾难。

　　第二次影响是因为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闹事、罢工，波兰实行了军管。1980年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端正路线的关键时期，特别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个人看法，应把这篇讲话视为整个改革的纲。可是这篇讲话发表后，发生了波兰事件。中央一些领导人据此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搞，一搞就会乱。

　　到1986至1987年，邓小平又一次感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成功。因此他又一次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本来已经收进《邓小平文选》的8.18讲话，又重在198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这在党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其目的是为了唤起全党对政治体制改革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着手，带动全面改革。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又专门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

　　第三次影响是由于1989年至1991年苏联和东欧的彻底剧变。16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柬埔寨在1979年最早垮了，1989年以后一下子又垮了10国。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着如何吸取苏东教训的问题。但是1990至1991年，国内“左”的思潮明显上升，一些人不是正确地从苏东剧变中吸取教训，而是认为苏东剧变是胡乱改革开放造成的，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对西方开放，加快了和平演变。一时间出现了很多奇谈怪论。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于1992年初发表了南方谈话，批判了国内上升的“左”的思潮，指出要从正面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南方谈话一个重要的论点是：“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而且强调“左”是根深蒂固地存在，所以着重是要反“左”。

　　总之，苏东变化对我们党产生了三次重要影响，前两次我们没有能全面地、准确地吸取苏东剧变的真正教训，“左”倾思潮有所上升，以至走了弯路。第三次也有“左”倾思潮上升的趋势，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把这股风刹了下去。但是，“左”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