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作 者：龙平平 黄亚洲 张强 魏人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龙平平：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影视作品有：电影《邓小平》，获第26届百花奖、第9届华表奖、第23届金鸡奖特别奖；纪录电影《丰碑》，获1998年电影华表奖、第18届金鸡奖提名奖；纪录片《邓小平》，获五个一工程奖特别奖；《百年小平》，获23届金鹰奖特别荣誉奖；《中国1978-2008》《永远的小平》和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

　　黄亚洲：男，诗人，影视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代表作品：诗集《无病呻吟》、《磕磕绊绊经纬线》、《父亲，父亲》、小说集《交叉口》、剧本集《老房子新房子》等文学专著九部，其中《日出东方》获国家图书奖。

　　电影文学剧本《R4之谜》、《开天辟地》等13部作品搬上银幕，电影《开天辟地》获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特别奖。电影《红杜鹃白手套》、《邓小平·1928》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电影《灯塔世家》获中国电影华表奖。电影《落河镇的兄弟》获第12届美国芝加哥国际儿童电影节“联合国宣言奖”、第20届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儿童电影节大奖、评委会奖。

　　张强：男，编剧。中国电影学会会员，中广协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会员。

　　代表作品：电影《铁流1949》获第22届“金星奖”一等奖、第十届“百合奖”一等奖。《红星闪耀》获第十三届“电影百合奖”特别奖。《邓小平在黄山》、《一号档案守护者》等；电视剧《北魏冯太后》、《望族》、《虾球传》、《火线》《邓子恢》、《远东第一监狱》、《血色沉香》、《拯救美军特使》、《邓小平》等。

　　魏人：男，作家、编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职员，《啄木鸟》杂志编辑。现任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编审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代表作品：《刑警队长和杀人犯的内心独白》获首届金盾文学奖、《刑警队长的誓言》获啄木鸟文学奖、《天镇老女人》获1985年全国青年文学奖、《龙年警官》获1990年电影百花奖、政府奖及1990年金鸡奖最佳编剧、《青春无悔》获1991年大学生电影节奖、《面对诱惑》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金盾工程一等奖。

　　内容简介：

　　1976年，注定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新中国接连失去三位领导人，“四人帮”继续横行。有谁为彷徨的人民作主，有谁为受难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

　　10月6日，中共中央采取果断行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被软禁的邓小平得以恢复工作。

　　在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形下，邓小平带领因经历十年动乱而不知何往的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两个凡是”的重重阻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高考，让知青回城，改变一代年轻人的命运；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经济特区；中美建交，中英谈判，提出“一国两制”理论……

　　1976-1984，他改变了一代年轻人的命运、改变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境遇，改变了此后数代人的生活。

　　这是一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令读者屡屡落泪的作品。它从普通人的视角去看时代的变迁，它在写邓小平，更在写大时代。它是故事，却远远超越故事，它是历史，充满反思。它让经历过的人重返现场，回味当时；它让未曾经历的人走近真实的邓小平，走近那个特殊时代的真实生活。

　　书摘正文

　　第一章

　　“邓小平，你在哪里？”

　　一

　　沉重的哀乐以及连接在哀乐中的那个悲痛而又浑厚的嗓音，一遍遍掠过邓小平的心田。这些声音在他的心中激起了如此复杂的回响，连邓小平自己都没有料到。他似乎被那个声音击倒了。他的身影与他的座椅在那一天的下午四点整，一动不动，就像一座雕塑。

　　直到卓琳惊惶地跑进他的书房，对他说：你听到了么？老兄你怎么啦？

　　邓小平的视线凝向天空，窗外若有若无的秋风里，那几片最先枯黄的叶子在颤抖着。

　　那些声音是如此的混杂和繁复，仿佛是一下子难以理出头绪的多声部，既有缓慢而沉重的节律，也夹杂着一个充满体谅和期许的嗓音，那嗓音的内容似乎是“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你不要这个头衔，那就当总参谋长吧”；甚至夹杂着自己的大儿子朴方的轮椅碾过走廊时嘎吱嘎吱的声响，那声音连着十年前一个年轻人从北大物理楼的四楼突然坠落于地时令人心悸的闷响；所有的这些声音一时间都在邓小平耳边轰鸣，无序而又混杂， 一波又一波，不肯止歇。

　　这种令人不安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晚间。那天晚餐，邓小平吃得很少，直到洗脚上床时他也没觉着饿。在熄灯以后的黑暗中，这种复杂的多声部的声音，仍旧是一波又一波地袭来，直到五更时分这些杂乱的声音被他的咳嗽声所取代。

　　咳嗽声来得很猛烈，他翻身坐了起来。

　　黑暗中立刻传来卓琳不安的声音：老兄，你怎么啦？

　　卓琳拧开台灯，下了自己的床，把一只痰盂端到邓小平的床前

　　邓小平清了清嗓子，半晌，说了句：睡不着啊。

　　他的手伸向桌面，想摸烟，但马上被卓琳按住了，卓琳说现在抽烟不好。

　　于是邓小平不再动弹了，他的目光盯着还没有发亮的窗外，久久没有移开。

　　卓琳说，我也睡不着，我想起延安了，那时候延安的阳光可真是亮。卓琳后来又说，老兄啊，岂止你睡不着，我看全中国百姓都没睡稳觉。

　　邓小平一直没有吭声。后来，只说了一句话：追悼会，我想去参加。卓琳没有应答，没有评说这个主意妥当还是不妥当，她知道她的丈夫考虑得很多，那是个政治被搞得很复杂的年代。

　　没过几天，邓小平请求参加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报告就被转递了上去。转递者是住在他宅院前面那排房子里的两位中央办公厅人员。这两个人既负责警卫更负责监管，他们负责及时向上报告“右倾翻案风头子”邓小平的一举一动。

　　只过了两天，答复的口信便传下来了，传达中央口信的是汪东兴副主席。汪东兴副主席带话说，你还是不要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为好。

　　那一刻，邓小平的腹部就有一个位置隐隐地痛了一下。他当时没有在意那只是神经受到刺激抽搐了一下，还是腹部的一个切切实实的病患。很多天后，他才明白是前列腺的问题。

　　邓小平一时没有说话。

　　这时候，卓琳说，我料到会这样。

　　那天晚上，起风了。不仅是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那些密密麻麻的花圈发出了簌簌的响声，大江南北所有中国百姓扎的那些白色的纸花都在风中轻微地打颤。

　　这个龙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确实过于沉重了。一月份，天安门广场就堆放过一次花圈，那是送别周总理；六月份，又是花圈，那是送别朱委员长；而到了秋天，真正的秋风还没有来临，大片的枫叶还没有转红，更为揪心的哀乐便又一次无情地敲打着神州大地，夹杂着白色的纸花，又如冬雪一样覆盖着大江南北。人们在哀痛国家失去领袖的同时，好像还在哀痛着别的东西。人们心里有一种隐隐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的形态似乎很大，但是又不明白这种恐惧感到底是什么。

　　就在距离宽街两个街区的一个普通的北京四合院里，一位普通的二十七岁的年轻人也连续很多个夜晚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的心里也有种恐惧，这种恐惧就像尖利的鼠牙一样啃咬着他那颗躁动的心。

　　这位半年前曾经因为“四五天安门事件”蹲过几天号子的名叫夏建国的年轻人，终于在毛主席逝世后第二十五天的这个晚上，悄声下床，蹑手蹑脚绕过父母亲的卧房，走到了四合院里，接着，又犹犹豫豫地敲响了对门邻居田家的一扇小窗户。那扇小窗户属于比他小两岁的伙伴田源。

　　田源的起身也是蹑手蹑脚的。他们俩在洒满了月光的院子里，几乎坐到天亮。夏建国再三问他敢不敢去，说如果你不敢去，我就一个人去，又说这张标语是非贴不可的，这样的话也是非说不可的。我们在清明节就是因为这些话，挨了人家的嘴巴子，也蹲过号子。但是，现在又是关键时刻，人民需要被唤醒。我们宁可再挨嘴巴子，再蹲号子，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必须由我们这些年轻人来做的，我们无可逃避。

　　说这些话的时候，夏建国的两道剑眉不停地耸动着，似乎要脱鞘似的。

　　田源说，建国，我去，你听见没有，你干吗还要问我？

　　这位皮肤白皙、身材修长的小伙子，对夏建国的所有提议几乎都愿意跟随。挨打就挨打，号子就号子，他自年初从西双版纳的农垦场“泡病号”回到北京后就压根儿没打算再回去。他想，就在北京坐段时间牢也没啥。自己的父亲在十年前就被关过整整一年的 “牛棚”。这年头的中国年轻人，反正看不到人生的前面有什么光亮。

　　这时候，两个年轻人发现一个披着灰色中山装的人出现在他们身后，那是田源的爸爸田志远。田志远先是问儿子，接着又问夏建国，你们刚才说要去哪儿？他问话的时候神态显得很不放心。

　　两个年轻人起先都没有回答，后来田源才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句：我们商量着去送花圈。

　　作为负责京畿安全的北京公安局长，在听见这样的汇报时，掌心顿然渗出了汗珠，一种他早已有所预料的使人心悸的情况开始出现了，虽然说这一年北京十月上旬的气温还是相当的高。他走到卫生间，用手巾擦了擦掌心和额头，转身对坐在桌前的那位姓陈的派出所所长说，你继续说下去。

　　这是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第二十七天。

　　一直沉浸在悲痛气氛里的首都，果然出现了思想上的“逆流”。这种情况可能是迟早都要来的，但也似乎来得太早了一点。半年之前在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四五反革命事件”一直让这位公安局长心神不定。

　　这一次出现的异常情况，发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西单。派出所的陈所长在汇报中说出了“夏建国”这个名字，这使得公安局长双眉一挑，这是半年之前他十分熟悉的一个名字。据陈所长的汇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夏建国和另外一个叫田源的年轻人起先并没有刷大字标语的迹象，而只有那些来自各个工厂的职工们在张贴各种各样的大标语，比如“继承毛主席遗志，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这一类的大标语贴满了长安街的两侧，而这两个“居心叵测”的年轻人是在走到西长安街电报大楼的西侧时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好的大字报的。

　　长安街上的路人开始还不觉得什么，当突然发现这张刷上墙的大字报出现了“邓小平你在哪里”的标题后一下子就围了上来。顷刻之间，几乎半个西单的路人都在这张非同寻常的大字报前聚集起来。

　　据当时在场的便衣侦查员向派出所陈所长报告，那个叫夏建国的年轻人不仅从老工人的手里骗取了糨糊桶和糨糊刷子，而且在贴上大字报之后趁势骑在了同伙的脖子上，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向黑压压的群众大声朗读了大字报上的内容，他的嗓音几乎有点声嘶力竭：“毛主席尸骨未寒，江青却在勾结上海帮阴谋抢班夺权，新女皇就要登基啦！看吧，上海的工人民兵已经开始发枪了；听吧，阴谋家们已经吹响了流血的号角。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郑重呼吁，立即恢复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职务！现在的中国需要他带领我们渡过难关。可是，如今邓小平身陷囹圄，生死不明。让一切正直的中国人都一起呼唤吧：邓大人，你在哪里？”

　　据侦查员报告，人群中呼应的人很多，有人说“邓小平已经被流放到贵州山里了”，还有人尖喊“你们找不到邓小平了，邓小平已经被江青害死了”。

　　陈所长报告说，他与几位民警是在事情发生后的十五分钟内赶到的，那时候人群由于民警的跑近已经散得差不多了。据便衣侦查员讲，这两个年轻人他们认识，一个叫夏建国，一个叫田源。当时就有部属建议陈所长派人去这两个人家里面逮人，说是这两个人的家庭地址在半年前早有记录。但是陈所长没有下这个命令，他觉得还是应该迅速向上级报告才是首要之举。

　　在公安局长面前，陈所长一边说一边瞧着自己的脚尖。他并没有向局长汇报的是，他当时是这样训斥那位便衣的：就知道抓人，这么多反革命你抓得过来吗？

　　当时还有人悄声问他：那这张大字报咋办？陈所长的回答是：保护现场，让反革命的狼子野心多暴露一会儿又有何妨？这时候，陈所长注意到人群中有一位老者心领神会地向他伸出了大拇指。陈所长当时就转过了脸，装作没有看见。

　　这后半段的情况，陈所长都咽在了自己的肚子里，并没有向局长汇报。

　　在陈所长走出市公安局大楼的时候，天色阴了下来。

　　他抬眼看看云色，心里想，首都跑不了又要起风暴了，而且这场风暴的中心，跑不了还是“邓小平”这三个字。

　　他走下台阶的时候又想，我这一回要学得聪明点儿，再也不能像半年前那样张牙舞爪，“国家前途”这四个字的分量实在太重了，这是要每个人心里好好掂量的，而不是某个上级的某条命令就能随便定论的。

　　其实夏建国与田源逃离现场的那一刻，还是有人追逐的，只不过不是公安，而是七八个佩戴“首都工人民兵”袖章的年轻人，他们急于建功。

　　幸亏两个报信者把夏建国与田源按在小胡同深处的一个门洞里，让追逐的脚步声像雷声一样渐渐远去，事情才没有变得更糟。报信者一个是夏建国二妹夏小妹，一个是他们同院子的邻居姑娘任燕。两个报信者都像两个逃者一样累得气喘吁吁。夏建国问妹妹怎么会赶过来报信，这才得知是田源的父亲田志远看到了一份清查名单，而这张名单上“夏建国 ”“田源”的名字赫然在列，顿感事情不妙，赶紧让任燕和夏小妹前来报信，以便让两人躲过一劫。

　　夏建国深知上清查名单的后果，这意味着全面的人身控制。

　　其实，在刚才张贴大字报以及当众演讲之前，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出发前，他就对同院的伙伴田源说过，这一次行动，很可能是要被枪毙的。这不是吓唬你，现在的政治局面比半年前的清明节还要糟糕。说你“现行反革命”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砰 ”的一枪小命就完了，全国已经死了不少“现反”了。我是豁出去了，你要想一想。

　　田源说，你都豁出去了，我还能不豁出去？半年前怎么干，现在仍旧怎么干。

　　但是夏建国还是心怀侥幸的，他想用最快的速度把大字报一贴，然后挥起拳头一舞动，马上就撤。人家也不一定能马上就逮到他，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也就安全了。然而，上了“清查名单 ”，那就是网里的鱼一样逃不脱了，只能等着人家往砧板上送了，这是实实在在的危险。

　　他和田源都是下乡知青，一个在滴水成冰的大兴安岭，一个在蚊虫肆虐的西双版纳。年初周恩来总理突然逝世的噩耗使这两位年轻人再也无法待在国家的偏远之处，在互相打了个电报之后，几乎在同一日赶回了北京，也几乎在同一日奔到了群情激奋的天安门广场。他们的演说和张贴的一张又一张的标语，很快就让便衣人员盯上了他们，而且得知这个姓夏的年轻人的父亲是个“反动学术权威 ”，而另一个姓田的父亲曾被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革命群众戴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

　　在思想必须严格控制的敏感时刻，准备一份清查名单并且立即付诸实施是十分必要的。田源的父亲当然知道“黑名单”的危险，他同时有一个紧急建议托任燕转告两位年轻人：赶快想办法离开北京，去南方找个城市躲一阵儿。

　　谁知夏建国一听这个建议就皱眉，说还能往哪儿躲呢。他半年前由于“四五天安门事件 ”就逃出北京，往南边躲过一阵子。他在四月五号那天不仅写了诗、朗诵了诗、喊了口号，还带头冲到天安门广场东南角那个民兵与警察的小灰楼指挥部，把指挥部头头坐的小轿车推倒了，甚至点上了火。那天晚上他是仓皇逃离北京的，他知道他虽然没有被捕，但是名单上肯定有他，还有田源，他不能不逃。那几天他躲的地方是上海，上海有一伙编话剧、演话剧的年轻人掩护了他，让他睡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一个话剧排练场里。他们还说要把他的事儿写成一个话剧，争取搬上舞台。可是他最终还是逃离了上海，因为上海的风声后来也紧起来了。现在要躲，又能往哪儿躲呢？

　　田源想了一会儿说，躲啥啊？拼了算了，坐牢就坐牢，枪毙就枪毙。

　　任燕一听这话就火了，说，你们两个，这么自暴自弃干什么？中国还有很多大事儿在等着你们去干呢，田伯伯的“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思路是对的，这是个战略思路，你们一定得走。国家那么大，很多地方其实都控制不过来，到南方躲一躲兴许就躲过这一阵儿了。你们还是快走吧，别再磨蹭了。

　　任燕同时转达了田源父亲的另一个意思：目前年轻人务必不要冲动，要冷静，现在中央内部斗争非常激烈，肯定会有大的变局。作为年轻人，一定要静观其变，不可盲动。

　　任燕还转述田源父亲的话说，要走就得当机立断，一秒钟都不要耽误，不必回家了。

　　田源突然蹲在地上，举着痉挛的拳头喊，我们是为了这个国家好，这个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我就是不走，让他们来抓吧！

　　夏建国一把将田源拽起来说，听你爸的，你爸的劝说是对的，姜是老的辣。咱俩分头走吧，我可以去安徽，去我妹妹的村子住几天，田源你去哪儿？田源不说自己去哪儿，只说我看这个社会这样发展下去是没得救了。任燕瞪眼说，田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还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国家总会有新的变局嘛，你不要自暴自弃嘛，你爸爸不是反复强调“中央内部斗争非常激烈”吗？田源说，好，好，我走，我走，干脆一走了之吧，反正也没啥希望了。

　　两人最后确定了各自的撤退路线：夏建国去安徽凤阳县找自己“插队落户”的妹妹夏建红，一方面避难，一方面想实地考察一下当年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怎样发动农民起义的，他说我一直对揭竿而起的朱元璋很感兴趣。而田源则准备去广州躲躲，他说我见机行事吧。

　　任燕对田源决定去广州很是有些惊讶，她说你广州那边有朋友吗？田源不肯回答，神情有些闪烁，只说那儿天高皇帝远，容易躲避牢狱之灾，后来又说，任燕，你别问了，我已经拿定主意了。

　　为了安全起见，两人决定从不同的火车站走。夏小妹陪哥哥去了永定门火车站，而任燕则护送田源赶往北京火车站。直至火车的车厢缓慢地移动起来，任燕那颗扑通扑通狂跳的心才逐渐地平息。她看见了久久地伸在车厢外面那只摇动的手，又想起了半年前她在遍是花圈的天安门广场上看见的那只摇动的手。那天田源是挥着手臂在朗诵，朗诵的是夏建国临时写就的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那一刻，田源的脸微微扬起，手势幅度很大，额前的头发一颠一颠地，那范儿很是有点像激动的话剧演员。

　　她那一刻很为田源激动，更为夏建国激动，她很不明白夏建国怎么会出口成章，一下子写出那样铿锵有力的诗句来。而且夏建国那么富有想象力，他把一串闪闪发亮的小瓶子挂在一根竹竿上高高举起来，当时广场上的人们一下子就明白了 “小瓶 ”与 “小平 ”谐音的这个意思，一起大喊“小平，小平 ”，声若排浪。这个重要的情节，可能也是公安部门向上报告之后引动最终镇压的原因。

　　现在，幸亏两列火车把夏建国和田源分别带到了离北京很远的地方，让他们摆脱了“黑名单”的威胁，这才让任燕稍稍地松了一口气。但是下一步又怎么样呢？她所在的新华社每天的政治空气都很紧张，什么时候这种空气能稍稍显得松动一些呢？走出车站的时候，这位已经入党八个月的漂亮姑娘一直在作这样的思考，眉头皱得很紧。

　　二

　　两辆军车在宽街丁字路口路北的一个院落前停下。一身戎装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兼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刘鑫从首辆军车的副驾驶座上跳下来。在他的指挥下，片刻工夫，训练有素的两车军人迅速前后列队，等待着刘鑫的命令。

　　这里是邓小平在北京的住处，也是他在被撤销党内所有职务之后被软禁的地方。这是一个秋夜，气温急剧下降，凉风滑过夜空。

　　宽街上很安静。往年闷热的秋夜，北京的大小胡同都有不少乘凉的人，可是今天的秋夜之街却是格外安静，也许是人们享受惯了夏天的温暖，不适应如此稍许微凉的气温，也许是人们还沉浸在毛主席去世的阴影中，不愿出门感受一个天理不彰的秋夜。

　　黑暗中，一名警察和几个工人民兵走了过来，见到刘鑫和军人身影，惊讶不已。警察问，怎么回事儿？这是我们的管片儿呀！

　　刘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命令递给警察说，我们奉命执行重要任务，你们的公事完了，可以收队了。

　　警察愣了愣神，看看刘鑫和军人们，侧目对几个工人民兵说，八三四一部队，御林军出动了，肯定有大行动，没我们事儿了。

　　在警察和几个工人民兵屁颠儿屁颠儿走了以后，刘鑫便径直去敲大院的门。大门打开了一扇小窗户，里面的人见是刘鑫，并没有多问，门扇对开。

　　这是位于宽街十字路口路北的一处不起眼的小院落。这院落离东面的增归园只有五十米远的路，增归园是民国时期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住宅，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就病逝于此。邓小平“文革”复出后和家人一直住在这个普通的两进四合院里。前院住着几个中央办公厅派来的监管人员，后院住着邓小平一家。院内中央搭着一间地震棚。墙壁上有些裂缝，明显留有大地震的痕迹。

　　院内的大屋和里屋靠着一盏光线微弱的灯勉强维持着照明，足见主人的节省。大屋里高挂着披着黑纱的毛泽东遗像，下面是一捧鲜花，略显哀伤气氛。里屋不时传来调试半导体收音机的声音。

　　洗脸架边，一位老人提着暖水壶往半旧的脸盆里兑热水，一只手在盆里试着水温。壶口冒出的热气映出一张慈祥沧桑的脸。这是刚刚度过七十二岁生日的邓小平。

　　卓琳走进屋来说，老兄，还是我来吧。

　　邓小平放下暖壶说，你刚从医院回来，眼睛不好，要注意休息。

　　老两口端着脸盆走进里屋。邓朴方正躺在床上摆弄收音机，从床头一大堆半导体零件看出他的摆弄似乎并不顺利。邓小平看到满身大汗的儿子很心疼，从妻子卓琳手里拿过毛巾递给儿子说，来，胖子，擦擦身子吧，当心捂出痱子。

　　邓小平喜欢这样叫自己的儿子，一来是邓朴方生下来就比较壮实，二来胖子这个词叫起来更显得亲人间的随和。

　　邓朴方放下收音机说，爸，我自己来。邓小平说，想法是好的，但你身不由己呀，有些事要靠别人呀！来，把上衣撩开。

　　邓小平弯下腰给儿子擦身体，卓琳在一旁帮忙涮毛巾。热腾腾的毛巾在邓朴方身上来回摩擦着，邓小平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额上冒出了汗滴。接下来，老两口又费力地帮助儿子翻过身来，继续为儿子擦身。

　　邓朴方把头深深地埋在枕头里，眼泪夺眶而出。邓小平假装没有看到儿子的眼泪，坐上床沿，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让他注意穿好衣服，当心着凉。朴方没有回答，一时，老两口难过地看着大儿子，相对无言。

　　半晌，邓小平打破了尴尬的宁静，转移话题，关切地问儿子修理无线电的技术达到什么程度了。朴方小声告诉父亲，每天都有一点心得，只要钻下去，肯定能学会。往后，只要国家政策允许，他就用修收音机的技术自食其力，挣钱养家。

　　听了儿子的话，邓小平感到一些宽心，又感到一阵心酸。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了，都想凭着自己的真本事吃饭，这是父亲很愿意看到的事情。

　　急促的脚步声就是这时候传进屋里来的，慌慌张张进门的是小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邓质方。邓榕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咱家附近全是解放军，好像是“八三四一”的，院子里也添了好几个人，像要出事。邓小平摆摆手，示意孩子们都不要紧张。他问，除了当兵的之外，还有谁来了？质方说是那个刘副政委。邓小平问，刘副政委说要见我吗？质方说，没有，就说是要加强警戒，做好保卫工作。

　　邓小平想了会儿，挥挥手说，大家都去睡吧，没有事，这也是正常情况。

　　邓小平回到卧房之后，点燃一根烟。

　　他心里明白，警卫的突然增多，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刘鑫的突然现身，并非正常情况，中国的政治肯定是有一根弦正在绷紧。随着毛主席的去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宽街的这所小宅院来说，事情有可能向好的方面转，也很有可能向坏的方面走。如果有某一种政治势力飞速膨胀，那么 “反击右倾翻案风 ”加码升级，甚至将“右倾翻案风的头子”加以极端措施以剪除心腹之患，都是有可能的。

　　邓小平缓缓地喷出一口烟，用缓缓的声音对老伴说，该开个家庭会议了。

　　三

　　邓小平的思虑并没有错。

　　中国的政治局势，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正依照自己的惯性，不可避免地朝那个方向滑去。一系列严重的情况都在向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的案头聚集，或清晰，或模糊，但都很说明问题。

　　江青一再纠缠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求把主席的全部文件转交给自己，说自己是遗孀，理应得到这些文件；然后又去纠缠纪登奎，要查看保存在毛家湾林彪住所的相关材料。这些政治动作，显然是想控制或修改毛泽东的文件，以便为自己更上台阶“加封”。不久，江青又赶往清华大学，激动地鼓励年轻学生“战斗到底”。而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这位时任总政宣传部的副部长，悄悄赶往某坦克师活动。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也是动作频频，先是为自己拍“标准像 ”，然后又擅自在中南海设了一个“值班室 ”，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地，说凡是重大问题，都要向这个值班室请示报告。他还火急火燎地去了一趟上海，特别要求上海民兵“加强训练 ”，做好“拉出去”的准备。张春桥这时候也托人带口信给上海方面，说是“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其时，上海民兵指挥部的实力已经是三十个师、七个独立团、两个高炮营，是一支颇有实力的武装力量。而《光明日报》又杀气腾腾地推出了一篇署名为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叫嚷“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

　　不仅华国锋对这些情况忧心忡忡，住在西山的叶剑英也是终日坐立不安。他在看了《光明日报》十月四号发表的这篇杀气腾腾的文章后，当即就去找了华国锋，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命运的担忧。而在这之前，华国锋也已经委托李先念上了一趟西山，秘密地会见了叶剑英，商量了必须阻止“四人帮”篡权的果断行动。李先念的那一趟西山之行，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略，他假托要去北京植物园赏红叶，继而摆脱了跟随的警卫，悄悄地走进了叶帅的西山住所。

　　在那些天里，叶剑英几乎每个晚上都没有睡好。他回忆起临终前的毛泽东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用眼睛久久地凝望着自己，嘴唇不断地翕动着。他凑近耳朵去听，但是也没能听清一个词汇。他知道毛泽东是有“嘱托卫护江山”的意思的，但是这座以中国千千万万革命志士的鲜血与生命打下来的江山，到底如何卫护，是一道严峻的考题。叶剑英好几次在半夜里披衣下床，盯着桌子上的一排电话机，咬着牙关想，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用鲜血凝成的红色江山，绝对不能落到几个搞极左路线的人手里。

　　叶剑英想，这恐怕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这应该是全党的想法，是全国人民的想法，很可能也是已经与世长辞的毛泽东主席本人的想法。任何一种考虑，都比不上“人民的江山依旧掌握在人民手里”这一点来的重要。解放军是干什么的？解放军就是干这个的。

　　在那些夜晚，叶剑英的手轮流地抓起了电话机，一架又一架。

　　还有华国锋，还有汪东兴，他们都是彻夜不眠。

　　为了中国健康的前途，正直的中国领导人拉满了弓弦。

　　箭在弦上。

　　这关键的一箭是必须射出去的。

　　中南海对于世人而言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有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含义，甚至是最高领袖的含义。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这里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剧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中共中央宣布隔离审查。

　　这个决策作得非常果断，也执行得十分顺利。尤其是拘捕江青的那一幕几乎是波澜不惊。中央警卫团团长、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张耀祠严肃地对住在钓鱼台、已经吃过晚饭的江青说，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而一言不发的江青，当时也变顺从地从腰间解下一串钥匙，还把钥匙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写下“华国锋同志亲启 ”七个字。“四人帮”另外三位成员的落马，就更加没有戏剧性了。他们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就擒的，并没有对“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发生怀疑。只是王洪文有一点挣扎，有一点拳打脚踢，但很快就被制服了。

　　当夜十点整，一辆辆满载军人的汽车风驰电掣驶出中南海。

　　一个身穿中山装、意气风发的老人带着一队军人急匆匆跳下军车，走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在大楼门口，他当场对随行军人下了个死命令：从现在开始，只准进，不准出。接着，他就大步进门，直奔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这位穿中山装的老军人就是耿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这一次没有带枪，出发前华国锋确实也问过他 “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而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手枪不必带了，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他走到邓岗办公室门前迟疑了一下，然后突地推门而入。

　　邓岗大惊失色，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此时，耿飚便将那张至关重要的手令递在了他这位老同学面前，说，老同学，我奉中央命令正式接管广播电台，从现在起，这里听我指挥。

　　接过这份手令，邓岗目瞪口呆。

　　看出邓岗的怀疑，耿飚说，派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

　　邓岗回过神来，赶忙把那手令还给耿飚，苦笑着摇摇头，表示自己一定会服从中央的决定。

　　这时，耿飚爽朗地笑了，他命令邓岗立即把电台的党委成员和各部室负责人全部找来，先开个紧急会议。

　　半杯茶的时间，会议室里面已经坐满了人，耿飚开始传达上级命令，说从现在起，我就和诸位在这间屋子里集体办公了，至少一周时间。你们谁也不许离开，吃饭、喝水，部队的同志都会给大家送来。所有节目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监督。大家各司其职，不能出任何差错，明白吗？

　　一屋子的人都大眼瞪着小眼地互相张望着，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大家都把目光转向邓岗。此时的邓岗倒是显得很平淡，说，没什么好说的，听军代表的吧。

　　耿飚最终决定让邓岗睡床上，自己在邓岗屋里打地铺。但是，对节目变动之后播什么内容，耿飚一时没了主意。他问身后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你们爱听什么歌？

　　其中一位战士笑着回答，老房东查铺。

　　耿飚说，那就放这一首吧。

　　就这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变动后第一个内容就是循环播放歌曲《老房东查铺》。耿飚后来又说，还是再多播播那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吧，多放它几遍，这样的时刻就应该多放几遍这样的歌。

　　接到深夜开会的通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心头一动，他想，事情应该是成了，叶帅与汪东兴的计划应该是很周密的。走了几步，他眉头又一皱：时局微妙，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么想着，一颗心就咚咚咚跳得厉害起来。

　　李先念夫人林佳楣见丈夫从里屋走出，赶紧就拿着帽子追出来说，玉泉山那边风大，带上帽子吧。说着，她就为李先念戴上帽子，又扶扶正。

　　林佳楣看丈夫的脸色一直很沉重，心里也是一紧，但她不敢多问，只是嘱咐李先念万事小心。

　　李先念知道妻子心中的担忧，笑了一笑，又拍了拍妻子的肩膀，让妻子宽心。临出门时，李先念似乎想到了什么，回转身摘下手表放到林佳楣的手上，平淡地说，万一回不来的话，就作个纪念吧。

　　不等夫人说话，李先念大步走出门外。

　　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林佳楣拿着手表，双手一直颤抖。

　　这年头，在中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这确实是关乎中国命运的重大时刻。

　　一个重要的会议即将在玉泉山叶剑英住所的会议室召开。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陆续走进会议室，这些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锡联、纪登奎、吴德、苏振华、陈永贵，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倪志福。

　　大家按照习惯排列座次，围坐在会议桌前。

　　没有一个人说话。每个人都表情严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即将有大事发生。

　　几名小战士进来为与会者的水杯倒水。陈永贵和吴桂贤像往常一样站起来致谢。陈永贵看见坐在对面的陈锡联抽烟，也从口袋里掏出烟斗来，一口浓烟喷出，坐在他身边的吴桂贤被呛得咳嗽了好几声。

　　钟声报时划破沉寂，二十三点整。一扇房门推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大步走了进来。

　　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他，好像希望能从他的脸上看出些什么。汪东兴向大家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接着又去开另一扇门。

　　脚步声由远而近，继而传来广东普通话“请”和山西普通话“请”，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和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手拉着手神采奕奕地走进了会议室，这个特殊的举动让屋里的人不由自主地都站了起来。叶剑英并未说话，而是面目慈祥地向华国锋点了点头。

　　华国锋心领神会，显得激动并有些紧张地大声说，同志们，在开会之前，我宣布一件事。今天，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现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四人帮”已经全部被扣起来接受审查了。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神情有的吃惊，有的惊恐，有的欢喜。约半分钟后，李先念兴奋地带头鼓掌说，我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开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华国锋清了清嗓子，继续说，同志们，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他在病重的时候就说过，“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主席逝世后，如果不是他们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我们也不想现在就解决。但是他们太猖狂了，公然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据可靠情报，他们准备在十月十号搞政变。上海不仅给民兵发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我和叶帅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所以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这场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灾难、大分裂、大流血、大倒退。

　　会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时的叶剑英终于坐不住了，他用力地挥手说，今天我们应该高兴。我们做了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主席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说，我死后，江青可能会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所以我要说，这次粉碎“四人帮 ”，首先要归功于毛主席。“四人帮”被粉碎了，但他们的势力还在。为稳定局势，这件事现在还不能公开，要严格保密，层层传达。今后怎么办，更需要周密谋划。当务之急是要稳住上海。

　　李先念站起来说，国锋同志、叶帅、东兴同志，你们为党、为国家、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比天还大的大好事。从现在开始，政治局里没有障碍了。有什么事情，咱们一件一件地议，今晚我们通夜办公。

　　掌声响彻玉泉山，遍山的红叶簌簌打颤。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十一时至次日凌晨六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整整开了七个小时的会。会议一致拥护粉碎“四人帮”的重大决策，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从这一天起，历经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这是中国的一个崭新的黎明，可以把一山的红叶看成满天的红霞。

　　四

　　直接关系到中国命运的这一天的紧张与激烈，邓小平当时一无所知，尽管他对时事的动荡早有预料。

　　然而，对宽街的邓家而言，这一夜也过得很不平静。

　　这一夜，邓小平提议的家庭会议开了很久，气氛一直保持着紧张和严肃。

　　这一夜，全家人都聚在邓朴方的房间里。邓小平在家庭会议一开始就这样对大家说，把大家喊来，是要商量一下今后的事情。毛主席去世快一个月了，群龙无首，一定要出大事，这是规律。我判断，就在这几天，可能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中央内部会发生大的变局，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叫大家来就是说这个事，要作好出坏事的打算。

　　小儿子质方接过话说，我们已经这样了，还能坏到哪里去？我大不了再回农村插队吧。卓琳狠狠地拍了拍小儿子，示意他不要插嘴。邓小平说，质方能有回农村吃苦的思想准备，很好。不过，事情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毛主席生前曾对我说过，党内有个“四人帮 ”。他们可是把我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啊。我一生中已经被打倒过三次了，事不过三，如果 “四人帮”上了台，对我来说，那就是掉脑壳的事啦。大家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话一出口，屋子里一下子就安静了。邓小平那三个女儿的眼中，不约而同地浮起了泪花。

　　邓小平的情绪此时也有些激动，他说，去年这个时候刚刚开始“批邓”，主席要我牵头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思考再三，拒绝了。当时我借用主席的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让我主持做这个决议，不合适。那个时候，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了。“文化大革命”折腾了十年，刘少奇、贺龙、陶铸、彭德怀都被折腾死了，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穷，这样的“革命”有什么进步意义？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怎么能为了个人得失而放弃原则呢。就像周总理说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邓小平说到这里，越发激动，坐在一旁的卓琳赶忙端来一杯茶递给他。邓小平喝了一口水，望着卓琳说，卓琳啊，如果今天晚上把我带走，你千万不要再跟着去了。我不在，你是主心骨，要把朴方和老祖照顾好。还有你们几个孩子，要做好搬出去过苦日子的准备。

　　邓小平所说的那位“老祖”就是他的继母夏伯根。近三十年来，夏伯根就一直与邓家厮守在一起，功不沾，穷不嫌，任劳任怨地照顾着邓家一家子。全家人都称她为“老祖”。

　　老祖也是这次家庭会议的参加者，听邓小平这么说，早已靠着门框子泣不成声了。

　　卓琳把自己的手绢递给老祖，慢慢站起来，看着邓小平说，老兄，你就放心吧。你说的这个事，我们早就想好了。我从一九三九年跟上你，是福是祸也过了几十年了。“文化大革命”瞎折腾，多少人家被拆散了，可我们一天也没有分开过。世态炎凉，孩子们也都经受住了磨砺，没有一个和我们闹生分的。跟着你，我们心里踏实，再苦再难的日子也扛得住。你不用为我们担心，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

　　卓琳，深知自己在这个家庭里的作用。结婚三十多年，她跟着邓小平似乎就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一直在危险担忧与艰苦里打转转。现在，邓小平当着全家人说出这样的话，她就完全明白了邓小平心里的盘算。作为妻子，她想，在这个当口，她应该斩钉截铁地表明这个态度。

　　二女儿邓楠愤然起身，大声说，爸爸，我们不怕“四人帮”，我们要团结在一起跟他们斗！

　　此时，全家大小都激动了，七嘴八舌嚷嚷开来，说的词汇都是团结、坚决、斗争、大无畏、豁出去了。

　　看到一家人如此团结，邓小平感到了欣慰，但是从内心来说，他还是相信，党内如果发生大事，多半也可能是好事儿，这并不是为了宽自己的心，只是心底里有这么一种感觉。中国共产党的这艘航船，几十年风风雨雨总归是不会半途抛锚的。

　　家庭会议结束之后，邓小平点燃一支香烟，缓缓地走到院子里。他的目光随着一缕升起的轻烟缓缓地投向了天空，星星密密麻麻，似乎叽叽喳喳地发出了挤成一团的声音。这些星星又像是密密麻麻的脚印，脚印踩在一片望不到边的泥泞里。那些泥泞似乎是属于黄泛区的，那应该是一九四七年的夏天吧，那是大别山。

　　是的，那就是大别山。

　　在一望无际的黄泛区里，衣衫褴褛的解放军战士冒着疾风暴雨艰难前进。由于国民党的飞机狂轰滥炸，行进的队伍经常血肉横飞。这时候的他手拄着棍子，与刘伯承一起，双脚踩着没过裤脚的烂泥，走一脚拔一脚地带领着大军跋涉。

　　他仿佛看见自己的左边，四个战士抬着重武器行军，脚陷在烂泥里拔不出来；而自己的右边，一个老兵背着一口行军锅倒在泥水中。他赶紧跑上去几步，扶起老兵。而刘伯承则回转身，大声命令部队扔掉一切辎重，抛弃坛坛罐罐，轻装前进。刘伯承挥着手大声喊，同志们啊，要不顾一切向前冲！

　　烂泥地中，数以万计的战士扔掉包袱，嗷嗷叫着向前冲去。狂奔的队伍中，不时有人

　　中弹倒下，鲜血与黄色的泥泞搅和在一起。整支部队杀声震天，一往无前，这是一支永不屈服、永不溃散、永远一往无前的部队。他，邓小平，就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员。邓小平双目紧闭，沉浸在往事之中。他似乎觉

　　得，今天的共产党又到了那个决战决胜的时刻，唯一不同的是，自己已经不能再像从前一

　　样冲锋陷阵了。想到这里，邓小平感到一阵痛心。他站住了，似乎感到夜空中有一颗流星划过，又似乎感到自己被这颗流星砸中。他仔

　　细睁眼看着夜空，又似乎什么流星都没有。所有的星星依旧紧密地拥挤着，似乎在叽叽喳

　　喳地叫着，仿佛是一群小鸡在轻声地呼唤黎明。邓小平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中国是会有明天的，他想。睡觉去，他一挥手，对自己说。这一夜，他仍旧睡得很踏实。

　　开了一夜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丝毫没有疲惫的感觉，个个精神饱满地走出叶剑英

　　的住所，黎明的风是这样的清新。门外，几十辆红旗牌轿车鱼贯而至，等待着各自的主人上车。叶剑英送华国锋，顺级而下，汪东兴紧随其后。停步后，叶剑英看着华国锋，突然，

　　缓缓地抬起右手，行了个军礼。叶剑英的这个举动令华国锋始料未及，华国锋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叶剑英神情严肃地看着华国锋，十分郑重地说，华主席，现在形势复杂，我们每一步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国家安全，我正式建议请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现在这个局面需要他的经验和智慧，请中央批准。

　　华国锋一时没有作答。

　　其实，华国锋心中早已猜到叶剑英会重新提出邓小平的问题，只是没想到叶剑英会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提到这个话题。这个问题当然有些复杂，此时他看了一眼身后的汪东兴，汪东兴的脸上木无表情。

　　华国锋面呈难色，带着几分愧疚的神情说，叶帅，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这件事情影响太大。现在就让他出来工作，不是授人以柄吗？我看，还是从长计议，慢慢来吧。

　　叶剑英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他了解华国锋，了解华国锋现在的难处。华国锋肩上，目前确实承担了太多。

　　送走客人，回到自己屋内，叶剑英久久地注视着桌上摆着的一张他与周恩来、邓小平的合影，一时有些发愣。

　　他想起了周恩来的那张昏迷中的面容。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元旦。

　　那一刻，叶剑英坐在周总理的病床前，忧思重重。自从总理昏迷以来，他一直守候在总理身边，久久不愿离去。值班的医生实在看不下去了，请求他离去，说叶帅，您也要保重自己的身体。他无可奈何地站起来，准备离去。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那个声音就在身后，是如此的熟悉。

　　他连忙转过身，一个跨步就走到周总理身边，俯下脸去。

　　周总理艰难地睁开了眼睛，轻声呼唤，叶帅、叶帅。

　　他于是激动地俯在周总理面前，紧紧地握着总理那双冰凉的手，轻声说，总理，我是叶剑英，您有什么嘱咐？

　　虚弱的总理这时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吃力地用手指着床头柜。叶剑英顺眼看去，床头柜上只有几个大苹果。他不知所措地拿起一个苹果递给总理说，总理，您要吃苹果？

　　总理吃力地把苹果放到叶剑英的手上，嘴唇翕动，断断续续地说着什么。他没有听清，于是就把自己的耳朵尽可能地俯在总理的嘴边，便隐约听见总理在说，保护好小平。

　　这半句话，他听得十分清晰。而总理说完这半句话，便又昏睡了过去。他记得自己手里一直拿着这个苹果，在昏迷的总理床前坐了很长时间，然后才眼含热泪地俯到总理的耳边，连续说了三遍：我一定尽力而为。

　　想到这里，叶剑英抬起脸，突然大声地对站在门边的秘书说，给我接王胡子的电话，我要和他本人通话。

　　六

　　对于居住于四合院的夏家与田家而言，新时代却并没有露出应有的曙光。这两家头上的天空还是很低，甚至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应该说，夏建国和田源的成功逃亡是幸运的，但对他们的父亲夏默与田志远来说，却是无奈而悲伤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个中型四合院的前院住的是夏默一家，后院住着田志远一家。“文化大革命”中，田志远和夏默都被打倒，院子成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车队的办公室。一九七五年田志远被恢复了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前院归还田、夏两家，分别住东、西厢房，后院则一直被车队占着。田志远嫌吵，想了个主意，让一直没有住房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车队队长、老工人任大力一家搬进后院暂住。这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格局，工人、干部、专家共居一院。任大力是老实本分的工人，只住后院的两间屋子，其他的上锁闲着。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派出所陈所长和民警小唐来到了这座四合院门口。陈所长将自行车停在门口，让小唐在大门边的抱鼓石旁等着，自己推开院门，绕过影壁，站在前院的院子正中，敞开喉咙先朝东厢房喊，又朝西厢房喊，将两家的主人田志远与夏默叫出来。

　　片刻，东厢房的田志远、西厢房的夏默及妻子高兰都出来了，他们对陈所长格外地客气，又是拿凳子，又是端茶递水，但心里却是咚咚打鼓，不知今日进门的是喜鹊还是乌鸦。

　　陈所长也不坐凳子，也不喝茶水，只是斜靠着院子正中那座已经凌乱不堪的太湖石假山，故意对着门口大喊，你们听着，我是奉命行事。你们家的孩子夏建国和田源因为参加“四五天安门事件”上了清查名单。前几天，又有人举报他俩在西单贴反革命大字报，虽然没有证实，但上面来了通知，要对他们实行监控、审查。请二位协助一下，让他们跟我去派出所吧。

　　田志远看着外面的小唐，大声喊，陈所长啊，我还正想请所长同志帮我好好管管我们家田源呢。这个浑小子，不在兵团待着，跑回来尽给我惹事，还老不沾家，你看看，都好几天没见人影了。

　　高兰赶紧接话说，我们家建国也不知跑哪儿去了。陈所长，我们正想请您帮忙找找呢。

　　陈所长苦笑说，二位，你们尽可以糊弄我小陈，但也得让我能交差呀。陈所长说到这里，又压低声音说，得让他们赶紧离开北京，再闹出事来，谁也罩不住。田志远马上小声回应说，我们知道所长同志的苦心，放心吧，不给所长同志添麻烦，两小子昨晚就走了。

　　陈所长听到这里，舒了一口气，故意大声喊，我算是通知到了，今天不去报到，明儿市局来提人可就不是我的事啦。小唐，我们走。

　　说完，陈所长迈开大步出门，骑上自行车就和小唐离开了。

　　送走了陈所长，田志远赶忙关上院门，连叹好几口气。这两天他确实是一直在惦挂着儿子，他去广州干什么呢？任燕带回来的消息一直使他苦思不安。倒是夏默对自己的儿子很有信心，他坚信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使下一代年轻人经历了一种难得的锻炼，避走北京几天不算是什么事，能熬过来。

　　就在两家大人对自己儿子的处境担忧之时，院子大门突然被推开了，田志远的前妻曹慧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

　　曹慧大声嚷嚷，知不知道啊，儿子上清查名单了？

　　田志远和曹慧是对出了名的冤家，一个曾是“二野”的秀才，一个是“二野”宣传队的笔杆子，两人的婚姻既传奇又磨难。“文革”中，田志远受迫害，进了秦城监狱，而曹慧一直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这就必然使得坚持革命原则的曹慧果断地提出了离婚。一九七五年，田志远复出，开始的职务是国务院 “生产办”的二把手，一九七六年再次被打倒，赋闲在家。也许是儿子田源努力“撮合”的原因，这一次曹慧并没有对前夫的“错误”严厉斥责，反倒是安慰了好几句。这也让田志远产生了“复婚”的愿望，毕竟前妻这么多年来也没有再嫁的迹象，一直窝在《红旗》杂志社的单身宿舍里。

　　曹慧对儿子田源的担心倒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儿子的每一次“出事”，都使得这位《红旗》杂志社的编委痛心疾首。在这一点上，曹慧觉得自己无法原谅田志远，儿子立场的危险程度与田志远肯定有关。这一次，一听说儿子又闯祸了，她便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田志远笑着扶住前妻抖颤的肩小声说，你嚷嚷什么呀，等你来报信，黄花菜都凉了。

　　高兰冲着曹慧的耳朵皮轻声说，放心吧，前两天走的，是燕子和小妹送的，不会出事。

　　曹慧得知儿子去了广州，心里也有点诧异，说，小源去广州干什么？难道这小子要偷渡去香港？他可早就动过这个念头了。我可把话摆前头了，这小子要是叛逃，我跟他断绝母子关系，老田你也跑不了干系，你肯定是幕后策划者。

　　田志远听得前妻这么说，心里也犯了嘀咕，急忙问曹慧，儿子以前私下里是不是说过想去香港的话？在得到证实后，他心里的鼓点就更猛烈了。“逃港 ”，那可是一条危险的路，弄不好是要赔上小命的。

　　面对前妻的咄咄逼人，田志远的心里突然窝火起来，连声说，曹慧你别嚷嚷了，我是什么幕后策划者啊，儿子到了这个地步，难道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你不也是他的亲妈吗？

　　两个人之间又出现了以往斗嘴的场景，急得夏默夫妇赶紧劝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吵吵？老曹，我看你们俩化干戈为玉帛，赶紧复婚吧。往后国家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呢，老田这一个人日子过得也太苦了。

　　曹慧却对复婚的事情提不起兴趣，说现在谁还有心思办复婚的事。告诉你们，中央的斗争非常激烈，弄不好就要出大事。老田，江青可是记恨着你呢，你的骨头可要收收紧啊。这话是警告，但明显地也夹杂着几分关心。

　　曹慧了解江青，以她的判断，毛泽东过世了，江青肯定是要上台的，只要江青上了台，

　　很可能谁都没好日子过。她今天上午刚得到通知，从当日起，杂志社的党委成员开始集体办公。根据多年的政治经验，她觉得，凡上面有这样的规定，国家必出大事。

　　临走前，曹慧从包里拿出一件毛衣递给田志远说，天快冷了，记着加衣裳。她惦记着儿子，同时也牵挂着前夫，这一点其实田志远心里也明白。田志远收下毛衣，点点头，没有任何回话，只是将她一直送出了胡同口。外面风很大，已经干裂的 “继续批邓”的大字标语与街树的叶子一起在风中簌簌作响。

　　七

　　就如同在北京的上空一样，电台播出的《老房东查铺》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也反反复复地飘荡在广袤而萧条的江淮农村上空。但是，这些歌声与略凉的秋风一样，并没有给贫瘠的乡村大地带来什么变化，该挨饿的还是挨饿，该逃荒的还是逃荒。

　　安徽凤阳的小岗村也是这样，这些天已经陆陆续续走了半个村的人了，公社干部要拦也拦不住。农民宋学友和严德旺两家，也选择这一天扶老携幼外出逃荒。宋家二妞一出村口，就敲起花鼓，边走边唱：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宋学友一听二妞这么唱，心里不免有些焦躁，吼说，二妞，别唱了，要把干部招来就走不掉了，你以为出了村就没人拦你了？谁知刚说完这话，夏建红就气喘吁吁地追出了村口，一双破球鞋一路卷着沙尘。夏建红大声问，宋大爷，不是说好今年不出去要饭的吗，怎么又偷偷摸摸地出去了？

　　夏建红是北京下乡女知青，现在是公社的妇女主任，一个说话办事很利索的姑娘，谁都知道她的厉害。她一直在小岗生产队住着，平时对谁都客气，但是今天一听她的说话腔调，就知道她心里的不满意了。

　　宋学友心里发虚，一直瞪着自己的女儿二妞，埋怨就是二妞的歌声招来了公社妇女主任，然后转脸对夏建红讨好地说，闺女，我们知道你是好心，可是我们又有啥法子？前天算下账来，一个劳动日才一毛七分钱，一家六口分五百斤粮食，倒欠生产队二十九块钱。这日子怎么过？现在农闲时不出去要饭，明年春天春耕时吃啥？

　　夏建红耐下心，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这几位准备暂时逃离家园的乡亲。原来夏建红来这个生产队蹲点包队，就是公社派来的，目的就是帮助乡亲们解决缺粮的困难。这两天夏建红已经把村子里家家户户的缺粮情况紧急报给县里了，她坚信国家的救济粮很快就会发下来，所以乡亲们千万不要急着往外跑，应该就地度过粮荒。一想到“凤阳讨饭大军”每年秋冬季节在全国丢人现眼，给社会主义社会抹黑，夏建红心里就发毛。所以这次下来之前，她已经拍着胸脯向公社领导保证，要全力以赴减少外出逃荒的户数。

　　宋学友一时不知该怎么跟夏建红解释逃荒的理由，用手指头捏着脸上皱纹里的泥土，嗫嗫嚅嚅。站在一旁的严德旺就小心翼翼地开口了，他说夏主任呀，咱是农民，是种粮食的，这年年不给国家交粮食，反而要吃国家的返销粮，我们没脸呀，你就让我们自己解决吧。夏建红立刻反驳说，我们的困难要靠自己的劳动来解决，不能靠出去要饭呀，你们这样影响多不好啊。宋学友忍不住了，说，不逼到这个份儿上谁愿意出去要饭丢人现眼啊？闺女，这事儿你管不了，别让我们犯难了。你看我们把介绍信都开出来了，盖着小岗大队的公章呢。我们呀，今年不去南方了，我们到北京唱花鼓去。

　　听到“介绍信”这三个字，夏建红有点哭笑不得，她知道这一带村子的农民出去逃荒，大多都带着由生产大队开出的介绍信，但她一直没有见过。于是她说，我看看介绍信。

　　只见介绍信上面写着：我大队农民宋学友一家因经济困难，外出求援，请予以帮助。特此证明。小岗生产大队。

　　夏建红便问，这是谁给开的？

　　金锁给开的，也是他昨晚一家一户亲自送来的。

　　刘金锁给开的？他人呢？

　　他昨晚就走了，说是往南边去了，看那样子好像不打算回来了。

　　听到这里，夏建红目瞪口呆，一下子瘫坐在大槐树下。刘金锁怎么也会走？他是带头人啊。两天前她见到刘金锁的时候，刘金锁还没有表达过要出去的意思。而如果刘金锁真的走了，他那位生病的母亲怎么办？一个人能撑得住吗？毕竟刘金锁的母亲也是自己的奶娘啊，当初刘妈妈就是在夏家做的保姆，非但是保姆，甚至还做了夏建红的奶娘。当时夏建红的妈妈高兰缺乏奶水，要不是这位刘妈妈又奶刘金锁又奶夏建红，这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这也是一份天大的恩情啊。自从夏建红插队落户到了刘妈妈所在的公社，也是三天两头去看望刘妈妈的，而这位刘妈妈的亲生儿子怎么可以扔下自己生病的老母亲一走了之呢？

　　见公社妇女主任呆在那儿失魂落魄的样子，两家逃荒的农民互相使个眼色，赶紧就拔腿走了。

　　夏建红怀着满腹的焦虑，冲过村头石桥，赶紧奔往刘金锁家。刘家是一个家徒四壁的茅草屋。一进屋子，夏建红就听见自己的奶娘发出一连串的咳嗽声。刘母病恹恹地走出灶房，见到夏建红就咧嘴笑，说闺女啊，金锁走以前留给你一封信啊，他说他没脸见你。夏建红接过信。信上是这样写的：建红，请原谅我不辞而别。辛苦一年，只给社员们分到半年的口粮，还害得家家欠账。我没脸再见你和乡亲们。我实在想不明白，解放二十多年了，怎么家家户户连饭都吃不饱？不是我们的地不好，也不是我们的人不好，照这么“农业学大寨”学下去，越学越打不出粮食，越学越饿。一个国家的农业，不应该这样搞，我也说不上什么道道来，我总觉得是国家的政策出了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几十年都无力改变这个政策，我已经绝望了，我想到与我们很不一样的地方去看看，那个地方就是香港。我有好几个回乡的同学，听说都游过界河跑到香港去了。听说游过去也不是特别难，水面不宽，只要不给这边的警察和对方的水警抓住，跑进香港市区就能拿到临时身份证，就算那儿的居民了。我也想试试。我如果站稳了脚跟，就会想办法把我的妈妈也接来香港，给她好好治病，她那病再在农村耗下去是没有指望治好的。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乡亲们，作为生产队长，我以前发过誓要带领大家好好生产，让日子一年比一年过得好，可是我食言了，看着乡亲们一户一户地出去讨饭，我心里都在流血。我还有一个对不起的，就是你建红。我知道你关心我，政治上关心，方方面面都关心，但是我却不辞而别，因为我怕你拉住我，批评我，教育我，改造我。我没有办法，才留下这封信。建红妹妹，你就骂我吧，往死里骂，我是个不争气的货。你骂完以后，气出过以后，也就赶快回北京吧，别在公社里做妇女主任了。整个小岗村和整个梨园公社，都是没有出路的，快回你的北京吧。

　　夏建红看完信，愣了半天，然后把信拍在桌上狠狠地说，刘金锁，你这个逃兵，你难道就不想想香港是个资本主义世界吗？你这是叛国，你在边境线上是要挨枪子儿的，你太危险了，我非得把你抓回来不可。刘母赶紧说，我不碍事，我的病不算啥，我还有点儿口粮，灶房里还有大半袋红薯。闺女你别着急，别恨金锁，他也是没有法子，他要去寻一条活路也没有错。建红，奶娘也劝你回北京吧，别窝在这苦地方受罪受累了。

　　夏建红抱住奶娘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嘟嘟囔囔地说，我还是要把金锁追回来，他好歹也是个革命青年，他不能背叛我们的国家，他这是立场出大问题了，他犯大糊涂了，他不应该这样的。我不把他追回来也对不起奶娘您啊。

　　八

　　在中国的年轻一代普遍对政治前途感到渺茫的时候，肆虐中国的“四人帮”已经覆灭的消息，却如一缕挤过厚厚云层的阳光，逐渐地显露出自己的光亮。

　　好消息是怎么捂也捂不紧的。

　　贺平的自行车就这么一路咔嚓咔嚓地响。在骑车人贺平的耳朵里，这种咔嚓咔嚓的声音简直是一支乐队的伴奏。

　　贺平是邓小平三女儿邓榕的丈夫，此时他心里像有一颗炸弹要爆炸一样。确切地说，这不是炸弹，说是信号弹或者礼花弹更加妥帖。

　　自行车连续地转了几个弯，贺平听见街道上那个广播匣子依旧在反复地播放那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当然已经明白，祖国大地上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地响着这样铿锵有力的旋律。

　　邓小平此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小女婿即将带回来一个什么样的消息，他正坐在桌边摆着扑克牌，一边摆牌一边听着收音机里响着的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歌听得多了，他也觉得有点蹊跷，是不是自己的推断已经变成现实了？想到这里，他的扑克牌越摆越慢。从战争年代起，邓小平就喜欢上了打扑克牌，而且越打越有兴趣，打牌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而此时，他的精神却放松不下来。

　　他想，一定有什么大事已经发生了。

　　这时，里屋传来大儿子朴方的声音，那声音说，奇怪，从昨晚到现在怎么老在播放这首歌曲，什么意思？

　　卓琳进门，看到邓小平还在摆牌，便说，老兄，休息一会吧，别太累了。

　　邓小平抬脸，还没有回话，便见小女儿邓榕进门了。邓榕语气中既有几分抱怨又有几分愤怒，说，爸爸，有新情况，前院值班的通知，要我们最好不要外出，一定要出去的话需经过批准。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把我们都软禁了吗？

　　邓小平看着自己的妻子又看着自己的小女儿，神色平静，淡淡地说了一句：那就不要出门，平心静气，以静待变。

　　同时，他翻开了手中的一张牌。一缕阳光从窗外照了进来，照在牌上。这是一张黑桃Q。邓小平急速地把一张红桃 K往上面一放，说，开了！

　　贺平就是这时候举着一瓶茅台酒气喘吁吁地跳进屋来的，他压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小声说，重大新闻、重大新闻！

　　卓琳眉头一皱说，这孩子怎么毛毛躁躁的，这是怎么啦，满头大汗的。

　　贺平把茅台酒递给邓小平说，老爷子，这是我爸给您的，他说今天您要一醉方休！

　　邓小平平静地说，有啥子好消息，快说嘛。

　　贺平看看四周，又看看邓榕，说找个僻静的地方说吧，这是最高机密。

　　邓小平忽然敏感到什么，马上挥挥手，站起来把迅速聚拢的一大家子人都领进了那个不大的卫生间。大家都很惊讶，邓小平举举手，示意大家安静，他自己则坐在抽水马桶盖上，手里拿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

　　为了遮掩说话的声音，卓琳打开了水龙头。卓琳生怕那些不该听到说话的人听见卫生间里即将开始的一些话，也包括不该听到这些话的那种有可能存在的装置。邓小平看见妻子这个动作，默默地点了点头。

　　紧张的空气里响着哗哗的流水声。

　　这一刻，全家人都紧张得不行，只有邓小平的神情十分平静。邓小平从耳边响了几十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敏感到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他知道自己的女婿即将说的话肯定与这个命运有关。

　　贺平定了定神，认真地说，老爷子，今天一早，王震叔叔给我爸爸打了个电话，我爸爸接完电话，就满脸笑开了花。他跑到我屋里揪着我的耳朵说，臭小子快起来，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立即跑步去见毛毛的爸爸，把这瓶茅台酒交给他，让他一醉方休。

　　这时，贺平卖了个关子，故意停顿了一下说，老爷子，您猜，我爸爸让我完成一项什么重要任务？

　　邓榕戳了一下丈夫的脑袋，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说你呀你，都什么时候了。

　　于是贺平表情激动地挤到邓小平身边说，这是叶帅亲自打电话交给王震叔叔的重要任务，王震叔叔知道我们两家的关系，就打电话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爸，我爸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卓琳着急了，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啰唆，快拣重要的说。

　　贺平严肃起来，正正经经地对大家轻声说，昨天晚上，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个人全抓起来了。叶帅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是执行毛主席的遗志，他要王震叔叔想一个稳妥的办法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您。

　　邓小平尽管心里早有发生大事的准备，但一时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下子站了起来，声音有些发抖地说，贺平，你再说一遍。

　　邓榕激动地抱着父亲的脖子，凑近他耳边说，老爷子，贺平是说，中央昨天把江青他们抓起来了。“四人帮”被粉碎了！

　　小小的卫生间顿时沸腾了，孩子们都兴奋地跳了起来，卓琳的眼眶里充盈着泪水。

　　邓小平也激动了，右手在口袋里不断地摸索着。卓琳知道他在找火柴，便替他从口袋里拿出火柴，准备给他点烟。邓小平自己接过火柴盒，信步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邓小平走了几步，又走了几步，手不再微微发抖。于是他取出一根火柴棒平静地划了一下，凑到嘴边点着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在沙发上坐下。

　　他望着空中，一字一顿地说了一句话：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这是他在全家欢乐的气氛中所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但是这句话的准确性却是实实在在的，要是“四人帮”真的上台全面执政，死命把中国往“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条道路上推，邓小平最后的命运很可能就如刘少奇一样，那是无法想象的一幕。

　　当代中国的这个命运拐点，真是千钧一发、命悬一线，一想起就让人惊心动魄。

　　当然，对邓小平晚年的命运而言，事情还远远不止于“安度晚年”，而这点是邓小平本人当时也完全没有想到的。

　　九

　　邓小平决定写一封信。已经进入三秋的北京，迎来了一年之中难得的雨季。细蒙蒙的雨丝散落在地上，带走了这一年残存的燥热，给人们带来了明显的凉爽。

　　这些天，邓小平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专心地写这封信。卓琳熟悉邓小平的习惯，除了照顾他的饮食外，尽量不去打扰丈夫。她知道她那位“老兄”的这封信，是写给华主席与党中央的，非同小可。

　　那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华主席、党中央：最近这场反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九

　　那天，邓小平写到这里的时候，心情有些激动，便站了起来，点燃一根烟，在屋里来回踱步。

　　他想到了很多，甚至想到了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投身革命的所有不平凡的年月。他想到了巴黎，想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想到了自己隐蔽在上海租界里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那些“步步惊心”的岁月，也想到了百色，想到了风雪弥漫的大别山，想到了进入北平以后的辛劳，想到了自己在“文革”中被打倒但又顽强站起来的那些日子，想到了那条位于江西南昌附近的崎岖的“邓小平小道”，也想到了协助周总理“整顿”国家山河的那些艰难的日子。

　　他想，我还没有到老态龙钟的地步，我还能为我的党、我的国家、我的人民做些什么。

　　在这封信的末尾，他写上了这么一行字：

　　我要高呼：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他知道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欢呼，他要为人民做事，他认为自己还具有这样的能力和目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确实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这些想法，他这几天都没有跟卓琳清晰地谈起过，跟孩子们一起围桌吃饭的时候也未有丝毫提及，但是全家似乎都知道这位老爷子想做什么。当“老爷子”把自己安静地关进书房的时候，大家的脚步似乎都明显地放轻了。

　　这封信，邓小平是请驻守在前院的“中办”秘书局副局长刘鑫转交的。他与刘鑫握手，郑重地递上信，嘱托刘鑫把这封信直接送交给汪东兴，并由汪东兴转交给华国锋。

　　刘鑫表情严肃，双手接过信，敬礼后随即转身离去。看着刘鑫的背影，邓小平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但就在这个时候，回到家的小儿子质方，忽然向父亲叙说了一个令人忧虑的消息。质方俯在父亲耳边说，老爷子，现在上面的精神是要集中批“四人帮”，但还要连带“批邓”；对“四五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而且，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能批评。

　　邓小平听小儿子讲完，久久没有吭声，脸上也是波澜不惊。他心里想，肯定是这样的，目前也许只能这样，华国锋有难处。

　　但是，他又想，所有的难处，都是可以慢慢化解的。只是，他没有把这个信念告诉此刻站在他面前的神色不安的儿子。

　　十

　　响在全国喇叭里的声音，还是这样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是“继承遗志”，另一个是“继续批邓 ”。夏建红走了好几个小时，才来到临淮关火车站，火车站里的大喇叭也主要是播放这两个声音，捎带着播放火车的进出站时间。

　　大喇叭里播放的所有声音，夏建红几乎一句都没有听见，她只是在车站内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踮脚眺望。她此行的目的很简单：找到不辞而别的刘金锁，带他回村。

　　凤阳县位于安徽省东北部，古有帝王之乡、明皇故里之名，但那几年却是穷死了。凤阳本来就穷，不穷也不会出那位造反的皇帝朱元璋。但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确实穷死了人，因饥荒而死的农民不在少数，操起花鼓拖家带口纷纷逃向外省要饭，似乎成了这一带百姓唯一的生路。而临淮关火车站也由此变成了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必经之路。

　　可是偌大的县城，想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夏建红茫然四顾，看见火车站内外到处是携老扶幼外出逃荒的农民，那些挂满了灰尘与皱纹的脸上都传达出一种共同的表情：沮丧与不安。每个人都拖着疲惫的身子望着列车出发的时间，就像望眼欲穿的思妇在盼望着丈夫的归来。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那个熟悉的身影始终没有在嘈杂的人群中出现。

　　忽然，夏建红觉得背后有人拍了一下自己的肩膀，不由得惊喜万分，一面转头，一面脱口而出叫出了刘金锁的名字，但没想到眼前站着的，却是自己久未见面的哥哥夏建国。

　　看到了亲人，夏建红一天的委屈顷刻间全部爆发出来。她一把抱住哥哥的脖子，眼泪稀里哗啦地掉了下来。

　　在凤阳明皇古城墙下的小饭店里，夏建红激动地与来自北京的哥哥聊个不停，而饿极了的夏建国却有点心不在焉，看到窝头一上桌，二话不说抓起窝头就往嘴里塞，还说这红薯面做的窝头很筋道，将来日子好了，没准儿还是个稀罕食品呢。刚说到这里，夏建国觉得自己的后背被人触碰了一下，回脸一看，原来是一个要饭的老妇人正向自己伸出一只干瘪的手。

　　老妇人骨瘦如柴，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两只深邃的眼睛陷了下去，双手微微颤抖着，始终不说话。

　　夏建国见老人可怜，从兜里掏出一毛钱。老妇人始料未及，双手紧紧地握着夏建国刚刚施舍的钱，又是磕头又是作揖的，弄得夏建国很不习惯。正准备感叹呢，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群乞丐竟然蜂拥而上，十几只手一下子伸到了他的眼前。夏建国一时不知所措，连忙去掏口袋，可是口袋已经见底了。夏建红见形势不妙，一把拉住哥哥的手，撩开众人就走。乞丐们围住不放，有的径直来掏夏建国的口袋。兄妹俩奋力突围，好不容易才冲破重重人群。

　　这么大的要钱阵势，夏建国还是第一次经历，真可谓触目惊心。站在昏暗的古城楼下，惊魂未定的夏建国呆呆地望着城楼上“万世根本”四个大字，从心底里发出了一声感叹：老话说走千走万，比不上淮河两岸。可是这才几百年呀，想不到大明朝的龙兴之地就成了这个样子，看来又要揭竿而起了。

　　夏建红说，揭竿而起还算有点血性，那些口口声声要带领乡亲挖掉穷根，一遇到困难就拍屁股走人的叛徒才是最可恨的。

　　夏建国猛然一惊，脸刷的一下就白了，语气中带着几分惊慌与不安问，谁是叛徒，建红，你说谁呀？

　　夏建红也被夏建国的反应吓了一跳，吞吞吐吐地说出“刘金锁”三个字。知道妹妹说的不是自己，夏建国这才松了一口气，语气恢复了平静，说金锁不是刘妈的儿子吗，他跑哪儿去了？

　　说是去广东那边“逃港”，要去体验一下香港的资本主义，夏建红不屑地答道，说完还觉得不过瘾，又补充道，这不是叛逃吗，抓到了是要杀头的，刘妈都急死了。

　　听到“香港”二字，夏建国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了田源的样子，心里嘀咕着，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倒犟到一块儿去了！

　　夏建红看着若有所思的哥哥，一脸的迷茫。

　　此时，夏家两兄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距离安徽上千公里外的一个小集镇，田源和刘金锁这两个性格倔强的年轻人，果真碰到了一起，更奇妙的是，他俩还莫名其妙地成了生死之交。

　　十一

　　“逃港”，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名词？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有将近一百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一“逃港”现象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说起“逃港 ”，还颇有讲究，按方式可分为走路、泅渡、坐船三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一般来说，大家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所以，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是很多“逃港者”必经之处。

　　而离开北京后的田源，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逃往香港。

　　经过多日的奔波，田源终于来到了“逃港”的必经之地 —临近深圳湾的小集镇宝安。

　　宝安小镇破旧脏乱。市场内，有不少身上挂着“偷渡犯”的牌子、被民兵押着扫地的人，这些人好像习以为常了，互相嬉笑打闹着，一旁的民兵也不以为意，各自做着自己的事儿。短短几天，小集市就爆棚了，一下子比平时多了几十倍的人，他们大多是从外地来的年轻人，年纪和田源差不多，看样子都是来“逃港”的。

　　集市外一棵大槐树下，身着一身旧军装的田源从挎包里拿出一只烧鸡和馒头，蹲在地上狼吞虎咽起来。虽然经过多日的奔波，烧鸡已明显发酸、发黏，一撕开，肉丝与肉丝之间能看到明显的黏稠物；而馒头就更惨了，发酸不说，已经咬不动了，需要用力啃。不过，这些丝毫不影响田源吃掉它们的心情，在这样的年代，有吃的就不错了。就这，还是母亲曹慧在一个多礼拜之前，托人弄来悄悄塞给自己的。母亲知道自己爱吃肉，但是这年头能爽爽快快地吃下一块儿肉，是很奢侈的事情。想到这里，田源越吃越香，他完全没有料到自己还没等把这只小小的烧鸡吃完，就把烧鸡的一大半给了一个叫吴怡茹的小姑娘。小姑娘的名字也是他后来才知道的，因为那时候小姑娘根本就不会说话了，饥饿让她晕厥了过去。她晕厥的那个门洞子，就在离田源七八步路远的地方。田源是在咀嚼中不经意地看到这个歪倒在门洞边的姑娘的。那姑娘当时脑袋就耷拉在胸前，两只手还紧紧地抱着一个小提琴盒。

　　田源后来才知道，这个吴怡茹来自广西百色，那也是一个贫困的地方。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姑娘是被迫“插队”到一个极度贫困的小山村的。在那里，她不仅受到饥饿的折磨，还受到不少汉子的调戏。总之，那种地方是不能待了，所以她也下了狠心。一个会拉小提琴、怀有艺术理想的小姑娘决心“逃港”，这是田源所没有想到的。

　　田源扶起这位姑娘，把半只黏糊糊的烧鸡递到她嘴边之后，才慢慢知道了她的身世。

　　最后，田源把仅剩的一个馒头也掰下一半让她吃了。吴怡茹的眼睛亮起来以后，才发现这位好心的大哥自己还是饥肠辘辘的，突然觉得非常惭愧。

　　这时候又来了一个穿着破棉大褂的小伙子，蹲在他们身边，然后递出一个军用水壶给姑娘说，妹子，喝点水吧，别噎着了。

　　姑娘看着这个衣衫褴褛的小伙子，神色有点犹豫。一旁的田源看着这位送水的小伙子，也很纳闷。而这位穿着破棉大褂的小伙子一下子脸红起来，连他自己都觉得送水这个点子烂到极致，可是为了填饱肚子，也豁出去了，于是他直接说出了来意：惭愧，我们不认识，看你是个好心人，想找你讨吃这半个馒头，我实在是太饿了。

　　田源二话不说，就把自己这半个馒头递给了小伙子，同时示意吴怡茹喝那军用水壶里的水。

　　田源问那个一口就吞下半个馒头的小伙子，叫什么？哪儿来的？

　　这个小伙子便是夏建红苦心寻找的刘金锁。刘金锁自从离开凤阳之后，本想逃往香港谋个出路，没想到却被困在了广东省宝安县，一时间陷入绝境。

　　对刘金锁来说，从安徽跑到广州，再跑到宝安，这一路确实艰难。正是能吃能喝的年纪，可是每顿饭只能啃一个高粱面馍，整整吃了小一个月，就是铁打的身子也难以扛住。就这一袋高粱面馍，还是出门前母亲用家里仅剩的高粱做出来的。其实，刚才从田源掏出烧鸡和白花花的大馒头那一刻起，刘金锁就盯上了田源。但是没想到，田源会用大半只烧鸡和半只白馒头救助那位饿晕的姑娘。这种仗义，顿时就让田源的形象在刘金锁的眼里变得十分高大。

　　三人在宝安尘土飞扬的小路口相识，话题马上就集中在如何“逃港”上。田源说自己已经打听过了，这个镇子往西一点就是深圳湾，顺利的话，游上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对岸的元朗，那地儿就是香港了。夜间泅渡，是最有把握的一种方式。但边防军也管得比较严，会开枪，弄得不好要死人，所以刚下水的时候要游得快一点儿。

　　我不会游泳，吴怡茹不好意思地说，我是想晚上趁着人多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去“扑网”。

　　“扑网”二字一出，刘金锁首先就惊了，急忙说，“扑网”？妹子啊，你可要想清楚，那可是九死一生啊！

　　姑娘眼眶红了，说九死一生，也还有一生，总比再回到那山村受侮辱强。

　　姑娘说出的“受侮辱”三个字倒是又一次引动了田源的恻隐之心。姑娘扑簌簌地流着眼泪，哽咽着说自己下这个“逃港”的决心也是不容易的，要真有别的办法，一个女孩子家哪里肯走这条险路。据她说，实在是城里回不去了，没有家了。她父母在批斗大会后的一个礼拜内相继死去，而在乡村，生产队里的那几个汉子几乎夜夜到她的窗口敲窗，有一次还用石头砸门，吓得房东大娘抱着她哭，说孩子你还是走吧。想来想去，自己有个舅舅在香港，听说也是很早就从大陆跑出去的，在那里靠炸油条为生，后来又做面包，挣了钱之后就开了一家食品厂。不管他目前在香港混得好不好，终归是自己的亲舅舅，好歹有个依靠。所以无奈之下，还是决定跑香港投靠舅舅，于是连夜逃离了大山。她哭着说，我也知道香港是资本主义世界，我哪里想背叛社会主义祖国？可是我实在没有活路了呀！即便让我离开山村，回到城里，给我找份工作，可是有“父母畏罪自杀”这顶帽子，有亲舅舅在香港的这顶“海外关系”帽子，我哪里能有什么政治前途啊？即使日后嫁了人，也得影响对方一辈子；即使以后有了孩子，也得影响孩子一辈子，甚至孩子的孩子一辈子。我是没有办法才跑到宝安来的啊。再说，从小我爸爸就盼着我做个音乐工作者，我到了香港之后，舅舅或许还可能帮我实现这音乐梦想。

　　听到这里，田源已经是双眼饱含热泪，使劲忍着才没有让泪珠流下来。他只是用简洁的语言对刘金锁说，咱俩就陪这位小妹去“扑网”吧，就这样定了，别犹豫了，啥也别说了。

　　刘金锁却依然犹豫，他说，我打听过，“扑网”的成功率不高，还是游界河比较有把握。我以前有好几个同学都是从那边的界河过去的。

　　田源厉声说，那你就去游你的河吧，我陪着吴妹子去“扑网”。管啥成功率高不高，往香港跑，本身就是最危险的事儿，咱都是对这个国家绝望了才走这条道的，还有什么怕不怕的？你从农村跑出来，是因为饿；这位妹子，从大山里跑出来，是因为遭人侮辱；我是因为有个“反革命”的帽子，没有什么政治前途了，即使没有这顶帽子，我也只能一辈子待在西双版纳，割我的橡胶了。咱们都是没活路了才铤而走险的，就别说哪条道保险，哪条道危险吧，我看全危险。“扑网”有可能被逮，游水也可能被逮，反正是一样的逮，咱们就随便选一条道走。今天夜里，就陪妹子“扑网”去，没什么好再啰唆的。

　　田源在这一刻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倒一下子叫刘金锁十分佩服。刘金锁于是说，兄弟你这番话说得好，就听你的，咱们就是飞蛾扑火也要去扑。

　　所谓“扑网”的“网”，指的就是广州宝安梧桐山边境的一整排铁丝网。偷渡者需要经过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最终到达香港。广东人将这一行为称为“扑网”，“扑网”的危险性可想而知。

　　确实，爬过两三米高的铁丝网并非易事，高墙般的铁丝网上布满了千万根细针一样的铁丝连接口，别说是吴怡茹这样弱不禁风的女孩，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要爬过铁丝网，也会弄个遍体鳞伤。

　　但是，什么都顾不得了，两个小伙子和一个小姑娘顿然间感到豪情万丈，准备拼死一搏了。

　　这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刻。秋虫也在这个夜晚不断地发出使人惊心的鸣叫。

　　一排高高的铁丝网森严伫立，草丛里匍匐着的几十个青年男女一直带着惶恐的目光静静地等候，等候着最适合行动的那一刻，蚊虫一直在他们耳边飞舞，嗡嗡地发出警告。

　　吴怡茹望着冷硬的铁丝网，心里紧得发毛。她转头看看刘金锁，又看看田源。

　　田源背着琴，紧紧地握着吴怡茹的手，也极力克制着内心的恐惧。他甚至对自己感到奇怪，不管是在西双版纳农垦场的岁月、在天安门广场的洪流中，还是在摆脱追捕的逃亡路上，他都没有过这种特别心悸的感觉。

　　突然，远处的人群中传来一声高呼声，只见一个人爬起来，发疯般地冲向铁丝网，紧接着，原先等待的众人都一起跳起，疯狂地扑向铁丝网，这种阵势想要不惊动边防军队都难。探照灯不断转动，一时人声、犬吠大作，将寂静的夜空划出一道裂痕。

　　身后边防军队的声音已经轰轰地由远及近，“逃港”的人群只顾自己疯狂奔跑。人群甚至互相推搡，摔倒、翻滚，混乱异常，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总是跑到最前头，手脚很快地往铁丝网上攀爬。

　　吴怡茹在奔跑中突然被人推倒，而田源几乎也在同一时间一拳把那个推搡者打倒，刘金锁紧接着扶起吴怡茹，三人继续挤入近乎疯狂的奔跑者队伍中。

　　好不容易来到铁丝网前，然而身后的手电筒灯光已经照了过来，犬吠声也近在咫尺。于是，田源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一个自认为二十多年来最正确的决定。

　　你先上去，他对吴怡茹说。

　　你们怎么办？

　　再啰唆就谁也过不去了，田源大吼。

　　就这样，在田源和刘金锁的合力下，吴怡茹终于被送到铁丝网的上端，但她那个小提琴盒子却在挣扎之中啪的一声落了下来，姑娘急得大叫“我的提琴，我的提琴”。

　　田源弯腰摸了一把，但是黑暗之中一时没有摸到，这时候就听刘金锁大叫“还啥提琴啊，人先过去”，于是吴怡茹就紧咬牙关翻过了铁丝网，她的衣衫和皮肉好几处都被剐破了。

　　田源冲着吴怡茹大声喊，你快走，明天我们泅渡过去找你。说完这话，他拉着刘金锁就发疯般地逃开了，因为如果动作再慢一点，扑上来的警犬就要咬上他的脚后跟了。在慌忙奔逃之中，田源真的还抓起了那只小提琴盒子，这可是件稀罕东西，丢了怪可惜。

　　在这个惊险的晚上，七八成的“扑网者”都没有成功，全叫边防军给逮了，用卡车装上送到了临时收容所，开始进行政治甄别。

　　也就在这一夜，“扑网”这个词汇，传到了叶剑英的耳朵里。

　　叶剑英接到这个电话之前，正在阅看邓小平写给党中央的信。

　　电话里传来的是许世友的大嗓门，许世友已经被近几个月来成千“逃港”的年轻人折腾得筋疲力尽。

　　说来许世友也真是不容易，他眼睁睁地看着几百个年轻人深夜里在枪声中冲向铁丝网，甚至不少人还当场毙命，自己却无能为力。为了避免类似的惨案再次发生，他命令部队严防死守，但是 “逃港 ”的年轻人却丝毫没有减少的势头，反倒越来越多。许世友觉得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边境线不需要这样的鲜血，也不需要这样的枪声，而这一切必须要党中央拿个主意。

　　叶剑英拿着电话听筒，沉默着，一时也不知怎么回答。全国上下危机四伏，百废待兴，中央要面对的事情成山成海，每天晚上流在广东宝安的那些鲜血，一时真还摆不上党的最高决策的层面。

　　性子耿直的许世友终于忍不住了，他在电话里大声说，叶帅，要我说啊，还等什么，赶快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吧，让大家有个奔头。有了奔头，人们还会往香港跑吗？谁还想离开自己的家乡啊？另外，叶帅，赶紧请邓大人出山，现在是最需要他的时候。

　　叶剑英半晌没有搭话，慢慢地放下了话筒。

　　是应该赶快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了，这个国家需要鼓舞，这个国家的人民也需要有奔头。他对自己说，要赶快，不能再耽搁了。

　　十二 

　　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是在一九七六年的十月十四日，那是个令全体中国人目瞪口呆进而欣喜若狂的日子。

　　在那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整个中国大陆都是在鞭炮声和锣鼓声中度过的。纵情欢呼的人们涌上街头，排山倒海的欢呼声释放出了真正属于自己内心的那份喜悦。此时正值菊黄蟹肥时节，大江南北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都把三只雄蟹和一只雌蟹绑成一串，在街上叫卖，这当然就是指横行霸道的“四人帮”。

　　田源和刘金锁这对患难兄弟一时还买不起螃蟹，尽管他们此次也很想品尝蟹的美味，只是他们口袋里几乎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了。此时，他俩坐在广州的一家包子铺里，只买了两小杯价格低廉的酒，眉开眼笑地对酌着。

　　铺子门外，游行队伍的口号如雷霆一般阵阵涌过，夹杂着噼里啪啦震耳欲聋的爆竹声。田源冲着刘金锁的耳朵大声说，兄弟，国家有幸，前途有望，咱不“逃港”了，我立马回北京去，你呢？

　　刘金锁说，老天有眼，我也得回家去，带着乡亲们挖穷根，我好歹还是个生产队长，我要尽我的责任。 “四人帮 ”倒台了，我们农村的事情就有可能好办一点，我总觉得国家的政策可能会变个样子。 十二

　　两人互相击掌，脸上都有酒气。

　　当天，田源和刘金锁就结束了自己短暂的逃亡历程，各自回家。老办法，扒火车逃票，这一点他们两个显然都很有经验了。

　　而刘金锁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远在老家的夏建国、夏建红兄妹也正在计划着回北京，甚至，夏建红提出她还要带刘金锁母亲一起回北京，她要让自己的奶娘在北京宽心地住一段时间，同时带她去看看北京的大夫，把她的气喘病再确诊一下。

　　北京比起遥远的安徽和广州，更加显现出作为首都的气势和风范。这些日子，每个街区都是一片热闹欢腾的景象，就连昔日鲜人问津的水产柜台，也因为螃蟹的热销排起了长队，逼得水产公司连忙紧急调货应市。就连夏、田、任三家居住的老四合院也透露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张灯结彩，看起来比过年还喜庆。夏小妹手巧，剪了好几个“囍”字往窗上贴，不仅贴自家的，还给田家与任家也贴了。高兰起个大早，跑去菜场水产柜台，说是要抢买几只螃蟹来庆祝。夏默也早就把锅和配料准备好了，等着螃蟹下锅，可是等了一个上午，连螃蟹的影子也没见到。最后，他也顾不上螃蟹了，跑到院子中央大喊，老田、老任，今天你们别做饭了，都到我家来。

　　听到声音的田志远走进院子，一手拿着四只螃蟹，一手神秘兮兮地藏在身后，笑着说，行，我厨艺不精，就不献丑了，不过我也有宝贝贡献出来，说着他就从背后拿出两瓶茅台酒，说这还是一九七五年“整顿”时从茅台酒厂买的，三十年窖藏，今天咱们要一醉方休；还有，今天一早，以前的一个老部下就给我送来了螃蟹，说是有讲究，配的是三公一母。夏默接过螃蟹，看了看说，嘿，还真是有个圆脐的，三公一母。

　　这时，住在同一个小院的任大力也走了出来，说，这么巧啊，一大早我让燕子也去买螃蟹了，也要求“三公一母”。三个大男人于是就哈哈哈一起笑了起来。这三个大男人齐心协力，在院子的正中央，用各家的小桌子拼成了一张大桌。近中午时分，从三家厨房里烧出的菜便陆陆续续摆上了桌。

　　就餐者除了这三家大小之外，田志远还邀来了前妻曹慧，以及自己的三位老战友：刘鑫、曲径、穆大江。刘鑫来自“中办 ”，曲径来自总政，而穆大江来自新华社，这就让在新华社工作的任燕又高兴又紧张，一个劲儿地说，穆副社长坐、坐、坐。

　　四合院的小宴会开始之前，夏默首先起身，手握酒杯提议说，为了党和国家的伟大胜利而干杯！

　　众人起身，兴高采烈地重复了夏默的话，接着一饮而尽。

　　待大家落座，田志远感慨说，是啊，国家有转机了。说着，他马上转向刘鑫，试探地问，老刘，你在“中办”，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你应该知道吧，给我们说说。

　　刘鑫也参与了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但他不想说具体的经过，只是感叹说，华主席、叶帅，还有东兴同志，真是太英明了，当机立断；那四个人嚣张多少年了啊，几个小时不到就都收拾了，干净利落！

　　穆大江接着说，是啊，那天晚上，我们新华社就有军队进驻，过渡得很稳定啊，完全没出乱子啊。曲径也说，我们军队也很稳定，这是很不错的局面。

　　说着，大家都很高兴，几个大男人一杯一杯地干着茅台。

　　其实，向刘鑫询问“四人帮”的抓捕过程并非田志远的主要目的，他最想知道的还是邓小平目前的情况，于是他压低声音继续问，老刘，你知道小平同志现在怎么样？

　　田志远这问话虽然嗓音很轻，但是所有的人都听见了，于是整个四合院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一起看着这位来自“中办”的副主任。

　　刘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笑说，老田啊，我可以透露给你一句话，邓小平刚刚给华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这说明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邓小平目前很安全，至于还能不能复出重新工作，这个倒还很难说。现在中央的口径还是要“继续批邓”，这个方针不知道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我看够呛。

　　怎么还要“批邓”？田志远不满意了，说这不是和老百姓对着干吗？现在我看全体中国老百姓都希望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不但应该出来，而且要管大事。

　　曹慧一听这话，刚刚带着笑容的脸瞬间就拉了下来。她说，老田，你这话可不能乱说，什么叫“全体中国老百姓”？能“全体”吗？不管怎么说，邓小平是“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这是定了性的，这个定性是毛主席同意的，怎么能说出来工作就出来工作，还要管大事？你的立场又上哪儿去了？还当着人家老刘的面这样说，你呀你呀！

　　夏默听着曹慧这样说，心里叹了口气，他本想着利用这次聚会让田志远和曹慧好好谈谈，赶紧把结婚证给重新领了，没想到这么多年来，这两个人光长年龄，脾气却一点儿都没变，见面就吵架，眼看好好的一个庆贺聚会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他赶忙打圆场说，好了好了，邓小平能不能出来工作，不是咱们能决定的，今天咱们只管高兴。

　　可是，田志远的倔脾气这时候偏偏就上来了。他一下子就站了起来，放下酒杯，用手指关节咚咚地敲着桌子说，国家现在困难重重，急需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四人帮”都粉碎了，还说“四五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还要“继续批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中央现在的宣传口径就有问题！

　　曹慧一见前夫的态度针锋相对到这个地步，也坐不住了，立即站起来激烈地反驳。在曹慧心中，中央的所有决定和宣传口径都是不容置疑的。

　　这一对昔日的夫妻各坐餐桌的两头，越吵越凶，任凭在场的人如何劝阻，也不起作用。后来大家也不管了，各自吃各自的螃蟹，各自喝各自的酒，最后不欢而散。穆大江出院子的时候，对一脸尴尬的任燕说，还是很高兴，还是很高兴。

　　这一天，邓小平的餐桌也摆上了螃蟹。

　　邓小平细细地剔着蟹肉，吃得十分安详。这时警卫领着一个客人走进门来，邓小平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曾经的贴身秘书。

　　这位王秘书拎着螃蟹来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没有多问王秘书的近况，而是连声说坐、坐、坐，好几次用筷子给王秘书夹螃蟹。邓小平内心很是觉得有愧于这位秘书。在邓小平任职期间，王秘书一直任劳任怨地跟随着邓小平，而在邓小平受到迫害后，跟随他的人一个个都受到牵连，王秘书也是其中的一个，不用问也知道他苦头吃了不少。邓小平一想到这些同志，心里便会隐隐作痛。

　　邓小平还是问了一句王秘书，说这几个月有人为难你没有？王秘书回答说，没有，大家知道我是一直跟着您的，都很照顾我。开批判会的时候也没有动过手。“四人帮”当势的时候，张春桥曾找人让我写批判您的材料，也被总参三部的领导抵制住了。别的都没什么，就是想您啊，想咱们这一大家子人。首长啊，没想到几个月没见，您还是这么精神啊。

　　邓小平笑了笑说，我这人没别的优点，就是比较乐观，身体还好。

　　王秘书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大家都急切地盼您出来管大事呢。

　　其实，王秘书对自己的这句话心里也没底。他早先听说过一件事，说的是胡耀邦曾经托叶帅给华主席带了三句话，那三句话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很好抓，人心乐开花。胡耀邦也不简单，就那么简单的几句话，便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但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毕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所以，王秘书想，作为党主席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内心必然也是非常矛盾的，他不能不继续“批邓”；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想，这件事情似乎又是说不通的，因为邓小平是反对“四人帮”的，现在“四人帮”粉碎了，为什么还要“批邓”呢？

　　邓小平知道王秘书心里想的什么，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停了筷子，想，确实有不少人希望自己能尽快出来工作，其实自己出不出来工作是次要的，只要国家搞好了，自己出不出来工作又有什么关系？他又想，经过这十年的折腾，国家的经济快要崩溃了，人心也散了，要有新办法才能有凝聚力，才能带领人民渡过这个难关，这就需要重大的决策，而重大的决策需要非凡的魄力，中国那么大，没有非凡的魄力是推不动这个国家的。

　　想到这里，邓小平皱起眉头，站起身来，默默走到了院子里。王秘书很了解邓小平的习惯，也便站起身，默默地跟在邓小平身后。

　　院子里起风了。秋风里夹着一丝硬硬的寒冷，几片枯叶飘零在空中。邓小平皱着眉头走了好几圈，忽然一阵突如其来的难受袭击了他，这一袭击发生在腹部的下方。他一下子便捂着肚子蹲下来，一动不动，接着就全身打起了寒战。

　　王秘书慌了，趋近几步，连着喊，首长您怎么了，您怎么了？邓小平没有回答，寒战不停。王秘书一时方寸大乱，回身大声呼救，警卫与家人纷纷跑来，合力把颤抖不停的邓小平搀扶到了卧室。

　　“中办”秘书局副局长刘鑫得到邓小平生病的消息，立刻安排三〇一医院的大夫高兰前往邓小平住处进行诊断。找刘鑫帮忙是卓琳的主意，她认为目前只有刘鑫才能有比较妥善的办法。

　　经过高兰的检查，邓小平的病确诊为急性前列腺炎。根据高兰多年的经验，邓小平必须马上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可是，身份特殊的邓小平此时正处在政治隔离期，并不方便公开露面。情急之下，高兰只能为邓小平做了个临时导尿的处理，暂时缓解了邓小平的病情。

　　临走前，高兰留下了注射用具和一批麻醉针剂，嘱咐围在病人身边的卓琳及其子女，说每隔几个小时就要给病人打一针麻醉针。

　　高兰心里非常明白，麻醉针最多只能缓解几个小时的疼痛，一旦药效过去，疼痛感只会不断增加，最后导致麻醉针也失去效果。

　　高兰问，你们会打针吗？邓榕说我会，我学过医。邓楠说我也要学着给老爷子打针。这时候，大姐邓林就说，你要尽孝学打针是可以的，但总不能在老爷子身上试吧，我不怕痛，你就在我身上练习吧。高兰看到邓家的几个女儿都这么有孝心，也便放心地离开了。

　　回到家中的高兰魂不守舍，心中一直挂念着邓小平的病情。深夜，突然有人砰砰地敲着院门。高兰神经质地冲了出去，本能地以为邓小平出事了。

　　打开房门那一刻，高兰惊呆了，站在她面前的正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女儿夏建红和逃亡中的儿子夏建国，夏建红还扶着自己颤颤巍巍的奶娘。

　　夏建国兄妹回家的喜讯立刻惊动了整个院子。田志远拉住夏建国的手就问，有我家小源的消息吗？而任燕也一手拉着久违的发小建红姐姐，一手拉紧了逃亡归来的夏建国，激动得不住地跳脚。

　　大家坐下聊天，还没有半个钟头，突然门外又传来一声“爸爸”的喊叫，田志远回身一看，几乎呆了，原来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田源。

　　背着一把小提琴的田源，这一刻没有扑向爸爸，却首先扑向了夏建国，两位兄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四合院的这一夜，欢声笑语几乎到天明。大家都有说不尽的话，连任燕也几乎到鸡叫时分才回自己屋里去睡觉。早早睡着的只有刘金锁的母亲，这位病中的大娘着实太累了。

　　邓小平的病情却在急速加剧。

　　邓榕和邓楠就给父亲打一针缓解疼痛，但父亲的病情却不见好转。

　　卓琳看着丈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思虑再三，决定向叶剑英报告。

　　十二月十日的这一天，北京非常寒冷，额上冒着冷汗的邓小平终于被扶进了一辆汽车，在寒冷的冬风中被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一医院，接受住院治疗。

　　这次治疗是叶剑英秘密安排的，叶剑英还对解放军总医院作出了“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的指示。

　　病床上的邓小平咬着牙，没有发出轻轻的呻吟。街道上传来的那隐约的狗吠声，又使他想到了那些大别山深处寒冷的村庄。他对自己说，老兄，你无论如何都要给我挺住，大仗还在后头。

　　主持治疗的医生叫吴阶平，他是中国泌尿外科的开创者。为了确保邓小平住院治疗期间的保密性，此次参加治疗的医护人员一律不能向外界透露，就连自己的家人、同事也不例外。

　　吴阶平接受了组织交给的任务，立即开讨论会确定治疗方案。但是在手术治疗的问题上，诸位大夫还是产生了分歧。有的提出，已经七十二岁高龄的邓小平，应该采取保守治疗，以防万一。而另一种看法却认为保守治疗难以根治，又容易出现反复，而且根据体检的情况来看，邓小平的身体素质不错，应该可以接受手术。就这样，平时几十分钟的讨论会足足开了一天一夜，最闹心的是还没有讨论出结果。最后吴阶平拍案决定，采取积极的治疗方案，尽快为邓小平实施手术。

　　邓小平的手术被安排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八天前，华国锋与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叶剑英得知这个批复，大舒了一口气，然后时不时地就瞧着桌上的台历，牵挂着这个日子。

　　他不是单纯地牵挂着一个日子，也不是单纯地牵挂一个人，他在牵挂中国政治未来的走向。

　　自从他那天向华国锋行军礼，并且明确地提出要启用邓小平之后，就一直牵挂着这个有可能实现的政治进程。他知道这个进程非同小可，而且也只有这个进程，能够使这个百废待举的国家尽快地活跃复兴起来。

　　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

　　手术中，生性乐观的邓小平还和医护人员开起了玩笑，说想要通过电视看看自己手术的过程。他并不知道，他这个幅度不是很大的手术，牵动着多少人的心，叶剑英就是其中之一。

　　叶剑英在这一夜丝毫没有睡意，他神情严肃地坐在沙发上，静默不语，听着窗外隐约传来的漫山摇动的叶子的响声。这种响声与他身边不远处那口座钟咔咔的走动声混杂在一起，使这个夜晚特别宁静。终于，他听见了秘书走近他的脚步声。秘书俯在他耳边轻声说，叶帅，三〇一医院来电话，小平同志的手术非常成功，很快就能康复出院了。叶剑英听后，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心中悬着的石头也算是落了地。叶帅说，好了，睡觉。

　　一直候在手术室门外的卓琳的那颗怦怦乱跳的心，也在刹那间落了地。悬在她眼眶里好几天的泪水，终于痛痛快快地流落在脸颊上。